昨天在一位朋友家里我们提前纪念了六四13周年，总共来了十来个人，都是和六四，和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有各种关系的。这里面有一位是王军涛，当年他被中共认定为天安门运动的黑手，判刑13年。还有哲学家胡平，他是和我差不多，都是六四之前就来到美国的，也和我一样有一个前科。1980年国内几家大学用民主方式经过竞选，选出本地区的人民代表，他是在北京大学参加竞选，当选了海淀区的代表，结果非但代表没当成，连工作都找不到了。
1988年胡平来到美国，在哈佛大学读哲学博士，后来担任了海外第一个民运组织——中国民联的主席。还有一位叫何频，他大概是最年轻的一个，89年的时候，他在深圳担任记者，因采写了一些象官僚非法杀老虎吃虎肉等等的事件，得罪了官方。那时候呆不下去了，跑到了加拿大。他很年轻，没多少学历，也不懂英语，可是这几年何频是在海外做出成绩最大的一个人。他办的出版社——明镜出版社，出了在国内没有出版的好书。他还办起了一个新闻网站，叫多维，也是国内外影响最大的网站之一。他现在又在策划办一份海外的中文报纸，这个不一定能办得成，需要很多很多的资金。这些人中间年纪最老的是我，其他人大部分都是50年代、60年代出生的，应该说也算是中年人，都是有大学以上的学历，在文革中间长大成熟。近20年来有各自不同的方式，在国内和国外致力中国的改革，但现在都成了流亡者，有家不得归了。
但是这还不是最大的不幸，主要还是我们这些人没法直接参加国内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而且在中国社会问题上使不上劲，这恐怕也是中国的损失。这十来个人当然是在海外流亡人士里面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了，但是我们这些人究竟代表了一种什么东西？通观过去所从事的事业，我想可以说我们代表和中国1989年6月以来所走的那条道路不同的另外一个出路，另外一种可能。就拿王军涛来说，1976年那次天安门事件，他就是主要参加者之一，显然后来是在胡耀邦安排之下，当上了共青团的中央委员。那些年在国内青年中间和文化界做了大量的工作，多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以和平的方式把中国推向民主，他和陈子民在天安门运动里面对学生领袖所起的作用，也不是叫他们去推翻政府，而是恰好相反，抵制他们中间少数人的那种过激的倾向，使他们和政府之间能达成某种妥协，结果反而被中共的保守派诬陷为所谓的黑手。关于我呢，诸位听众里面年龄大的一些都记得，我从来都是致力于推动中共本身改变，根本不想推翻这个政权。所以说在海外流亡者中间，你很难找到一个人是主张用暴力手段来推翻中共政权的。这样的一大批人被迫逃亡。
事实上，从1989年6月以来，中国放弃了一条以和平道路实践政治改革和经济增长的那样一条阳光大道，而选择了一个独木桥。那就是只要经济增长，而不要任何的社会进步。中国今天的一切重大危机可以说没有一个不是由于选择了这条绝路的结果。大家在讨论里面，多数人对近期的前景都不很乐观。有一位长期在中国被拘留，后来访问这里的朋友说，中国恐怕只能是这样子不断地继续地烂下去，他看不到有别的出路。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样的看法，我们也看到了潜在的进步因素仍然在增长。无论在党外党内，有些人现在你看他似乎并没有什么反对现状的表示，但是只要时机一到，就可能完全改变态度。工人农民的运动也开始慢慢走向成熟。
（自由亚洲电台）（刘宾雁6/8/2002 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