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九十年代中国学界将重振乾嘉雄风或重蹈乾嘉覆辙之类的说法,都只是危言耸听。”以前有人这样安慰我们。这不能完全消除我的疑虑。特别是,在“思想家淡出,学问家突显”的进军中,我们终于听到了批评顾炎武的声音。

这合乎有关逻辑。

顾炎武,清代汉学的开山祖师。针对明末空疏学风,他主张“舍经学无理学”,引领了清代考据对于宋明义理的反动。“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国朝称学有根底者,以炎武为最”,这是崇尚学问的清人自己的推美之辞。对这样的人,九十年代的学问家难道也要说道?

数年来一直在鼓吹学术独立自主、学者各安其位的刘梦溪先生,在他新著《传统的误读》(河北教育出版社)书中提出:顾炎武主张经世、明道,有积极的一面,“但今天重新回视、反思中国学术史,我觉得经世致用也有负面影响,它也是造成中国学术不能独立的一个原因。”与此相应,他肯定“乾嘉汉学已经有了现代学术的萌芽”,后来的中断乃是倒退。

这里对乾嘉汉学的积极评价,实际上承了梁启超、胡适的看法。虽然梁任公早年激烈抨击“综举有清一代之学术,大抵述而无作,学而不思,故可谓之为思想最衰时代”;胡适之曾提醒人们注意“这三百年中,几乎只有经师,而无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无史家;只有校注,而无著作”,他俩在一生中大多时候是褒奖清代考据之学的。这里不细说它。

经世致用是否一定妨碍学术独立?这是个大题目。不过,注意到乾嘉时期汉学如日中天的事实,我们可以下结论说:“经以致用”其实并不曾妨害所谓“纯学术”。乾嘉之学既是“顾学”的继承,更是其反动。对于“反动”的到来,远去的顾炎武不能掠其功也不必代其过。只是,从清代学术发展的史实看,对顾的责难确乎成为这种反动到来的表征。乾、嘉时代,对顾“数典忘祖”式的批评大多指向其“不顺天命,强挽人心”,“以考据精详为末务”。“经以致用,迂阔深刻之谈,似正非正也”,钱大昕这话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他那个时代学问家们的共识。

应当承认,乾嘉学者并没错怪顾炎武。但也应承认,如果说汉学是学术独立的“王者之师”,那经以致用的“螳螂之臂”根本如何能将它挡住?如果它不是,又何必迁怒炎武。实际情形可能正相反,如同余英时解释的:炎武讲经世,“为的是求知识,因此就个人来说还是独立的;他的工作、思想是独立的”(参见《传统的误读》第352页);反倒是后起的乾嘉“纯学术”颇有“不得独立”的苦楚。“避席畏闻文字狱,着书都为稻梁谋”,这是旧话,可并未作废。即就认为乾嘉汉学有“现代学术萌芽”的刘梦溪先生,在另一处也写道:“清代朴学固然前无古人,可是从另一角度看,不也是学者们被挤压得无路可走,才去匍匐在故纸堆中讨生活吗?”

近人刘师培深刻地指出:“清代之学,迥与明殊。明儒之学,用于应世;清儒之学,用于保身。”相对于后世“专门汉学”,炎武实乃“明儒”。清代学者对他的推崇自不必说;近代以来诞生的那些学界泰斗,很有一些以自觉继承炎武之学为己任者;其中最有影响的,当数章炳麟和王国维二人。

章炳麟,一位兼大学者与革命家于一身的人物。他提出“吾以为天地屯蒙之世,求欲居贤善俗,舍宁人(按:炎武字)之法无由。”章自号太炎,又名绛,追慕顾氏的意趣很鲜明。难怪周予同先生以“从顾炎武到章炳麟”为文章题目,扼要、精彩地概括有清一代“汉学”发展的总体过程。

王国维,“潜心学术的书斋学者”,被九十年代学人推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开辟者和奠基者”。他在《殷墟书契》后记中,也以继承炎武自居。以至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有理由这样写:“我认为只有王国维是最后继承炎武的人。┅┅从炎武到王国维是近代中国学术的宝贵遗产”。

确实如此。从顾炎武到章、王,他们的学术高度固然难以企及,其经世意识、“史学精神”更令人高山仰止。站在今天的角度,不妨说先贤的具体研究方法、某些学术结论后人或可达致,而作为其终身生命活动、学术活动导引、支撑的经世精神、问题意识却永远不会过时。前者由后者所铸就,后者为前者的根。因前者,我们看到中国文化史上有些什么好东西;因后者,我们更明白了文化史上为什么能够产生这些好东西。现代杰出史学家钱穆先生告戒他的弟子:“清人治经须读乾嘉以前,虽有未精,然元气淋漓;乾嘉以后便趋琐碎┅┅总是零碎文字,不能成大著作”。我们需要更多地从价值论角度、而不是只从方法论角度研读顾炎武。

基于这些想法,对于顾氏的批评时不能不使我产生疑虑:我们是否正向“乾嘉时代”迈进?

就算是耸人听闻吧,反正我的担心多少有些根据:

正象清初大儒往往“出入汉宋,相忘于道术”(梁启超语),到乾嘉时一变为“尽弃宋诠,独标汉帜”(皮锡瑞语),我们九十年代所谓“学风转向”与之类似。八十年代思想奔腾,虽有凌空之弊,却无卑琐之失;九十年代后期的今天,虽非尽为“破碎之学”,问题意识则明显淡化。且不说“启蒙”话语显得非常遥远,就是王元化先生“有学术的思想与有思想的学术”的持平见解,似乎并不曾得到多广泛的赞同;

清初学者大多既“道问学”又“尊德性”。顾炎武说,“愚所谓圣人之道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业;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到乾、嘉年间,一变为“朴学之士炳炳有行列矣,然行义无卓越可称者”(高学治语)。今日情形如何?“人文精神”讨论被指斥为“陈腐道德”;经济学被规定为“不讲道德”;我们的视野与胸襟较之十年前变得何其狭小!八十年代,宛如上个世纪。客观原因,天地窄了施展不开;主观原因,生命不再承当沉重。借用古人的话说,所谓高明者固然追逐物质实利,“其生也勤,其死也虚”;沉潜者则“贪于难能可贵之名,欲以加少为多,临深为高”,一味玩弄能指、知识,他们的共同之处乃是:“其求在外,使人狂,使人昏,荡天下之心而不得其所本”。不管怎样曲为辩解,当今社会及其知识者的精神、道德状况都不能不说问题相当严重;

还有可比者:在对昨天的苛评方面,我们“数典忘祖”、“饮水忘源”的程度不比乾嘉学人逊色多少。上海学者朱学勤一语中的地写道:“学术界目前确实有这样一种过分否定八十年代的流行观点,而这种流行观点则直接助长着目前重学术轻思想的空气”。不能回避这一事实。我们这个民族的许多人已经习惯了趋时,习惯了背叛,习惯了忘记。世纪末的表现更疯狂。

我们到底还处于“天地屯蒙之世”。我们到底还处于后清学时代。

在这样的世代,我想对我们这个民族及其知识者而言,大概最需要的,不是批评顾炎武,而是相反的态度:回到顾炎武,重温顾炎武。在这样的世代,我深深地感到,炎武的许多话仍然活着,正象专门针对今天而发: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学,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上面两段议论,引出的乃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两句名言,即: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1998年4月27日于成都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