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2月

四十九、反右斗争与三面红旗运动之间的关系

问:在反右斗争之后不久,中共就发动了三面红旗运动。你是否认为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什么关联?

答:中共发起三面红旗运动,当然是为了加速经济发展,不过其背后的动机主要是政治的。这就和此前的反右运动大有关系。在结束了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迫害之后,中共急于让人民转移注意力,急于证明自己领导的正确。这和“六四”之后共产党大力推进经济改革出于相同的心理。假如你被打成右派,你正在那里想不通,感到很委屈,甚至愤愤不平。现在党发动了政治高潮,你该怎么办?不去参加吗?那显得你真是不乐意人民过好日子,真是和人民不一条心。参加吧,那起码在客观上成了“响应党的号召”,成了对共产党的认同。共产党在做了一件自知不那么得人心的事情之后,总是要急急忙忙的再找一件比较得人心,至少是别人不好反对的事来做。这种心理在“六四”之后的中共身上可以观察的很清楚。以此时推测彼时,我想不会太离谱。

问:三面红旗的结果是造成了空前的经济大崩溃,这且不说。值得注意的是,这场运动为什么能够搞得起来。我当时还小,不懂事,不过从孩子的眼里,我看到大人们确实都很积极,废寝忘食、热火朝天,仅仅用人们急于摆脱穷困和实现富国之梦来解释,无疑是不够的。

答:这就是“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的奥妙所在了。借助于“革命”的巨大威慑,共产党很容易做到更全面的统一和动员。刚刚经历了一场政治风暴的人们,也比较容易被导向对经济发展的更强烈的愿望。“积极份子”们不能在新的运动中落后,“落后份子”们不敢不积极。整人者希望借机更上一层楼,被整者希望借机表白洗刷。对于那些既不想当被整者、又不想当整人者、且不甘寂寞之辈,一种被允许、被鼓励、好歹具有建设性的运动,为他们提供了一展身手的舞台——而且是唯一的舞台,所以,三面红旗可以搞得有声有色,如火如荼。你甚至可以假设,如果不是中共当局的建设计划错误百出、荒诞不经,那股人为强制造成的热情,并非没有可能导致某种经济奇迹。就象当年的希特勒和斯大林一度做到的那样,然而,正因为这股热情的人为性、强制性,它完全无力抵御执政者的任何奇思怪想,因此,最终导致了空前未有的经济崩溃。

五十、真不是对,假不是错

问:我们都清楚地记得“大跃进”中的吹牛浮夸。土高炉日产千吨钢铁,一亩地打出十万斤粮食,报纸上成天是花样翻新、你追我赶的“放卫星”,而且还有大名鼎鼎的科学家出来论证。金观涛先生把这些归之为“理性的迷失”。因为在这里,人们似乎连起码的常识都没有了。

答:用“理性的迷失”来解释“大跃进”当然是很有意思的,不过它未必适用于所谓浮夸风。理性的迷失无非是搞乱了人们对是非的判断,它不可能影响到人们对真假的认定。过去你认为学生应该尊敬老师,现在你认为学生批斗老师是对的,这可以算作“理性的迷失”。但是,一是一,二是二,你把一百斤说成一万斤,这就是另一回事了。正如金观涛所说,稍有常识者都能看出亩产十万斤粮是谎言。但问题在于,撒谎者和听谎者都并非不知道那是谎言,因此他们并没有丧失常识。

问:其实在当时,连很多小孩子也知道有些“卫星”是假的。奇怪的是人们并不因此而认为那就是错的。“文化革命”中揭发出的“三反言论”,有不少是关于“大跃进”、关于“困难时期”,譬如说到虚报浮夸,说到饿死人。我们差不多都知道这些话是真的,但我们却并不认为这些话是对的。这一点回想起来简直不可思议。

答:一句话,我们明知是假的,但我们不认为它错;一句话,我们明知是真的,但我们不认为它对。“下面”对“上面”撒谎。“上面”也对“下面”撒谎。但上下两面都不觉被欺骗——起码不是完全被欺骗。因为彼此都明白自己在撒谎,也明白对方在撒谎。大家都撒谎,但大家都没有负罪感,而是心安理得,甚至理直气壮。要是有人讲了真话,我们也明知人家讲的是真话,我们自己不脸红,不惭愧,我们反而要去责怪别人,似乎别人是错的我们倒是对的。这看来真是荒唐透顶。不过那也不难解释。我承认,在“浮夸风”中,有不少人是存心欺骗,他希望别人相信他说的是真话。我也承认,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有很多人只是出于恐惧才撒谎。但我要强调的是,在“浮夸风”中,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谎言。说者的目的本不在于陈述事实,而是为了表现积极;听者何尝信以为真,他们只是深感对方的忠心可嘉。这是一种双方心领神会的默契。

应该说,这种谎言的交易在古代也非罕见。明明只有二、三十万人马,偏偏要号称“百万大军”;明明只杀死了几千名敌兵,却要奏捷“斩首十万”。皇帝明明知道下面在虚报战功,但乐得佯做不知,从而造成一种武功显赫的假象。“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大概是这样刮起来的。在一开始,也许确有地方的产量比平时高了点,当地领导为了邀功请赏,故意加以夸张。由于这种夸张能够显示上级领导的英明伟大,因此上级领导明知其中掺有水份也不肯去说穿,反而大力表彰。靠着这种相互撒谎,双方既投对方之所好,又满足自己的利益。于是大家都在浮夸上攀比竞争,牛皮越吹越大。到后来,牛皮大得不可收拾,上级才不得不设法制止。制止的办法还一定要很委婉,要尽量地减少震动,否则会“挫伤”下面的“积极性”,同时也会让上面下不来台。

很明显,在这里,人们关心的不是事实而是态度,是政治立场。人们不在乎真不真,只在乎忠不忠。我们在这种文化中浸染久了,我们也就习惯了用这种方式去思考问题。所以才会出现说假话反而是对的、说真话反而是错的荒唐局面。

五十一、说谎者必被谎欺

问:浮夸风直到大饥荒时才算刹住。这是否表明到后期,连说谎者自己都相信了自己的谎言?据说在当时,中共中央曾经煞有介事地讨论:全国粮食这么多,吃都吃不完,怎么办好呢。许多地方领导也大力鼓励人们敞开肚皮吃饭,似乎真有无穷无尽的粮食在那里等着受用。如果人们不是真心相信粮食是大丰收,他们又怎么会那样做呢?

答:撒谎撒到后来,照例是要把撒谎者自己也给搞糊涂的。真是假的标准,假却不是真的标准。你知道粮食的真实产量是一万斤,你就会知道它不是五万斤,不是十万斤;但你知道十万斤的数字是假的,你并不能因此就知道什么数字才是真的。在浮夸风的时候,上上下下都知道报上的数字是假的,但谁也不知道真实的数字该是多少。大家都低估了别人的浮夸程度,因此也就都低估了整体的浮夸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出现“透支”就在所难免了。事实上,也只有出现了严重的“透支”也就是大饥荒之后,人们才会发现这种集体的牛皮吹得太过份了。

五十二、“经济”为什么会变成不“经济”

问:这恐怕还不仅仅是吹牛吹过份的问题。象大炼钢铁、公社化运动,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在当年我插队的山村,农民对我说,过去那里山林繁茂,可是“大跃进”一来全给砍光了。本来,人们都懂得十年树木的道理,因此在砍树时都还知道要养林造林。即便在某些时候,有人贪婪无度,杀鸡取蛋,滥砍滥伐,但他们的需求毕竟有限,能够动员的力量也有限,所以总不致于砍伐一片光山。“大跃进”却不同,那时候是动员了一切力量,需要的砍,不需要的也砍,简直成了毫无目的、毫无意义的大破坏。我们现在称之为疯狂。可是问题在于当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疯狂?

答:古人早就讲过,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楚王好细腰,宫人多饿死。古语说:“上求材,臣残木。上求鱼,臣干谷”。共产党搞大跃进,表面上是为了加速建设,骨子里是好大喜功。表面上是为了经济,实际上是为了政治。下面的人难免不投其所好,竞相表现。在这时,人们砍树已经不再是为了实用,而是为了在政治上表现积极、表现冲天的“革命干劲”。“经济”变成了“政治”,所以它当然就不再“经济”了。

照理说,人天生是经济动物,做事不会不考虑效益。但当时的情况摆明了是:如果你表现得比别人积极,你可能会得到格外的好处;如果你表现得比别人落后,你必定会格外的倒霉。如果大家都随大流、顺风倒,其结果固然是经济被搞垮,生产受损失,全体人都吃大亏。可是在这时,你至少不比其它人更吃亏。许多人暗自想道:“我干嘛要当出头鸟?要倒霉都倒霉。天塌下来又不是只压死我一个。”这很难说是愚昧,更不是疯狂。这种一种自私的、怯懦的精明或油滑。

我当年在农村插队时,有一次又碰上学大寨的高潮,队长要大家出夜工锄草,是不计工分的义务工。社员和知青几乎个个都在下面发牢骚表示不想去,可又怕扣上“反大寨”的罪名挨批斗,结果去了好几十个。这天夜里偏巧天不好,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清楚,大家胡乱在地里忙活了一阵,弄死的苗比锄掉的草还多。有些人心想,既然来了就不能白来,于是他们就在地里故意高声说笑,其目的无非是向队长表示我来了。还有人心想,不能让没来的人白捞了便宜。所以他们故意呼叫那些没出夜工的人的名字,连叫几声无人答应,等于是向队长揭发某某人没有出工。你看,象这样一种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的荒唐事,本来是最应该、也是最容易遭到大家集体抵制的,但到头来反而被大家都接受。不少人起初是出于怕挨整才去参加的,然而他们一旦勉强参加了,又没有从中得到任何特殊的好处,反而会产生一种阴暗的报复心理,不是向那个发出荒唐命令的队长报复,而是向那些没有接受荒唐命令的其它社员报复。因为只有让那些不来的人吃苦头,自己枉费精神才能得到补偿。这就不仅仅是怯懦,而且是卑劣了。共产党搞运动,把人性中的这些弱点利用得淋漓尽致,同时也就使这些弱点发展得登峰造极。

五十三、庐山会议:为什么纠“左”变成了反右

问:现在常听到有人批评民主运动“帮倒忙”,理由是差不多每一次民主运动之后,当局都总是被刺激得更顽固而不是更开明。其实要说“帮倒忙”,彭德怀要算第一号。如果不是他在庐山会议上的那封万言书触怒龙颜,毛泽东也许在当时就去纠“左”而不是反右了。

答:正是如此。毛泽东不是对“大跃进”的错误毫无所知,他也不是没有纠正这些错误的某种愿望,但他不能容忍自己的最高权威受到挑战。我先前讲过,共产党领导人把自己权力的合法性建立在唯有自己最正确这一点之上,因此他们就决不肯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一旦认了错就非下台不可。看一看中共的党史,从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到王明、张闻天、周恩来,再加上后来的华国锋,中共的历届最高领导人,有哪一个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之后还能保住最高权力?

我们知道,在民主政治中,领导者的权力是来自于一套公认的程序,你在定期的选举中赢得了比别人多一些的选票,你就具有了合法的有效权力。它不需要、也不可能去编造领导者绝对正确的神话。共产党一向蔑视程序,并且总是把最高权力的正确性加以绝对化,这在表面上看来更民主——领导者犯错误随时可以被撤换;然而一到了实际运作,如果人们还想保持权力的稳定,他们就只有变得更专制,他们就必须压制一切反对意见。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把彭德怀的万言书印发给大会,摆出了“跟他还是跟我”的决战架式。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在内的党内大人物,只要他们还没有做好一举把毛泽东赶下台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他们就只好站在毛的一边反对彭。他们就必须坚称毛是正确的、彭是错误的,他们就必须同意反右而不是纠“左”。我们似乎可以推测,在当时,毛和刘、周等人是达成了某种默契的:刘、周等人试图通过帮助毛赢回“面子”的办法,来换取毛在“里子”上做出一些调整。可是在政治上,“面子”往往就是“里子”。毛泽东既然借助于放肆一搏而保住了、甚至还加强了自己的绝对权威,他就难免不进一步姿意妄为。共产党的路线也就因此而越来越“左”,直到酿成惨绝人寰的大饥荒。

五十四、“事实”不胜“雄辩”

问:对于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大陆老百姓无不记忆犹新。那正是我们这代人长身体的时候,随时随地都饿得心慌。城里人好歹有定量,吃不饱也饿不死,乡下人就更惨了。不单单是吃不饱,其它用品也都十分短缺。买什么都要凭票证,都要排大队。到后来我们竟然对此习以为常,以致于不少人都难以想象万一生活中没了票证怎么还能运转下去。

答:不过在最初,我们还是很不习惯的。成都是天府之国,在“大跃进”之前的供应一向是既丰盛又低廉。在五九年,成都也开始实行猪肉和白糖的限量供应。作为家庭主妇,母亲有时要抱怨几句,我当时听了还不以为然,觉得母亲的思想“落后”。我向母亲打赌说,顶多几个月,情况就会好转的。母亲不信。于是我把这几句话写在月份牌的最后一页上。等到新年临近我更换月份牌时,我又见到了这几句话,我知道我赌输了。可是我依然认为母亲的思想有点“落后”。

问:看来,“事实胜于雄辩”这话并不那么靠得住。这又是为什么呢?

答:事实本身不会说话,它必须通过解释才能获得意义。因此在这里,不同的解释、不同的观点、乃至于不同的话语系统,往往具有更大的功能。我们在无形中接受了共产党灌输的那套话语系统。对于一种言论,我们总是考虑它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是“革命的”还是“反动的”。至于它是否真实,反倒常常不在我们的思考之内,或者说不被我们所重视。

举一个更突出的例子吧。在上中学的时候,我们常常听老工人、老贫农作“忆苦思甜”报告。这些老工人、老贫农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在“旧社会”“苦大仇深”、在“新社会”“翻了身”的典型,而且还由政工干部事先对他们的报告内容进行过周密“指导”。可是每逢他们讲得兴起就会不小心说漏了嘴。本来是忆“旧社会”的苦,讲着讲着就讲到了三年“困难时期”——“要说苦,六一、六二年才叫苦呐。”听到这里,同学们便忍不住笑,笑他们讲“错”了。我们很少从中领悟到“今不如昔”这层严峻的意义——事实上,忆苦者自己也同样很少意识到这层意义。我们是在笑他们“觉悟还没有我们高”。所谓“觉悟”,是指对各种事实采取一整套特殊的解释。在由“觉悟”构织而成意义之网面前,单纯的事实只有从属的地位。以后的经验也证明,主要还不是由于反面的事实,而是由于这张“意义之网”本身暴露出了它的破绽和自相矛盾,才最终导致了我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从而也就对已知的事实作出了不同的解释。这至少对于我来说是如此。

五十五、“好学生”意味着什么?

问:你从小就是好学生,还担任班干部和少先队干部。这是否意味着在当时你完全认同共产党的那套价值体系?

答:这样提出问题恐怕不很恰当。首先,在当时,所谓“好学生”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比较传统的;其次,作为小孩子,我们接受了共产党灌输给我们的那套价值体系,主要地并非来自于明确的认识而只是出于环境的影响。

众所周知,在当时,“好学生”标准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学习好。学习不好,其它方面再好,也很难被认为是好学生。因此,那些智力不够高的孩子一般就不被认为是好学生。其实这里所说的智力主要是指在语言方面、逻辑方面的能力,它通常不包括在社交上、在处理人际关系上的能力,不包括应付日常生活的能力,也不包括在控制和运用肢体方面的能力。所以,有些好学生难免不是人们戏称的“书呆子”。有的甚至连书呆子也谈不上。因为在小学阶段,你若想在学业上取得相对优秀的分数,并不需要多高的智力,只要你比较努力就行了。再有,学习好并不是仅仅指考试分数高,它还要求你学习态度认真,严格遵守课堂纪律。我们那时候不时兴跳班,老师也不给学习优异的孩子提供独自进一步发展的机会。老师只是要求我们把多余的精力用来帮助同学。

问:但学习好并不是唯一重要的。因为在当时也很强调要全面发展、要品学兼优。

答:是的。你要做好学生,你就必须门门功课得五分,包括音乐、美术和体育。这才算全面发展。我小时候兴趣很广,能画画,爱唱歌,乒乓球也打得不错。学校办画展,举行文艺演出,还有什么比赛,都有我参加,得过不少奖,是全校很出名的三好学生。

问: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不少人象你一样,偶尔回忆起自己早年在某些领域里曾经取得的一点小小的成就,常常流露出几分天真的得意。

答:可不是吗?正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些自己一度热心过的领域里,没有、也不可能取得什么了不起的成就,所以才会对过去那点小小的成就格外珍视。“好汉不提当年勇”。这话反过来说也对:提当年勇者多半不是好汉,起码到后来在这些方面已经不再是好汉。

我向你讲这些,是为了说明我当时的基本状况。一个人小时候在同辈中表现得比较出色,这本身并不重要,但它对于形成一种开朗自信的个性却可能十分重要。以后,我遭受到接二连三的打击,我曾经委屈、伤心、痛苦、愤慨,但我从不曾自暴自弃。这恐怕和从小养成的开朗自信很有关系。

五十六、关于品德

问:那么,在品德或品行方面,当时流行的标准又是怎样的呢?

答:在当时,一般人对小孩子品德方面的要求仍然是比较单纯的。我们被教育、被鼓励要诚实、正直,要努力学习,热心帮助别人,尊敬师长,爱护公物,有礼貌,守纪律,讲卫生,谦逊,自制。如此等等。我接受了这些标准并且很认真去实行。老师同学、亲友邻居都很夸奖我。那反过来又强化了和内化了这套标准。

问:可是即便在上述这套标准中,其间也不是毫无争议的。比方说,守纪律是否严格到了死板的程度?谦逊的要求是否抑制了竞争的冲动?听老师的话是否导致了对权威的盲从?

答:这些问题都可能发生。在课堂上,你自己已经听懂了,你在不妨碍他人听讲的前提下做一些其它事情,本来应该是无可厚非的。但当时的课堂纪律却不准你这么做。你必须继续保持专心听讲的姿态。这对于一个心智活泼的孩子其实是很别扭的。不过它照例很能博得老师的夸奖。

再比如帮助成绩差的同学,我一向很热心,也很有耐性。不过那毕竟会用去我不少精力,倘若能多留一些精力用在自己进一步的学习上,也许还更合适些。当时既不许可跳班,也没有给智力较高的孩子提供什么特殊教育的条件,你会感到不满足,但却不知道如何满足这种不满足。与此同时,你热心帮助同学是要受到大力称赞的,这就给你了另一种满足感。只是到了后来,当你对自己的智力发展抱更高的期待并且更强烈地意识到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时,你才会感到当年没有满足你更大的知识需求是多么地令人遗憾。

问:这样看来,你当时很在意别人的评价。

答:是的。这也许是许多争强好胜的孩子(包括一些成年人)的共同的毛病。当我们尚不具备独立的价值系统时,我们无形中就把社会上流行的价值标准照单全收。于是,争强好胜就很容易表现为希望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得到周围人们一致的褒奖。为此,我们就可能去抑制自己的那些别样的、有时倒是更高贵的冲动。这大概也是我们后来为什么会热烈地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做出一系列蠢事的重要原因。

大家知道,中国的小孩子从小就被教育要“听话”。在家里听父母的话,在学校听老师的话,将来长大了在工作中听领导的话。这就是要我们接受成人社会的价值标准,而不是鼓励我们发展自己独立的价值标准。其中也包含了成人社会的价值标准是统一的和唯一的这种假定,似乎不存在多种不同价值标准的冲突。这当然很容易导致对权威的盲从。不过也不尽然。因为在价值与权威之间毕竟有一种区别。权威不一定永远代表价值。小时候,有时母亲责备我,会说“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我就不服气。在学校,有时我也会和老师争论。记得在五年级的评语上,关于我的缺点,老师写道“有时很主观”。姐姐见到这条评语笑着说:“你这么小,懂得什么主观不主观啊。”我至今也不大明白此处的“主观”究竟是指什么。大概就是指我常常自以为是、要和老师争辩吧。

说到谦逊,这在当时还不成其问题。如果你的优点都能得到周围人的充分肯定,如果各种荣誉不待你伸手总会落在你头上,做到谦逊有什么难呢?

五十七、囫囵吞枣的共产主义理想

问:不过,从一开始,共产党就在德育中注入了强烈的政治性。我们被要求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从小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我们被鼓励加入少年先锋队。一个孩子超过了九岁还没入队,他会感到很大的压力。如果你在政治上表现得不够积极,你就当不上好学生。起码是在我们的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我们都是在共产党的政治控制下度过的。难道不是吗?

答:当然是。

在那时,我们都把加入少先队员看成一件很庄重的大事。入队仪式很隆重,我们齐声高呼“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时刻准备着!”在我们心目中,“共产主义”无非是美好未来的同义词而已。我们并不懂得它的确切内涵。和其它孩子一样,我认为入队是很光荣的。那时我还想,等到十五岁我就该加入共青团,等到十八岁我就该加入共产党。虽然我的亲友中没有谁是共产党员,而对于我认识的几个为数不多的共产党员,我心里也并不格外敬佩,但我仍然把党员视为出类拔萃的优秀人物。出于自信,我把自己将来入团入党视为理所当然。应该说,共产党在当时对我们的政治宣传是相当成功的。我们都没有把入队入团入党看作是接受某一套特定的政治理念,而是看作一个优秀者在人生道路上必经的阶梯。

从理论上讲,入队入团入党都是一种政治行为,但在当时,共产党的政治已经渗入或泛化到如此地步,以致于它对于我们不再是政治而等同于人生。当某一种理想成为社会上唯一的一种理想时,我们就不会认为它只是一种理想而会认为它就是理想本身。我们囫囵吞下这种理想。我们没有拒绝它,同样地,我们也没有咀嚼它、消化它。如果说我曾经一度成为这种理想的信徒,严格地讲,那是后来的事。

五十八、进入与接纳

问:假如我们当时接受共产主义理想只是未经消化的囫囵吞枣,那是否意味着它实际上是空洞的、毫无意义的?

答:不然。首先,我们人云亦云,我们就进入了那套预设的话语系统。一旦进入了那套话语系统,你以后就很难不进入那套思想观念本身。其次,由于这种理想的唯一性和先入为主,我们从一开始也就相信了它。虽然说这种相信是未经反思的,因而它算不上真正的相信;可是它既然影响了我们现实的所言所行,因此它又决不是空洞的。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当我按照这套要求去说去做的时候,我立刻就被对方肯定和接纳。这就强化了和内化了这套标准。如果我晚生几年而遇上象“文革”中的那种状态,身为“黑五类狗崽子”,连想入红小兵都被拒之门外,那么自己的感受肯定就会很不相同了。

问:对了。你积极,你的积极得到承认。这一点很重要。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怀疑常常是起自于被拒绝。这也算“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吧。

答:我先前讲过,我当时对于官方倡导的东西并不是毫无疑惑。不过这些疑惑仅仅是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它们还不构成清晰的意识,我也就不可能把它们明确地表达出来——不是不敢于表达,而是不能够表达。于是,这些疑惑便处于隐而不显的状态。比如学习刘文学的活动。我虽然暗地里对这位英雄榜样不那么以为然,但是在外部行为上,我仍然是在那里响应号召写作文、出墙报,看起来还是很积极的。这种积极又受到夸奖。而那些疑惑也就进一步被抑制了。

(未完待续)

——旧《中国之春》93年2月号(总第1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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