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不遂人愿。《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王瑶主编）确乎留下了巨大的遗憾。
这部著作没有完成，而且永远无法真正完成。陈平原“小引”就此写道：“任何著作都有遗憾，而此书因主编王瑶先生的过早去世，留下的遗憾便显得格外突出。”突出体现在，原定整体设计难以真正落实，包括冯沅君、陆侃如和钱钟书、刘大杰诸章缺席，使全书显得有点“残缺不全”。话又说回来，“与其勉强凑数，不如以‘残缺’示人”；或许这个课题会因此而成为一个开放的空间，召唤更多的研究者加入。
尽管如此，我以为有的缺憾似乎可以避免。
《进程》总共十七个篇章，小标题制作三三两两，使全书体例不够统一。当然这不是大不了的问题，不过顺手把它们改正岂不更好？各篇的引述、论证水准也参差不齐。多数篇章有脚注又有尾注，部分文后还附有参考书目，展示了作者深厚的功力和著述的认真。尤为值得称道的是，有一、两篇还采用了未刊的手稿。虽然这在作者不过是近水楼台、顺手牵羊之举，可也确实让我们这些山高水远的读者眼亮。可惜并非每篇如此。其中两、三篇引证太窄，论述浮光掠影，显得研究不能深入，甚至有泛泛介绍之嫌。以一部“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高水准来衡量，不说滥竽充数，肯定让人失望。
说到识见、旨趣，《进程》十几名作者悬殊太大，甚至判若云霄。坦率地讲，论述鲁迅、陈寅恪、胡适、俞平伯、吴世昌诸篇有自己的独到见解，称得上匠心独具、别出机杼；有的篇章则看不出作者有何研究心得。比如论述郑振铎一文，最末一节专门谈论郑振铎是“中国文化界最值得尊敬的人”，读后感到莫名其妙。《郭沫若对现代学术思想的贡献》则通篇都是谀词，让人难以卒读。一则称郭氏为“中国古史研究的开拓者”，一则说他是中国“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甲骨文、金文的第一人”，这些结论不知从何得出！当然，作者不妨坚持一家之见；然而如此过分拔高，我以为立论有欠严谨，对罗振玉、王国维那些杰出学者更不够公正。诚然，1937年何干之总结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时，曾说过郭氏著作“为中国古史的研究，开了一个新纪元”。但那是特定环境下所说的情感偏向相当明显的话。时过境迁，我们今天很难认为这一评价公允、客观。
有意思的是，这位撰稿人虽也承认郭氏“某些结论不够严密科学”，却又说“‘六经注我’是我们的一种传统，不过郭沫若比别人更具现代色彩，更多主观随意性罢了。”这样曲意辨护，表明他因对研究对象的偏爱而模糊了自己的视线。于是，在论及《十批判书》时，提出“《十批判书》对诸子思想的评断不一定全部精当，但他运用唯物辩证法进行研究却是开创性的”。“不一定全部精当”，问题仅仅如此吗？！余英时先生五十年代于香港刊物上发表《〈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一文，揭发郭著大量抄袭钱穆先生。一般读者不知这桩公案，情有可原；而作为一个专门研究者，佯装不知或置之不理，恐怕说不过去。
这无疑构成了《进程》一书的致命内伤。“尽管撰稿者中不少是研究对象的学生或私淑弟子，但不想为尊者、贤者讳，更不想写成怀念文章。┅┅比如，谈郭沫若不能不谈晚年的《李白与杜甫》，不是专门揭短，而是展示学术道路的曲折坎坷。”陈平原“小引”讲得挺好；然而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情景？作为读者，我不能不这样想：要不，《进程》选错了自己的对象；要不，个别撰稿者力所不逮：二者必居其一。
还要指出，《进程》的若干篇章未能准确把握、充分体现“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学术追求。注重文学观念、学术思想的创新以及研究领域的开拓，注重西方研究方法和中国固有学术传统（如乾嘉学派的学术境界和治学方法）的撞击、会通，而不以学术成就为唯一取舍标准，这是王瑶先生定下的课题宗旨。初衷当然不错，可未能充分付诸实施。仅就手头这本《进程》而论，讨论对象中有些学者体现中西会通的特色很鲜明（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朱自清、闻一多、俞平伯、王元化等）；另一些则很难说有代表性，起码我们从《进程》看不出“代表性”；有的，恕我冒昧，则根本不够切题，比如“孙楷第”一文。
孙楷第，论者称他为“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的现代第一人”。这一称谓首先使人纳闷：“现代第一人”何谓？莫非孙先生之前，古典小说方面没鲁迅、胡适？古典戏曲方面没王国维、吴梅？看了半晌，发现下文如是交代：现代“古典小说戏曲研究家当中，从版本目录学进入研究位置的，始于孙楷第”。“第一”前面原来有这么长的限制语。我们再问，“现代”除了表明时间背景，有没有“现代性”的意思？看不出来。我们知道，从版本目录学进入研究位置，乃是乾嘉学派学者的基本特点。该篇文章事实上水到渠成地引出这样的结论：“除乾嘉学派的考证方式，他（按指孙楷第）从没想到试试采用更时兴的方法”：“他以自己的学术实践证实：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仍未过时，并且能够在现代的古典小说戏曲研究中得到应用”。瞧！不是偏离了航道又是什么？
说到乾嘉学派，想到经学专家周予同教授五十年代末曾下过一句断语：“现代学者都曾受到过乾嘉学派的影响”。周先生陈述了一个基本事实。以我看，《进程》的许多篇幅不妨看作为这话做注。除孙楷第以外，据我粗略统计，全书专门立章的十七位大学者中起码四分之三以上与“清儒家法”沾亲带故。即便超卓若陈寅恪先生，他重工具、材料而追求通解通识，以超越“乾嘉诸老”为己任并力倡“新宋学”，也不能说与乾嘉派“影响”毫无干系。当然，“重考据而又不囿于考据，或者说承清学而又不囿于清学”，学者的高下往往由此见出。基于这一理由，除陈寅恪以外，我对《进程》中论述鲁迅、朱自清、俞平伯、吴世昌、王元化等人的篇章很喜爱。当然，如果单论学术成就，这数位学者也不一定就比其他大师格外强（学术上的“座次”其实很难排）；然而他们“对于考据工作具有与旧式考据家不同的较为明确的现代意识”，却不能不受到我们的极力推举。某种意义上，中国人文学术尚处于后清学时代。加之许多学者又直接间接受到胡适派方法影响，流风所及，重考据轻批评自不必说，文学领域的研究往往为“历史”而牺牲了“文学”。（当然，“历史”的研究有其自身的价值，也往往成为文学史研究的基础工程）《进程》帮助我们看清了这一点；但是否也隐含着对“乾嘉—胡适”路线的认同？
《进程》客观上有一种“厚古薄今”的遗憾。“谈论近、现代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的贡献，为何只及古典而不及现代，难道身为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长的王瑶先生也厚古薄今？”陈平原承认这是不小的遗憾。他的解释是：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奠基之作，偏偏王先生又是主持“进程”课题的最佳人选。王先生谦虚，要避“王婆卖瓜”之嫌。这一理由当然说得通，但我总觉得不很充分。有没其他因素呢？──客观上，本世纪以来学界泰斗大多研究五四以前的“古典”，即使他接受西方的文学史研究框架，一般只派做“考古”用场；主观方面，我想大概也不能排除《进程》课题承担者有“重考据轻批评”的心理（当事人不一定自觉）。从这种心理出发，当然一切都要等到变成历史后才好研究。
这只是我的揣测，不成熟，提出来仅供参考。
《进程》一书确实留下了太多遗憾。不过我的意思绝对不是说，这书就一无是处。不是那个意思。这本书有许多优点，在我看来理所应当。它应当达到那个水准。何况，我从这本书获得不少教益。即就是我最不满意的“郭沫若”一篇，谁说毫无可取之处呢？！该篇讲述郭氏少年时老师多为著名经学家廖季平的高足，他们“引起了他（按指郭沫若）对旧学的喜爱，并初步养成了他爱考证、好翻案的脾气”；这对于深入认识郭氏，思考学术史上的争论对现代思想史的影响，无疑有着启发性。比如，我们可以从学术门径入手把鲁迅与郭沫若加以对照：鲁为朴学大师弟子，郭是今文派传人。这一分途带来的影响，很是耐人寻味。
由于多种原因，研究现、当代从来不比研究“古典”容易，涉及到活着的人可能就更难。加之，考虑到《进程》乃是“在主编缺席的情况下，全凭各位撰稿人的学术良心”才得以完成，我的这些批评显得缺少宽厚。“站着说话腰不疼”，大概如此。不过，八十年代我就听说王瑶教授在主持这项课题，从那时起一直在热切期盼看到成果问世。谁想拿到的却是这样的“半成品”，距我的预期实在太远。所谓爱之切则恨之深。我想，对于这样一部自己曾经寄望很深的著作，我完全可以说一声：
可惜！
1998年4月29日于成都
（《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王瑶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