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不遂人愿。《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王瑶主编)确乎留下了巨大的遗憾。

这部著作没有完成,而且永远无法真正完成。陈平原“小引”就此写道:“任何著作都有遗憾,而此书因主编王瑶先生的过早去世,留下的遗憾便显得格外突出。”突出体现在,原定整体设计难以真正落实,包括冯沅君、陆侃如和钱钟书、刘大杰诸章缺席,使全书显得有点“残缺不全”。话又说回来,“与其勉强凑数,不如以‘残缺’示人”;或许这个课题会因此而成为一个开放的空间,召唤更多的研究者加入。

尽管如此,我以为有的缺憾似乎可以避免。

《进程》总共十七个篇章,小标题制作三三两两,使全书体例不够统一。当然这不是大不了的问题,不过顺手把它们改正岂不更好?各篇的引述、论证水准也参差不齐。多数篇章有脚注又有尾注,部分文后还附有参考书目,展示了作者深厚的功力和著述的认真。尤为值得称道的是,有一、两篇还采用了未刊的手稿。虽然这在作者不过是近水楼台、顺手牵羊之举,可也确实让我们这些山高水远的读者眼亮。可惜并非每篇如此。其中两、三篇引证太窄,论述浮光掠影,显得研究不能深入,甚至有泛泛介绍之嫌。以一部“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高水准来衡量,不说滥竽充数,肯定让人失望。

说到识见、旨趣,《进程》十几名作者悬殊太大,甚至判若云霄。坦率地讲,论述鲁迅、陈寅恪、胡适、俞平伯、吴世昌诸篇有自己的独到见解,称得上匠心独具、别出机杼;有的篇章则看不出作者有何研究心得。比如论述郑振铎一文,最末一节专门谈论郑振铎是“中国文化界最值得尊敬的人”,读后感到莫名其妙。《郭沫若对现代学术思想的贡献》则通篇都是谀词,让人难以卒读。一则称郭氏为“中国古史研究的开拓者”,一则说他是中国“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甲骨文、金文的第一人”,这些结论不知从何得出!当然,作者不妨坚持一家之见;然而如此过分拔高,我以为立论有欠严谨,对罗振玉、王国维那些杰出学者更不够公正。诚然,1937年何干之总结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时,曾说过郭氏著作“为中国古史的研究,开了一个新纪元”。但那是特定环境下所说的情感偏向相当明显的话。时过境迁,我们今天很难认为这一评价公允、客观。

有意思的是,这位撰稿人虽也承认郭氏“某些结论不够严密科学”,却又说“‘六经注我’是我们的一种传统,不过郭沫若比别人更具现代色彩,更多主观随意性罢了。”这样曲意辨护,表明他因对研究对象的偏爱而模糊了自己的视线。于是,在论及《十批判书》时,提出“《十批判书》对诸子思想的评断不一定全部精当,但他运用唯物辩证法进行研究却是开创性的”。“不一定全部精当”,问题仅仅如此吗?!余英时先生五十年代于香港刊物上发表《〈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一文,揭发郭著大量抄袭钱穆先生。一般读者不知这桩公案,情有可原;而作为一个专门研究者,佯装不知或置之不理,恐怕说不过去。

这无疑构成了《进程》一书的致命内伤。“尽管撰稿者中不少是研究对象的学生或私淑弟子,但不想为尊者、贤者讳,更不想写成怀念文章。┅┅比如,谈郭沫若不能不谈晚年的《李白与杜甫》,不是专门揭短,而是展示学术道路的曲折坎坷。”陈平原“小引”讲得挺好;然而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情景?作为读者,我不能不这样想:要不,《进程》选错了自己的对象;要不,个别撰稿者力所不逮:二者必居其一。

还要指出,《进程》的若干篇章未能准确把握、充分体现“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学术追求。注重文学观念、学术思想的创新以及研究领域的开拓,注重西方研究方法和中国固有学术传统(如乾嘉学派的学术境界和治学方法)的撞击、会通,而不以学术成就为唯一取舍标准,这是王瑶先生定下的课题宗旨。初衷当然不错,可未能充分付诸实施。仅就手头这本《进程》而论,讨论对象中有些学者体现中西会通的特色很鲜明(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朱自清、闻一多、俞平伯、王元化等);另一些则很难说有代表性,起码我们从《进程》看不出“代表性”;有的,恕我冒昧,则根本不够切题,比如“孙楷第”一文。

孙楷第,论者称他为“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的现代第一人”。这一称谓首先使人纳闷:“现代第一人”何谓?莫非孙先生之前,古典小说方面没鲁迅、胡适?古典戏曲方面没王国维、吴梅?看了半晌,发现下文如是交代:现代“古典小说戏曲研究家当中,从版本目录学进入研究位置的,始于孙楷第”。“第一”前面原来有这么长的限制语。我们再问,“现代”除了表明时间背景,有没有“现代性”的意思?看不出来。我们知道,从版本目录学进入研究位置,乃是乾嘉学派学者的基本特点。该篇文章事实上水到渠成地引出这样的结论:“除乾嘉学派的考证方式,他(按指孙楷第)从没想到试试采用更时兴的方法”:“他以自己的学术实践证实: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仍未过时,并且能够在现代的古典小说戏曲研究中得到应用”。瞧!不是偏离了航道又是什么?

说到乾嘉学派,想到经学专家周予同教授五十年代末曾下过一句断语:“现代学者都曾受到过乾嘉学派的影响”。周先生陈述了一个基本事实。以我看,《进程》的许多篇幅不妨看作为这话做注。除孙楷第以外,据我粗略统计,全书专门立章的十七位大学者中起码四分之三以上与“清儒家法”沾亲带故。即便超卓若陈寅恪先生,他重工具、材料而追求通解通识,以超越“乾嘉诸老”为己任并力倡“新宋学”,也不能说与乾嘉派“影响”毫无干系。当然,“重考据而又不囿于考据,或者说承清学而又不囿于清学”,学者的高下往往由此见出。基于这一理由,除陈寅恪以外,我对《进程》中论述鲁迅、朱自清、俞平伯、吴世昌、王元化等人的篇章很喜爱。当然,如果单论学术成就,这数位学者也不一定就比其他大师格外强(学术上的“座次”其实很难排);然而他们“对于考据工作具有与旧式考据家不同的较为明确的现代意识”,却不能不受到我们的极力推举。某种意义上,中国人文学术尚处于后清学时代。加之许多学者又直接间接受到胡适派方法影响,流风所及,重考据轻批评自不必说,文学领域的研究往往为“历史”而牺牲了“文学”。(当然,“历史”的研究有其自身的价值,也往往成为文学史研究的基础工程)《进程》帮助我们看清了这一点;但是否也隐含着对“乾嘉—胡适”路线的认同?

《进程》客观上有一种“厚古薄今”的遗憾。“谈论近、现代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的贡献,为何只及古典而不及现代,难道身为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长的王瑶先生也厚古薄今?”陈平原承认这是不小的遗憾。他的解释是: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奠基之作,偏偏王先生又是主持“进程”课题的最佳人选。王先生谦虚,要避“王婆卖瓜”之嫌。这一理由当然说得通,但我总觉得不很充分。有没其他因素呢?──客观上,本世纪以来学界泰斗大多研究五四以前的“古典”,即使他接受西方的文学史研究框架,一般只派做“考古”用场;主观方面,我想大概也不能排除《进程》课题承担者有“重考据轻批评”的心理(当事人不一定自觉)。从这种心理出发,当然一切都要等到变成历史后才好研究。

这只是我的揣测,不成熟,提出来仅供参考。

《进程》一书确实留下了太多遗憾。不过我的意思绝对不是说,这书就一无是处。不是那个意思。这本书有许多优点,在我看来理所应当。它应当达到那个水准。何况,我从这本书获得不少教益。即就是我最不满意的“郭沫若”一篇,谁说毫无可取之处呢?!该篇讲述郭氏少年时老师多为著名经学家廖季平的高足,他们“引起了他(按指郭沫若)对旧学的喜爱,并初步养成了他爱考证、好翻案的脾气”;这对于深入认识郭氏,思考学术史上的争论对现代思想史的影响,无疑有着启发性。比如,我们可以从学术门径入手把鲁迅与郭沫若加以对照:鲁为朴学大师弟子,郭是今文派传人。这一分途带来的影响,很是耐人寻味。

由于多种原因,研究现、当代从来不比研究“古典”容易,涉及到活着的人可能就更难。加之,考虑到《进程》乃是“在主编缺席的情况下,全凭各位撰稿人的学术良心”才得以完成,我的这些批评显得缺少宽厚。“站着说话腰不疼”,大概如此。不过,八十年代我就听说王瑶教授在主持这项课题,从那时起一直在热切期盼看到成果问世。谁想拿到的却是这样的“半成品”,距我的预期实在太远。所谓爱之切则恨之深。我想,对于这样一部自己曾经寄望很深的著作,我完全可以说一声:

可惜!

1998年4月29日于成都

(《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王瑶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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