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2月
176、在八·一八大会上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接见北京及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群众和红卫兵。
大会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从六月起，我们从报纸上开始了解到中央文革小组的存在。当时，我们对这个机构的功能并无明确的印象。我们只是顾名思义地推想它将在文化革命运动中扮演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至于说这个凭空冒出来的机构同中央的其它机构——如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等——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我们则压根没去思考过。到目前为止，知道陈伯达是何许人者，即使在高中学生中也寥寥无几。我算是少数略知一二者。我知道陈伯达是党内著名理论家。我翻阅过他那本《中国四大家族》，记得还是繁体竖排本，估计从五十年代后期就不曾再版，市面上很少见得到。共产党国家既然是意识形态统治的国家，照理说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人物应该享有显赫的权势；但直到文革前夕，这批人物却多半处于并不引人注目的位置。站在前台发号施令者还是那些掌握世俗权力（行政权力、军事权力、党的组织权力）的官员。文革的爆发，把几位“秀才”推上了政治舞台的中心。这对于以往的“十七年”（一九四九到一九六六）固然是一重大转变；不过细细想来，那倒也是极权统治登峰造极顺理成章的结果。
在这次大会上，林彪和周恩来先后发表了讲话。此时的林彪，已经跃居为中共第二号人物。在刚刚闭幕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被当选为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人们对林彪自然是熟悉的。我们从小学和中学的历史课本上早就听说过林彪指挥平型关大战的业绩，男同学中一向不乏对军事问题感兴趣的人，提起共和国的十大元帅来个个如数家珍（有趣的是，对于国务院的那几个副总理我们却没人记得清楚）：“困难年间”街头店铺还出售过佩戴领花肩章的十大元帅照片。在朱老总日见淡出、彭德怀庐山罢黜之后，林彪的位置早已列于军人之首。近年来林彪在政坛上又相当活跃，解放军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因此，对于林彪地位的上升，一般人并不感到意外。
八·一八大会，刘少奇靠边站。在第二天《人民日报》的有关报道中，刘少奇的名字被排在第七位。自从五九年出任国家主席以来，刘少奇的名字一直排在第二位；每年十一国庆，报上都要将毛、刘两主席的照片并列刊出。这一变化无疑是意味深长的。然而在当时它却并没有引起我们的任何猜测或联想。直到三、四个月之后，一篇大概是署名“首都清华井岗山”的大字报提出了一连串的“为什么”，其中一个是问“为什么在八·一八大会上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名字从原先的第二位降到第七位”，一般人似乎才有所领悟。
177、毛泽东独领风骚
八·一八这一天，毛泽东一反往日着中山服的习惯，身穿草绿色的军装登上了天安门。这是在告诉人们、尤其是告诉潜在的反对者们，那只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巨手，同时正紧握着全国的武装力量。陈伯达在开幕词中，首次给毛泽东一口气加上了“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舵手”三个头衔；林彪则又添加上“伟大统帅”。看来，“文革”的发动者们是把文革当做一场战争来进行的。无怪乎在这场号称文化革命的运动中会始终充满着武化的术语，从“战略部署”“炮打司令部”到“红卫兵”、“战斗兵团”。假如说这场战争可以用文斗而非武斗的方式完成，那仅仅是因为它的敌人根本不具有任何借以反抗的物质手段而已。
在八·一八大会上，毛泽东本人并没有对群众发表讲话。自文革开始以来，毛泽东多次与群众会面，包括七月十六日畅游长江、八月十日亲临中央接待站、以及从八·一八到十一月二十六日前后八次在天安门广场检阅文革大军。在这些场合中，毛泽东都没有发表成篇成段的演说。他只是默默地领受群众的欢呼崇拜，至多喊两声“人民万岁”以示回敬和讲了一句“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和希特勒以及列宁不同，毛泽东并不善于面对广大群众进行煽动性的雄辩演讲，把听众带入如痴如狂的沉醉状态。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更类似于传统的教主或帝王。毛泽东当然极富讲话的才能，不过他的讲话才能属于另一种性质。
在八·一八大会上，毛泽东是万众瞩目的中心。不错，在以往的五一十一大典上毛泽东也同样是中心；但是在过去总还有其它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共同分享那份荣耀。在过去，毛泽东是“第一”，不过至少从表面上看，那还只是“之一”中的“第一”；如今他成了“唯一”，其余的领导人则从“共同”变成了“陪同”。此前几个月的密集宣传，已经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如今，毛泽东亲自接见红卫兵的盛大集会，更借助于其雄伟壮观的戏剧性场面而把这种崇拜深刻地印入每一个人的心灵。
178、关于个人崇拜
讲到个人崇拜，有必要多说几句。
一提起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人们通常会联想到“四个伟大”，联想到小红书、“天天读”，联想到“三忠于、四无限”。按照官方的定义，个人崇拜是指将领袖个人神化，一个人说了算，违反共产党集体领导的原则。其实这些都无关紧要甚至不相干。问题的要害在下面两句话：“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谁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都要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在历史上，有些杰出的个人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一般人又总喜欢给自己敬佩的人物献上最美好的颂词。这是人之常情，不足为怪也不足为害。譬如，许多英国人认为丘吉尔是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军事家兼伟大的著作家。美国开国不过两百多年，但被美国人、包括美国的历史学家称为伟大领袖或伟大统帅者就不下七、八个之多。教皇保罗二世新近出了一本书，第一版印行便有上千万册，全世界该有多少严肃的天主教徒满怀虔敬之心在那里认真研读。在中国，从来不曾有过以毛泽东或邓小平命名的街道城镇；而在美国，以华盛顿、林肯命名的街道城镇少说也成百上千。毛泽东本来讲得不错：“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然而，让人崇拜是一回事，不让人不崇拜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关于毛泽东独断专行，一个人说了算，违反集体领导原则的这种指控本身就经不起推敲。第一，有些部门、有些工作，本来就该实行个人负责制。例如美国最高行政部门，当然是总统个人说了算。第二，毛泽东所作出的各项决定，包括打倒彭德怀的决定和发动文化革命的决定，无一不是经过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赞成通过。与其说是毛泽东违反了集体领导的原则，不如说是那个集体的成员自己放弃了原则（李锐在回忆庐山会议时写道，当时他产生了“一种很悲观的情绪：‘这是中央委员会，竟没有一个人敢讲一句公道话。’”）。第三，认真说来，天下没有一个统治者可以真正的独断专行，因为他必须依靠亲信、助手和同志的主动支持，他必须不断地向他的同事们作出让步，给予好处、加以利用和进行安抚，以换取他们的合作。就连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是他的同事们一手制造出来的。没有众人抬轿，坐轿便只是幻想而不会成为现实。第四，强调领袖个人与领袖集体的区分、强调领袖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集体，这话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意义。对领袖个人的崇拜应该抛弃，对领袖集体的崇拜莫非就该保留么？且不说在很多情况下，领袖个人代表了领导机构、代表了那个党那个派，因此无法将二者划开；即便二者能够划开又怎么样呢？毛泽东可以反，党中央就不能反吗？共产党就不能反吗？
一九七九年三月，魏京生因为发表批评邓小平实行新独裁的大字报而被中共当局逮捕并判处十五年监禁。当时，对毛泽东（以及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已经结束，对邓小平的个人崇拜尚未开始。由此可见，大张旗鼓的个人崇拜固然是把极权统治推向极端的一个重要手段或显著标志；但仅仅是否定所谓个人崇拜却并不等于从根本上否定极权统治。
179、无限热爱的几条原因
我不打算花费笔墨去描述天安门广场那激动人心的热烈情景。它们已被印入千万幅照片和电影拷贝而留存于历史的档案。我这里试图说明的是，在运动初期，广大青年学生为什么会对毛泽东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忠诚与爱戴。除去共产党长期以来的强力宣传灌输和群众集会本身具有的巨大感染作用之外，还有其它一些原因，例如急于显示自己革命性的愿望，意识到自己重要性的骄傲，等等。
我们这代人从小深受革命理想主义教育。在我们看来，人生的全部意义就是革命。然而，意义从来不是单独存在、自满自足的东西。意义只存在于关系之中，存在于人与人的交往之中。我们要革命，这不仅仅意味着我们必须做出某种行为，而且往往还意味着我们必须让自己的这种行为被他人所知晓，从而赢得他人的理解和肯定。因此，关于自己如何革命的问题，常常就变成了一个自己如何表现、如何显示、如何证明自己革命的问题。既然在当时，大家都认为忠于领袖就是忠于革命，于是人们便竟相攀比，争先恐后地表现对领袖的热爱与忠诚。这就是说，在人们当年那种对领袖的狂热崇拜中，一部分是出于内心感情的自然抒发，另一部分则是出于刻意的表演，是做给别人看的。故而愈是在群众性的场合，这种感情便表现得愈热烈。在那时，倘若有人表现出对伟大领袖不那么热爱，比如说不经意地损坏了一幅毛泽东的画像或者是把印有领袖照片的报纸用来垫座位，常常会招致一番无情的批斗（表现忠诚的大好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不尽量表现出无比热爱的样子，行吗？
和以往的庆祝五一、十一大会不同，八·一八大会空前地突出了青年学生的地位。天安门广场中央是北京大学的队伍，正前方则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代表（主体仍是学生），两旁的观礼台，过去总是留给工农兵先进代表，如今却坐满了革命小将，就连昔日由北京卫戍区担任的整个广场的警戒任务，也一反常规地交给身穿旧军装、腰扎宽皮带的红卫兵。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一千多名红卫兵代表，并欣然接受了红卫兵给自己献上的红袖章。一时间，红卫兵，青年学生成了全中国、以至全世界注目的焦点。
人生一世，大概再也没有比意识到自己存在的重要性这种感觉更令人欢欣鼓舞的了，尤其是在这种感觉降临得十分突然的情况下。《十六条》中写道：“一大批原来不出名的青少年，成了革命的闯将。”共产党长期压制青年人的出名欲，现在却骤然把巨大的荣誉加到了这批青年的头上，这怎能不使他们受宠若惊、感激涕零，从而倍增报效之心呢？尽管说运动初期的红卫兵具有明显的排他性，不过在当时，一般青年学生、特别是北京以外地区的青年学生对此犹感受不深，绝大多数学生只是通过八·一八大会感觉到自己成了革命小将，感觉到自己深受伟大领袖的无比恩宠，感觉到自己政治地位的急速上升，这就极大地增加了对毛泽东的感激与效忠的热情。
180、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红卫兵的发源地——北京。红卫兵组织的创建者——一批以高干子弟为主的中学生。
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唯有身处全国政治中心者才会有那种“近水楼台先得月”式的敏感，唯有出身红色家庭的中学生才会有那份无所顾忌的自信——其实这并不纯然是自信，自信是指一个人对自己有信心；而他们与众不同的信心却在于，他们相信自己一定会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信任。另外，也唯有他们，才有机会和条件使自己的声音及时地上达天听。
当我从广播里听到伟大领袖接见红卫兵的消息后，心中很不平静。高二时读《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青年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名义贴出告示，“嘤其鸣矣，求其友声”。那也启发我萌生类似的意念：结交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一个自己的什么组织。如今，北京的同学们率先迈出了这一步，并且受到毛泽东的亲自支持；羡慕之余，我甚至还有几分遗憾。随后，我读到了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的红卫兵宣言和三篇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的传单，那磅薄的气势、犀利的文风，令人惊叹，令人震动。当然，我也从这些文字中察觉到红卫兵唯我独尊的傲慢。这种感觉让我很不舒服。
八·一八大会后，红卫兵运动迅速地蔓延全国。成都街头开始出现了一批又一批来自北京的红卫兵。成都市的中学，首先是干部子弟集中的重点中学，然后是包括十九中在内的普通中学，陆续成立了自己的红卫兵组织。早期红卫兵发展组织的标准十分严格，只有出身于纯正的红五类家庭的学生才有资格加入。在我们高三（一）班，挑来挑去，只有五个同学被获准加入首批红卫兵。虽然在诞生之初，红卫兵无非是一些青年学生自发结合的组织；但一经中央支持鼓励，它立刻就染上了某种官方色彩。此时的红卫兵，不是谁想组织就可以组织，谁想加入就可以加入。以十九中为例，十九中的红卫兵是在校文革一手扶持下建立的。其它中学也大致如此。所以，后来人们又把这批红卫兵称为官办红卫兵。
在这段时期，其它同学也陆续成立了各种名称的战斗小组。不过这些战斗小组都极不稳定。事实上，它们不过是三三两两的同学合写大字报的共同笔名。这也难怪。因为，迄今为止，同学间尚未出现明显的观点分化，彼此的结合还带有相当的随意性和临时性。在这段时期，唯一稳定的组织是红卫兵；而造成红卫兵组织稳定的唯一因素则是它采取了一套严格排他的成员资格标准。当时，每所学校都只有唯一的一派红卫兵。
181、破四旧运动
在八·一八大会上，林彪代表党中央发出号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从八月十九日开始，在北京首先发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破四旧”运动。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和青年学生“杀向社会”，刷标语、贴宣言、发通告、下禁令，“向旧世界全面宣战”。紧接着，《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了首都红卫兵破四旧的“革命行动”，并且发表评论热烈赞扬。于是，破四旧运动便迅速地在全国范围内扩展开来。
成都市自然也不例外。所谓破四旧，无非是指以下几种活动：
一、给大大小小的街道商店和单位更改名称。例如，闹市区的春熙路改为反帝路，著名的陈麻婆豆腐饭店改为文胜饭店，十九中也改为红旗中学。
二、禁止形形色色的“剥削阶级腐朽生活方式”，从高跟鞋、长辫子、窄裤腿，直到养鱼养花、跳交际舞和坐茶馆消闲。
三、砸烂各种旧文化的象征。成都市的青羊宫、文殊院均遭破坏。十九中的同学们在校文革带领下，乘坐数辆大卡车开赴新津县，砸烂了那里的纯阳观。
四、取消或取缔一切带有封资修意味的事物。要求私人房主将房屋交公，要求民族资本家取消利息，收缴或焚毁被认为是“毒草”的书籍画片，取缔各种宗教活动，甚至连“民主党派”的活动也遭到取缔。
五、打击所谓阶级敌人的复辟变天活动，对“地、富、反、坏、右”五类份子实行广泛的抄家，并时常伴以辱骂和殴打。
六、提出一大堆“革命化”的新规定。如规定佩戴毛泽东的像章，随身携带毛泽东语录；不止一张红卫兵大字报提出，根据“红”和“左”代表革命的道理，车辆应该靠左边行驶，红灯应该表示通行。
破四旧运动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但它造成的混乱、破坏以及对民众生命财产的伤害却相当惊人。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民在八、九两月的破四旧运动中，共抄家三万多户，收缴黄金十万两、人民币五千余万元，各种文物玉器六十多万件，打死一千七百多人。成都市的破四旧运动看来要温和一些。偏偏是在中央控制最有力、最直接的首都，混乱与破坏现象最广泛、最暴烈。可见，那不是所谓群众运动自身失去控制；而是当局有意识的鼓励与放纵。
182、改名之风
在破四旧、立四新的运动中，还出现过一段自改名字的小插曲。八·一八大会上，毛泽东对前来给他佩戴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说：“不要文质彬彬，要武嘛。”当下，宋彬彬就改名宋要武。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刊出了宋彬彬给毛泽东佩戴红袖章的照片并报道了上述谈话；于是，全国都兴起了一阵改名之风。
中国人历来看重名字的寓意。父母为子女命名时常常煞费苦心。有时候，帝王权贵们为了表示对下属的宠信，也要给他们改换名字或御赐姓氏。在英语及其它许多语种中，用作人名的词汇大体是固定的，数量相当有限；汉语则不然。因此对中国人而言，取名字改名字就成了一门大学问。尤其是在社会发生重大变迁之际，许多人都会赶时髦，改掉带有旧观念的名字，换上具有新观念的名字。清末民初有位革命志士叫冯自由的，一望便知是自己后来所取。大名鼎鼎的胡适，也是他哥哥后来替他改的。文革初期盛行捕风捉影、无限上纲，名字取得不好，有时是会惹出麻烦的。例如批判彭德怀，有人指出，彭德怀原名彭得华，意思是要得到全中华，可见早有野心。我校一位校医叫罗昌，原名罗一昌，据说“解放前”入过一贯道。于是就有同学分析道：“一昌者，一贯道昌盛之意也。”此类事例，想来不是个别。
改名风一吹，十九中也热烈响应。粗略地算下来，我校师生改过名字的至少有一、二百人。大多数人是嫌原来的名字有封资修的意味，换上一个更革命的新名字。有些出身不好的同学则去掉父姓改从母姓，以示划清界限。当然，改名字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有人想改也改不了。比如姓贾的，“贾革命”当然不行，“贾反动”同样不行。最普遍的一个困难是，名字虽属自己所有，但更多的却是为他人所用。亲友同学叫惯了你的旧名字，改不过口来，新名字叫不响，到头来只好放弃。只有少数几个同学，在班外校外杀出了名气，新名字被外人叫熟了，然后再迫使周围的人们改过口来。
文革初期喧闹一时的改名之风并没有留下多少痕迹，不过它对于此后新诞生的一代人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文革中新生一代人的名字，许多都打上了那个时代的明显烙印。当代中国社会，变化巨大而频繁，这种变化甚至从人们的名字上也可见一斑。我们常常可以单凭一个人的名字，便直接推断他的出生年代及背景。这或许倒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有趣的题目。
183、小析“破四旧”
改名之风，尽管事后被人们当作笑料，但其实却未见全是幼稚。类似地，对于破四旧中更改地名、街名等行为，我们亦可作如是观。
在历史上，新政权开国，新帝王即位，常常要改年号，改都城，同时还免不了要更改一些地名。俄国的彼得堡，在本世纪便三易其名：一九一四年改名彼得格勒，一九二四年列宁去世后改名列宁格勒，一九九零年共产党下台后又改回彼得堡。法国大革命期间一度实行革命新历，一月、二月改称为雾月、热月等等。美国人在赢得独立后，为了和前宗主国划清界线，在度量衡上故意采取了一系列与英国不同的制度。旧住宅搬进了新主人，新主人照例要把旧住宅重新装扮一番，以显示一派新气象。人是语词的动物。你给旧事物换上一个新名称，你就会有一种新感觉，新印象，好象整个世界也就由此而焕然一新了。
再有便是铲除旧习、推行某种道德净化运动。这在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辛亥革命一成功，民间马上纷纷剪辫子。提倡妇女解放，首先禁止缠小脚。共产党掌权后立即关闭妓院，关闭赌馆，关闭跑马场。这些强制措施至今仍有不少人称为德政。还有取缔封建迷信活动，当时似乎也少见有人反对。从理论上讲，红卫兵在破四旧中的许多行为和上述活动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红卫兵破四旧运动之所以造成极其混乱极其荒谬的后果，原因也不复杂。首先，毛泽东那套新观念本身就相当偏狭，再经由缺少阅历的青少年去执行，势必推向极端。其次，整个破四旧运动没有任何象样的规则和程序；因此，比较理性、比较温和的一派根本无法对更激进的一派进行任何约束。另外，出于积极表现、不甘落后的竞争心理，本来不极端的人也往往会做出十分极端的事情。一队红卫兵赶到一处“四旧”之地，因为迟来一步，发现该破的已经让别人先破了，又不甘心无功而还，于是就只好把那些自己也明知不该破或不必破的东西破上一番。当然，最重要的一条原因是，破四旧运动是党中央号召支持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除非最高当局直接出面干预（这类白脸角色一向由周恩来扮演），否则谁也无力阻止。在这种情况下，事情怎能不搞得一塌糊涂？
在破四旧的头几天，当运动还只限于更改名称、革除旧习和推行新观念时，同学们都很兴奋。许多人，尤其是些初中生，对于参加此类活动既觉得神圣，又觉得好玩。我开始也很积极，但同时也对运动中的某些现象不以为然，我认为有些红卫兵的作法或要求未免太幼稚。几个同学议论了一下均有同感，于是由我执笔写了张大字报贴在闹市区街头。当然我有几分不解：既然大多数人看来都不赞同那些荒唐的行为，为什么很少有人站出来讲话呢？
然而，很快地，我也转为沉默。破四旧进入抄家阶段，打骂现象大量发生，社会气氛顿时变得相当紧张。红卫兵刷出大标语：“红色恐怖万岁！”我感到更多的不满，但我却只有更少的自信。我不知道我究竟是应该批评这种“红色恐怖”，抑或是应该接受它的考验。我和不少同学一样游离于破四旧运动之外。事实上，此时的破四旧几乎已经成了少数红卫兵的特权。
我们知道，破四旧运动的始作俑者是北京的那批老红卫兵（即八·一八之前成立的红卫兵）。尔后，不少老红卫兵也对破四旧中的某些行为感到不满。他们成立纠察队，发布通告，试图对运动加以一定的规范。在成都，九中（一所高干子弟相当集中的重点中学）的红卫兵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然而问题是，就在这批红卫兵中间，温和派也同样地约束不住激进派。再说，当时那套粗暴的行为模式本来正是一部分老红卫兵带头实行的，他们的行为本身就树立了一个恶劣的榜样。更何况，根据他们信奉的那个荒谬的阶级斗争理论，他们总是把斗争锋芒首先指向“阶级敌人”和“狗崽子”们。所以他们的这些行动，有的是杯水车薪，更多的干脆是火上浇油。
184、区分两种武斗
破四旧中最恶劣的现象莫过于武斗。
文化革命中的武斗实际上有两种：一种是不同派别的群众用武力方式彼此争斗，另一种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单方面地施加暴力。前者由于有来有往，故而可能十分激烈；后者由于被施暴者不能或不敢进行任何自卫，故而更加卑劣残忍。前一种武斗类似于战争，后一种武斗则属于暴力迫害。从时间上讲，前者发生于文革中期，后者主要发生在初期和后期。我认为把这两者混为一谈、笼统地称为武斗是很不妥当的。如果说我有时在叙述中也不加说明地用到“武斗”这个词，那么我希望读者能根据上下文了解到我的确切所指。
大量的暴力迫害行为开始于六月，八、九月达到高潮。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对所谓阶级敌人施行了骇人听闻的暴行，有时还殃及家属。其打击对象主要是“地富反坏右”五类份子，也包括前阶段揪出来的“牛鬼蛇神”和准“牛鬼蛇神”——从某些干部当权派、作家艺术家和学者教师到某些前国民党军政人员和资本家。其施暴方式则有戴高帽、挂黑牌、泼墨水、剃“阴阳头”、罚站罚跪、游街、强迫劳动、拳打脚踢、抽皮带……等等。被害者致伤致残者难以计数，不少人被打死逼死。这期间最令人发指的暴行是“大兴血案”。从八月二十七日到九月一日，红卫兵在北京郊区大兴县杀害所谓“四类份子”（地富反坏）及其家属三百二十五人，其中年龄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出生才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人家被全家杀绝。官方在八五年正式公布此一事件。我是在七八年进北京大学后听一位青年教师讲起此事，以我在文革中的经历尚且感到超乎想象而难于置信。戈培尔说谎言越大越有人相信。因为一般人会想谁敢撒那么大的谎呢。反过来，事实越恶劣越没有人相信。因为一般人会想谁会做出那么坏的事呢。象大兴血案这件事，又是发生于光天化日之下，又是有众多的人集体参与，凭常情常理的确难以置信。倘不是官方自己出面作证，只怕到现在多数人仍会对此事将信将疑。
十九中校园也是一片恐怖。校文革、红卫兵把十几位老师等关进“牛棚”即私设之拘留所（按：这个“私”字用得不确，因为各单位的牛棚都是正大光明、堂而皇之设立起来的），不准他们回家，不准与亲友会面，不准相互交谈。“牛鬼蛇神”们必须不停地写检查交代，动辄挨骂挨打或不准吃饭睡觉。一早一晚，“牛鬼蛇神”们都要在外面站成一排，接受监管的红卫兵训话，高举双手作投降状，齐唱《牛鬼蛇神嚎歌》（前两年，一些热心人发思古之幽情，将文革中的流行歌曲制成录音带广为推销。我想：为什么不把《嚎歌》也收进去呢？）。所有的“牛鬼蛇神”，不分男女，不论年老体弱，都被迫象奴隶一样从事体力劳动，而且尽量地安排那些最脏、最苦、最累的劳动，如打扫厕所等。一年前，刘少奇接见劳动模范、掏粪工人时传祥。刘少奇对时传祥说：“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我当主席是为人民服务，你掏大粪也是为人民服务。”这段话被共产党反复宣传，一时间好象人人都接受了“掏大粪光荣”的革命观念。然而，为了找出一种最能侮辱“牛鬼蛇神”这批最下贱的人们的最下贱的事情，全中国的红卫兵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扫厕所。
十九中牛棚还出现过这样的事情。监管的红卫兵命令“牛鬼蛇神”们互相抽耳光或比赛拳击，谁不出手就要挨打，出手轻了也要挨打。看到“牛鬼蛇神”们打成一团（有时真的会彼此打出气来），监管者则放怀大笑，并兴高采烈地讲给别人听。
尽管如此，十九中牛棚仍不失为一个“文明”的所在，因为无人被打死逼死，甚至无人严重伤残。
185、理性的非理性
大致上讲，导致大规模暴力迫害行为的原因有以下几条：
一、观念的力量。阶级斗争概念：人被分成“人民”与“敌人”。对敌人决不能心慈手软，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矫枉必须过正，痛打落水狗。革命的概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烈的行动。专政的概念：专政是超乎法律的运用暴力；如此等等。
二、社会组织结构。高度一元化，绝对权力，没有任何制衡的机构和可选择可替代的成形的力量（后一点至今仍被一些人引为共产党不能反的根据）。
三、法的虚无。共产党有法律，但共产党将法律视为统治阶级（也就是自己）意志的表现，视为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因而法不具普遍性、不具中立性。再说政策常常比法大。所谓政策，在于它不是超越于政治之上而是从属于政治之下。只要统治者没有自我约束的愿望和自我毁灭的顾虑，这些法律政策便只是一纸空文。
四、当局的鼓励和纵容。例如，抄家的名单常常由公安局提供，报纸不断称赞红卫兵行动“好得很”。红卫兵打死人怎么办？公安部长谢富治说，“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但受害者倘敢自卫回击，那就是“阶级报复”，立即处决，并大肆张扬，以示惩戒。
以上几条原因比较明白，不必细论。最令人困惑的一点是：不论当时的政治环境为暴力迫害提供了多少方便（包括不受制裁的特权），党中央、毛主席毕竟没有直接号召打人。相反，他们还一再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因此，施暴者本人难辞其咎。但问题在于，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施暴者呢？尤其是，为什么许多厌恶打人反对打人者（他们分明在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伟大指示）反而会感到有巨大的压力，以至于常常要被迫参与呢（有些黑五类子女要动手打自己的父母，这当然不可能出于真心实意）？为什么这种明显违反法律、违反政策、违反最高指示（不是“一句顶一万句”吗？）的行为常常不是偷偷摸摸地进行（事实上，在无人观看处，此种行为有时还要少一些），而总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具有刺眼的公开表演的性质呢？
秘密就在以下三点：
首先，不少人身上潜伏着许多恶念，平时只是苦于师出无名。如今有了一个堂皇的借口，那就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了。
其次，打人足以显示特权。特权之为特权，就在于特权者能够做出一般人被禁止去做的事。因此，特权者一定要通过打破常规去显示自己的优越。无怪乎率先出手者总是某些老红卫兵了。
更普遍的一个原因是：既然我们平常都以为人在感情过于强烈的情况下往往会冲破理智的束缚而做出狂暴的行为来；于是，有些人便故意做出狂暴的行为以证明自己具有强烈的情感。按照这种逻辑，打人证明你阶级感情深、革命性坚决；反之，则有立场不稳、阶级感情有问题的可怕嫌疑。这就是说，打人貌似非理性行为，其实却是十足的理性行为。它是经过理性精心算计之后故意装出来的非理性。它是理性的非理性——这才是谜底。
由于这种“非理性”是故意装出来的，它唯有在众目睽睽之下才有意义，它具有公开表演的性质，所以愈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它便愈是登峰造极。不难想见，这会形成一种何等强大的群体压力。如果你是天生左派，你的阶级感情、阶级立场根本不容怀疑，你倒比较容易抗拒那种压力，因为你没有证明的必要。如果你的革命性本来就令人生疑而你又急欲显示自己革命，那么你面临的压力就格外沉重。所以，一个“红五类”要不参与打人，只消有几分老实、正派即可做到；而对于一个“黑五类”子女来说，那往往还需要相当的勇气。□
（未完待续）
——《北京之春》94年12月号（总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