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并不是一种只有在遥远的将来才能实现的宏伟目标,人类也不是只有等到那时候才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那样,历史也就不能前进了。当布鲁诺在认罪书和火刑柱之间做出选择时,当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请求赦免和终生苦役之间做出选择时,镣链正锁着他们的手足,但他们仍然是强大和自由的、真正的人。因为他们所选择的火刑柱和终生苦役把他们和整个人类的历史命运联系在一起了。他们被与社会隔离,但他们并不孤独。他们是族类整体的一部分,因而属于一个永不失败的队伍。

——高尔泰《美是自由的象征》

周实、王平先生:你们好!

这是一封早就在写、而发出太晚的信。

去年7月,收到了周实的《刀俎之间》,看了又看。或为刀俎,或为鱼肉,这就是中国舞台上的剧目?知识界同人破天荒“我们有话要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我也看了又看。但我想说的话还没有说出。该说的话早晚要说,哪怕时光荏苒、秋去春来。像《南方周末》、《书屋》这样的事,不该很快就过去。事实上也远远没有过去。

风雨如晦,太平成象。我们处于天地屯蒙之世。《第三帝国的兴亡》写道:如果认为纳粹政权对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迫害使德国人民猛然惊醒,或者甚至大大地震动了他们中间的极大多数人,那就错了。“一个那么轻易放弃他们的政治、文化和经济自由的民族,除了其中比较少数的人以外,是不会不惜牺牲生命或者冒即使坐牢的危险来维护信仰自由的。”这也似乎是我们经常见到的景观。“我们活在这样的地方”,鲁迅慨叹:“比沙漠更可怕的人世在这里”。这样的地方,想要享受普遍的言论、表达自由,可能还相当遥远吧?何况,我们又领略到“民众的罚恶之心”,那就是“9·11”发生后的丧心病狂。一夜间我发现“还是鲁迅时代”:“杀人者在毁坏世界,救人者在修补它,而炮灰资格的诸公,却总在恭维杀人者”:“奴隶们受惯了猪狗的待遇,他只知道人们无异于猪狗”:“对专制不平,但又对自由冷笑”,这就是我们同胞的精神水准。“宰了耕牛喂老虎,原是这年头的‘时代精神’”。所以,“现在许多人有大恐惧,我也有大恐惧”,一夜间发现自己置身于虎狼出没的丛林,能不恐惧?日间所骄傲的“五千年文明”到哪里去了?精神分析学家指出,“既然地球和人类都只有一个,东方西方就不能把人性分裂成彼此不同的两半”。可我们这里人类的心理那么怪异,究竟为什么?

从去年到今年,这些问题缠绕着我。这些问题想不清楚,我的信也就不能顺畅写出。记得“9·11”不久,一位我所看重的青年学人反求诸己,说眼前事实证明了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失职。我理解他的沉痛,对他的结论却有些犹疑。“铜驼已陷悲回首,汗马终惭未有功”,惭愧是惭愧,未必算失职。有失职的,也有尽了心的,我不主张“总体而论”、大包大揽。见过各种各样的人,我想“失职”不如“失败”贴切,说“失败”似乎更合乎实际。失败需要面对,也不能太“英雄气短”。历史不是宿命,人文知识分子何必“以成败论英雄”?人活一日,就会有戏。艰难困苦,我想,该有“水落石出”之时。

给您们写信,主要想清理自己的思路。我们必须正视社会的、精神的黑暗,同时不能忘了给自己点亮一盏灯。越是黑暗的时候,心中越要怀有希望。一灯能灭千年暗,“全世界的黑暗也不能使一支小蜡烛失去光辉。”为什么说这些?正所谓鼻息如雷鼓。我们该有信心穿过黑暗,而不至在路途中沉沦。很欣赏俄罗斯人别尔嘉耶夫一段话:一方面,人应有“见恶”的能力,为战胜恶必先看到恶、揭露恶。对恶视而不见,会使人变得非常麻木;但另一方面,也应避免一个极端,即只注意到恶、到处见到恶,乃至睁眼闭眼只有恶,觉得整个世界在恶魔手里。“真正的精神卫生学在于不要陷于恶的世界,而要集中在神的世界,集中在光的幻觉上。”我私心以为,不少中国人被他说准了。不说远了,这一百年中国知识者由反抗黑暗始、到后来向黑暗输诚的,不是数不胜数吗?我想对此应该保持警惕。现在,中国人争先恐后“在精神上毁灭自己”;面对这一事实,如果我们怀着《死水》一般的愤激,那也可怕,恶会把我们一网打尽。

“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这是实实在在的道理。所谓暴君的臣民比暴君还暴,并非天生如此。循着一条恶的途径,反抗者跳不出恶魔的手心,奥狄浦斯王的故事上演了无数次。所以我想说,“以恶抗恶”成功也是失败。面对黑暗我们只有考虑走出,很可能是捧着心灯小心翼翼“出埃及”。它要求我们更勇敢、更理性、更清明。中国人天生是狼吗?基因技术否认这一点。原因只能是后天,就像卡玛拉狼孩,在丛林中呆得太久,不知不觉就变过去了。说到“9.11”后民众的大面积抽风,原因也是显而易见。出于政权稳定的考虑,当政者太上禁心、禁言禁事,几乎所有书籍、报刊、广播、电视都为“国营”,真正多元的声音发出很难,真相、信息的传播难以实现。盲人摸象被告知有一个标准答案,不接受“新闻联播”迹近“持不同政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能知道多少?久入于芷兰之室,知道又能怎样判断?问题在这里。所以笼统愤激“中国人素质如何”没用,说“中国人受教育程度太低”也不济事。事实上人们也在受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生活教育。反人文的教育也是一种教育,煽动仇恨是这种教育的组成部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所以我觉得可以说,“9.11”后我们所见的一切,是一个社会基本新闻自由、言论权利长期被剥夺,社会供氧不足、营养失衡出现的宁馨儿。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因果律在这里管用。所以,你刚想起“上帝让谁灭亡,就先让他疯狂”的话,随即又响起另一个微弱的声音:“父啊,原谅他们吧,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这可能是问题所在。中国要想“出埃及”,只有从包括生活教育、社会教育在内的广义教育入手,只有从宪法所规定的新闻、言论、出版自由入手,放松管制、打破垄断,还政于民、还信于民、还口于民。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无须谁来越俎代庖。哲学家言存在先于本质,老百姓说活着就是天理。此外,对一切以真理自居的“先知”,我们都可以指出,谁知你葫芦里卖的是不是毒药?我们对知识者自己也要审视。大道之不存久矣,价值严重淆乱、精神生态污染,即使我们有志于治污,自身也难免带有各种各样的病毒。应该认清这一点。看不到这个是一种盲目,看到这一点也没什么可怕。带菌者同时是治疗者,带菌操作强似听天由命。而且思想家顾准说得很明白:“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批评自由、学术自由,天然地成为消除片面性的解毒剂。有这些自由,自然而然会形成一种综合的世界观。”

写到这里,想起林贤治的一篇文章。去年,你们所编第5期《书屋》有李慎之先生《回归“五四”、学习民主》一文,对“尊五四,尤尊鲁迅”的流行见解重新打量,提出真正能全面表达、代表“五四新文化”精神的该是胡适。“我们的反思必须到位”,这是一篇正本清源、拨乱返治的文章。随后,作家林贤治(他也是研究鲁迅的)撰文商榷,说鲁迅比胡适正确、高明云云。我是喜欢鲁迅的,但我也看重胡适,这里想绕开“鲁迅还是胡适?”的非此即彼说几句。我觉得,喜欢哪个人属于个人爱好,讨论鲁迅还是胡适谁对今天更有意义,也有必要。但他们未必水火不相容:“熵潮涨落无定据,桃莉深蓝各庄严”。同时,我们不能忘了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产生了鲁迅、胡适们的时代土壤及社会背景。从我记事时起,大陆人就在“水深火热”美帝、苏修的同时,忙不迭地往“解放前”、“三座大山”、“北洋军阀政府”等吐口水。我们忘了,往别人吐口水不能使自己干净。不说多了,没有民国建立后的民主宪政、言论自由,“新文化运动”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大概不会。套用“唯物史观”的句式,不妨说有了出版、言论自由,没有鲁迅可以出鲁迅,不但鲁迅也出胡适,以及陈独秀、周作人、李大钊等;而一旦基本自由丧失,有一百个鲁迅又顶什么用?鲁迅不能不闭嘴,胡适们“胜利大逃亡”。“若惊道术多迁变,须向兴亡事里寻”,这是很普遍的事实,也是很普通的道理。鲁迅本人可能比我们更懂这个理。因为1931年,有家杂志社向他提问:假如先生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处此内忧外患交迫的非常时代,将对他讲怎样的话作努力的方针?他明明白白回答:“编辑先生:请先生也许我回问你一句,就是:我们现在有言论的自由么?假如先生说‘不’,那么我知道一定也不会怪我不做声的。假如先生竟以‘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说一点,那么,我说: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我想对今天的争论,是否也该如是看待?

“我们的言论自由在哪里?”这是一个“识其大”的问题,也是许多讨论隐含的前提。不能回避这个前提“顾左右言它”,也不要借口“就事论事”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的看法是,就事不能论事。如果你没有自己的判断标准,你就不能做出判断。事实上我们也看到,许多围绕“鲁迅还是胡适”展开的讨论,并不是在就事论事。当然也不能排除偏爱(青年叫“追星”)的成分,不说一言不合老拳相向,确实把维护哪个人、哪部作品看得非常重要,甚至看得比自己的创造更要紧。很有些人习惯于通过作家、作品看世界,而不是通过世界看作家、作品,这是否也是一种“生活在别处”?作为文化人喜欢“文化”,这天经地义、无可厚非。既然“语言是存在的家”,则语言不解放谈不上思想解放,语言受禁锢谈不上学术繁荣。但现在我想说的不是这个。我想对一个社会来讲,文化、文学这些东西不必非有,而人的言论自由、基本权利必不可无。毕竟,“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没有了言论自由,一个社会连基本的清明、公正谈不上,“思想”“文化”之类云乎哉?一定要让我选择就是如此。老实说,让一个社会最底层的人能够说出话,让一个哪怕目不识丁的人有地方申诉自己的“苦情”,比这个社会催生了多少文化名人、思想家、诺贝尔奖得主要紧。喜欢“伟人崇拜”的人经常引用一段话:“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我一直觉得这话很怪。我觉得反过来讲可能更成立:不知道自己挺起胸膛,一味拥护、爱戴、崇仰“伟人”的,真正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真正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借用前贤的现成话,则“视己如草芥、视佛如泰山,将此我作践不堪,此人是自家奔入地狱、无有驱之者”。

归根结底,让我们自己过得幸福比什么要紧。自由是构成我们幸福的不可少的前提。自由就是人行使自己的法定权利,哪怕他的行使权利会冒犯别人。“一个人不需要服从任何人但只服从法律,那么,他就是自由的。”“社会有可能发现言论令人不快,可这个事实并不构成压制言论的足够理由”。人们的观点容或不同,但在本体论上是平等的。在言论问题上,权利大于是非。在一个说话权利得不到保障的地方,人们发表的“意见”比所谓“真理”要紧。可现在普遍的情况是,别说那些目不识丁者,就是这个社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发现,自己没有可以说话的地方;别说下岗工人、进城民工,就连那些有点一官半职的人也感到,自己“主人”的权利和安全其实没有保障。由此我想到你们。在中国,民间办报办刊的路被封死,争取言论自由的路格外难走。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官办体制内的总编、编辑同民间力量一道,披荆斩棘,为开拓言路作了巨大努力,也付出了巨大的个人代价,未来的中国文明史应该为他们大写一笔。尤其进入九十年代后,社会控制比八十年代更严,偌大个中国,会写文章的人多得是,敢讲几句真话的人也不少,但可以让他们发言的平台却少之又少。你们身为体制内人,不甘心做无声社会的一员,用几年时间办出一份有良知、有血性的刊物,为受压制的生活仗义执言。“孰知不向边庭死,纵死犹闻侠骨香”,说实在你们值了。毕竟,许多人几十年、甚至一生都在枉活。而且你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黑暗势力高叫着:“斗胆犯上的——割鸡巴!多嘴多舌的——切舌头!明白不?”你们听得明白,却还是一往无前、临难而不苟。我以为,像司马迁被阉、张志新被割喉咙而心志不移,你们也做到了“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对暗夜的沉默者是多大的鼓舞。前面说过,中国人要想享受言论、表达自由可能相当遥远,那是指社会的一般状况。你们其实已经超出了一般水准,属于“先自由起来”的一部分中国人。如你们还在位上,我不会说这些话。你们离开了编辑岗位,我想你们不需要安慰,还是想起《圣经》上的话:“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并不是说你们主观上想充好汉、当烈士,不是那样的。以前每次见到新刊物,我都要先浏览《书屋絮语》。记得有篇《瓦和玉》,由“马死道旁儿”的古语想到玉,想到“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句粉身碎骨的话,心里多少凄然。你们坦承:生活的世界是一个瓦的世界,我们每天生活在各种各样的瓦下面:“……至于我自己,我当然明白,只是一块瓦,一块残损不全的瓦,虽然也想成为玉。”这则絮语给我印象很深,以为曲折传达了你们的隐衷。所以现在,如有人出于痛惜批评你们不“策略”,哪里想到你们自己早就考虑过了。你们何尝想冒冒失失“闯地雷阵”,可在中国,在做人准则、价值底线不分明的环境下,老实说恪守“瓦块”的界限也很难。你们只有秉着良心做事,客观上是否“瓦块”由不得你们。而且你们认定当瓦块不当烂泥巴,这本身就是危险的征兆。道理很简单:大家伙趴着,你们却要“在天地间堂堂正正当个人”;大家与时沉浮,你们要坚守自以为是的“底线”,不是“迂腐”又是什么?不,迹近“不轨”了,你们可知罪?我的意思是,在社会平均水准为烂泥巴的情形下,想成为“瓦”本身就构成罪证。所以,我不知你们现在是否有自责情绪(人是复杂的,我不想把你们当成革命英雄),如果有,我想对你们说“不必”。我们确实有善良的愿望,有时甚至想保持一种天真,可在东方社会很难操作。东方社会的最大特征是命运难测,无力是人们最突出的意志特征,“天意从来高难问”。所以“那夜,命运在谁的手里?”的问题实难回答。生存环境太恶劣了,有时活着本身构成罪,谁允许你有更多的想法?记得“混沌”的寓言吗?有了七窍它就死了。

《刀俎之间》读了,读得心惊肉跳、背上发冷。《人彘》、《凌迟》、《炮烙》简直难以卒读。“铜缸终于被无声地揭开。一团热气轰地冒出,旋转成为一团白雾,蘑菇状地悬在空中。……远远望去,是无数的蚂蚁。”“泉水依旧平静地漫过泉口的那块石头,流进花园里的莲池,池里莲花开得正红。”……原谅我,不能复述下去。怪哉周实,为什么注视这些?为什么盯住它们不放?纠缠噩梦就不怕噩梦缠你?但是我也知道,按照精神分析疗法,治好心病先要正视它,先要揭穿防御机制的化装,挖掘暴露出压抑很深的创伤。病根找到,才好疏导。微观心理学与宏观历史学相通,可否说一部中国史就是我们的病历?有人说二十四史是“相斫书”,中国历史是“吃人”的历史,在我看来属于愤激之谈,算不上严肃的学术。不过我们的“五千年文明”确实有大问题在。宋代朱熹曾经感慨,一千五百多年我们“只是架漏牵补过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我想从他的时代到今天,问题并未彻底解决罢?应该正视问题,彻底弄清原因,为了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后人。

据我看,《刀俎之间》通过人物心理、人物命运,透视“中国文明”的基因构成,亦即纳须弥于芥子、微尘中见大千。《族》借一个嗜杀的“好皇帝”之眼,透视这个你争我夺世界的众生相:这些人忠于的只是皇权,谁当皇帝就拥戴谁。这种人是大多数,历来都是大多数,另有一些不想殉节又不愿意降附归顺,于是只好隐姓埋名做平民隐士了此一生,这类人,他自然高抬贵手,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至于少数倔头呆子像方孝孺,那就让他们以身殉职。……这段描写堪为“中国历史”的标本。《刀俎之间》十个短篇,主要集中在秦、汉、明三朝,不是偶然的。不是说别的朝代光天化日,而是说这几朝代更为不堪、更为阴暗、更有影响,以至“汉人”笼罩在它们的阴影而难以觉察。秦代可以不论,汉承秦制、代代相因。至于有明一朝,距离我们更近。说什么“资本主义萌芽”,跟马克斯?韦伯“清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全不相关,简直让人喷饭。我以前觉得,明清两代斫伤了中华民族的元气。有学者指出:“在中国古代后期的明清两朝,大多数太监都不是朝廷强迫的,而是自愿以‘自阉’的决绝方式非要做奴才不可,因为这种自虐可以换来高级奴隶的地位,甚至其中的幸运者可以达到位及人臣的高位。”(王毅)周实对明史有心得,可能更有同感?近读徐复观《两汉思想史》一书,直指专制政治为“中国社会停滞不前的总根源”,断言“研究中国历史,不把握到这一大关键,我觉得很难对中国历史作正确的理解。”是耶?非耶?“千余年来,政治社会的格局,全由两汉所奠定”却是不争之实。念及这些,不能不觉病情深重、也就更加沉重。

作为读书人,司马迁、方孝孺两篇最引起我的痛感。血沃中原,岂有文章觉天下;伟人不仁,以士大夫为刍狗。或为阉割,侧重精神方面;或为族灭,侧重社会联结。精神与社会、形上与形下关系如此密切,说是唇齿相依、唇亡齿寒也不过。“杀了方孝孺,天下的读书种子绝了。”李贽的解释是:“一杀孝孺,则后来读书者遂无种也。”他的注释有一定道理。即使没有一个诛杀师道的“知识分子政策”,也只有摧折士人的道统优越感,才能确立“势”对于“道”的绝对威权。坚贞者易折,仆妾独生存。专制政治对炎黄子孙的拣选之功,可谓比天大、比海深。当然,这里“拣选”云云是一个历史过程,不是说哪一个专权者能“毕其功于一役”。秦始皇作不到,汉武帝做不到,朱元璋也作不到。有人说明代士气高昂,士大夫的参政议政超过了其他朝代。我想可能也有事实根据,需要深入细致分析。我侧重的是大的时间过程、侧重的不是某“事”而是“理”。即从学理上说,“种”与“族”相关,士人的“无种”与“族灭”有逻辑相关性。杀死一人,就是切断他与生活的联系。从精神上杀死一个人,就是让他只安身不立命。对于文化人来说更是如此。所谓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切断了一个人的社会纽带,即使不是行尸走肉、也是孤魂野鬼。也就是说,存在等于不存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专制的统治阶级,最害怕的是有力量的社会”(徐复观),赵氏托孤九死一生,始皇暴虐伐树赭山,古已有之、于今为烈。专制者采取“与社会为敌”的政策,离间分化人群、煽动猜疑防范、斫伤社会生机,也就见怪不怪了。如果说,它对一般国民心理的影响,是强化了“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自私冷漠;则它在文化人心中烙印同样深,说来话就长了。

由此,我重新思考人的内向与外向、人的自我意识与社会参与的关系。以前较多地看到它们分属于两极,却没有看到两极暗地相通。对人的认识上,要不“一瓶沙化”,要不莱布尼兹“单子”,从极端到极端,忽视了社会也是个有机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族类的自由发展开辟道路。一个人的真正价值决定于他在什么程度上和在什么意义上从自我解放出来,爱因斯坦的这话没有过时。个人与社会,相克而相生。用爱德蒙·伯克的话讲:自由不是孤立的、互不相干的、个人的、自私的自由,而是一种“社会的自由”,它是事物的一种状态,在这状态下自由通过同等的克制得到保障。保罗·蒂里希则指出:“自我之为自我,只是因为拥有一个世界。”只有在与他人不断遭遇的情况下,个人才成为并保持为一个人。别林斯基更决绝:“社会性,社会性——或者死亡!这就是我的信条!”

“社会性或者死亡”,在今天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开放自我,通过交流形成公共语境,恢复公民正常的政治生活。从知识论角度讲,没有独家经营的私人语言,只有语言交往共同体。“能有一种私人的语言吗?可以说,这就像一个人把钱从自己的一只手里换到另一只手里之后,就以为他已经做了一笔金融交易。”(维特根斯坦)这里不是不要“个体性”,而是说人的个体性不等于私人性,真正的个体话语本质上非“自言自语”。《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作者汉娜?阿伦特指出:人的生活包括劳动、工作和行动,它们分别对应于私人领域、社会领域和公共领域,任何混淆、重叠都会导致人的条件的异化。一旦公共空间被摧毁,共同观点无法形成,个人丧失了对事实的判断能力,不能够在对与错之间做出区分,而只是接受同一化的观点和规则,极权主义就会乘虚而入。隔绝、孤立是极权主义的前提条件,也是极权主义根本的起源。这,也就从反面说明一个道理:“在现代社会政治哲学中,思想和言论自由不仅具有民主与人权的价值意义,同时也蕴含着一种公共普遍化的话语要求。也就是说,它既是一种个人权利和社会民主的价值原则表达,也是公共哲学所诉诸的一种平等对话的公共话语形式。”(万俊人)

对于知识分子来讲,社会性意味着人文关怀和道义承当。“知识分子”现在是一个很可疑的概念。一方面,官方语境中的该词已泛滥成灾,就像史书上出现的“百物踊贵,只一味士大夫贱”;另一方面,它词源学意义上的合法性也被解构得所剩无几。所以在这里,我不全面讨论其“生还是死”的问题,只想把问题限定在公众知识分子范围。“公众知识分子就是关心政治,参与社会,而且对文化有抱负、有敏感的一些专业人士。”据杜维明先生叙述,人文关怀不是一个专业学术的选择。总有些人文学者没有人文关怀,对于政治、社会各方面无兴趣,社会要保护这些学者的研究权利;但是人文学要为社会的发展储蓄社会资本、文化能力、伦理精神价值等。而且,很多不是从事人文学研究的人,譬如物理学家、生物学家、统计学家,却可能有很深刻的人文关怀。故公众知识分子可以出现在大学,也可以出现在政界、企业界和各种不同社会组织。“一个有非常浓厚的人文传统的民族应该有系统、有策略、有远见,共同努力来培养这种类型的公众知识分子,对这一人文资源我们要充分地发挥它,而不是去残害它,甚至把它弄成是糟粕,把它当成是一种非价值。”我觉得他的说法比较持平,我们需要自己的公众知识分子。今天的中国,什么样的知识者都有。有的人文学者、社会科学家(如经济学家)“为魔鬼铸剑”;也确实有真正的自然科学家奋起,为公民社会提供知识和精神资源的支持。北大教授、生物学家姚仁杰提出:“当前中国的病不是仅仅科技能够兴国的,必须要有中国整个文化的提升,重新启蒙人民,重新提升人民的觉悟,从素质上提升人民,有现代意识,中国才有希望。”中国该有更多知识者从“自恋性话语”中走出,向广阔的社会领域敞开自己。明代士人顾宪成批评那些“讲求性命、切磨德义”之徒,说“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也”。马克思则毫不含糊地讲:“普鲁士的专制制度是对作家内心不自由的惩罚。”

外向的社会开拓、重建公共话语环境,要求人们发挥“存在的勇气”。保罗?蒂里希指出,“生存”不是“活命”,而是人所独具的精神性存在方式。死亡是“非存在”的表现,而非存在不光包括死亡,还包括所有使人不再成为自身的表现。面对“非存在的威胁”,人要鼓起勇气自我肯定。在虚无的背景上,人的存在那样脆弱。古人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哈姆雷特为“生,还是死”的问题歧路徘徊:“默然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种更高贵?”无分东方和西方,这个问题考验着每一个人。东方固然见多了“逃避自由”的故事,西方也屡屡出现“魔鬼的同盟”。作家伊利?维塞尔揭发:随着纳粹政权的崛起,人类参与了一种马丁?布勃尔称之为上帝的日食的事件。人们,强者和弱者,目光敏锐者和胆怯者,发觉自己是罪人,是魔鬼的同盟者,每个行动都沾上污点。“伟大的精神麻木了,感觉敏锐的人消失了,强有力的声音沉默了。普遍的冷漠创造了一种气候,在这种气候中罪犯能够从容地、十分有效地和无耻地进行活动。”茨威格疾呼:“如此滔天罪行不起而应战,便意味着欧洲思想自由寿终正寝。强权会君临于正义头上。”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反思:“我们全都有责任,对不义行为,当时我们为什么不到大街上去大声呐喊呢?”老实说,我们今天也有个抗拒虚无、向死而生的问题。比如,精神阉割与反抗阉割,难道不正是令我们许多人感到尴尬、又发现无法逃避的题目?“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楣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担当还是做鸵鸟?明代左光斗因真话而得祸,却一再叮咛弟子“勿以我为戒,而谓善不可为”,这就是担当。对于另一种情况,不妨援用富兰克林的话:“那些愿意放弃基本自由来换得少许暂时保障的人,既不配得到自由,也不配得到保障。”

“反抗死亡”的斗争,在形上与形下、心理与历史、个人与社会多领域、多层面同时展开。天地交而万物通,道相侔而不相害,组成一部宏大的文明交响曲。其基本点却是一个希望的问题,入手处只有一个爱心。不诚无物,万物唯心。有人说“生活就是对话,和平就是全球性的爱。”高尔泰先生深刻指出:“一切文化和文明的价值,首先就在于它把人们联系起来。”圣人说“仁者爱人”、“四海之内皆兄弟”;《圣经》说人应爱邻如己。反过来说,没有这个爱心、没有这个情怀,昨天叫嚷“不惜把台湾打烂重建”,今天为世贸大厦被炸幸灾乐祸,作为人最基本的东西都丧失殆尽了,奢谈什么“弘扬传统文化”、配谈什么“五千年文明”。他们所理解的文明是丛林,他们所理解的文化是沙漠。如果他们的心中有生机、有希望、有光明,何至于此?所以,我们的社会生态不断沙漠化,说到底是一个希望缺乏的问题。仇恨创造敌人,绝望导致疯狂。

“东岸绿荫少,杨柳更须栽。”面对芳林寥落、沙漠疯长的现实,我们太需要光明了,我们的信心需要维系。有时,感觉真像一位诗人所写:一捧水就可以解救我的口渴,一口酒就使我醉了,一点温暖就使我全身灼热。不是吗?有同样需要的人应相互扶持、相互鼓励,正像一个朋友所说:为了涵养文化元气,活着而不与之苟同的个体必须坚持存养,并联合起来像建立生态保护区一样建立人的气质保护群。古人说,“风俗之厚薄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与之相比,“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显得冷酷,“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也显得不智。写到这里,不由想起这两年一些好刚使气、亲痛仇快的事情。为什么如此?这个社会本来就戾气多于祥和,专制者要破群散党、禁欲灭迹,那由不得我们,我们又何必自苦?一味防恶过当、快意恩仇,跟古人所说“苛责君子、纵容小人”有什么不同?曾国藩在其家书中,叮嘱儿子“尔胸中不宜太苦,须活泼泼地,养得一段生机”,我以为太值得今天的知识者吸取。有时觉得一些人的心里有毒,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前边提到别尔嘉耶夫的话,也深感有必要温习鲁迅的重要见解:“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我有时觉得,真理、是非很难讲,内心生机不可无。不从这个问题入手,我们的精神就没有活路。试问:“与其食人,曷若全人?”

正因为如此,围绕《书屋》发生的事情让人高兴。“你不甘心变成瞎子/你不甘心变成聋子/你不甘心变成哑子”,周实、王平的存在本身,表明“世间犹有铁未消”。知识界“我们有话要说”网上签名也表明,历史不是无情物,虽然在重重的重压下,还是有奋力挺胸、希望像大写的“人”一样站起来的人。这些人虽然数目不多,却是我们社会的元气所系、生机所在。“自由并不是一种只有在遥远的将来才能实现的宏伟目标,人类也不是只有等到那时候才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那样,历史也就不能前进了。”高尔泰先生精辟指出,“当布鲁诺在认罪书和火刑柱之间做出选择时,当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请求赦免和终生苦役之间做出选择时,镣链正锁着他们的手足,但他们仍然是强大和自由的、真正的人。因为他们所选择的火刑柱和终生苦役把他们和整个人类的历史命运联系在一起了。他们被与社会隔离,但他们并不孤独。他们是族类整体的一部分,因而属于一个永不失败的队伍。”这是一支不轻言败的队伍,人还在、心不死。很同意一位签名者的留言:“如果中国真有言论自由那一天,那么言论自由的道路,至少有一半是由怀抱自由理想、不计个人代价的‘编辑敢死队’铺成;如果中国永无言论自由的那一天,那有一多半是因为:无畏的周实王平们已经绝迹。”“好的故事”毕竟没有绝迹,使我想到中华民族的生命力,想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或许会有寒极而春,再无刀俎、再无鱼肉的一天?

去年,已编好的第七期《书屋》撤版,我那篇三、四万字长文没有推出,你们不必有什么愧疚。我们只能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尽其在我,听其在天”。“音实难知、知实难逢”,作为长期以来失语、而今“吟罢低头无写处”的写作者,得到你们那么珍贵的理解,我哪能不心存感念?从《芙蓉》上照片看到周实年轻。那次通电话,也感觉声音洪亮、底气很足,我很高兴。偶然得知王平是秋瑾挚友之后,也有一种“血脉再相连”的亲切感。我想,没有了编务,你们或许可以出来走走?我们虽未谋面,心理上感觉很近。正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

来日山高路远,两位先生珍重。

李亚东

2002年5月上旬于成都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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