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94、95年吧，一夜间“说不”流行。以前人们见面，问“吃饭了没有？”文革中人们到处晃动“红宝书”，而现在，人们见面总关切地询问：“今天你说不了没有？”
有人说这是觉醒，我觉得大谬不然。
人有时应该说不。就像成长期的孩子，到一定阶段大人干什么他都“不要不要”。因为他想独立，想自己走路。抱着的想站起来，站着的想跳起来。更不要说那些跪着的了。对他们来说，由说“是”到说“不”是一种进步，是自我意识的积极觉醒。马克思曾讲，“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我们跪着，站起来吧。”如果作不到这一点，别说什么“独立之意志、自由之精神”了，连成人都不是。
但是，“不”也并非什么万应灵丹。当“说不”成为表演台词时，甚至无异于安乐死。我一再吃惊地发现，最是那些跪着的人热衷于“说不”。——但不是对“下跪”说不，而是对可能改变下跪的一切说不。如有好心的人劝他“不要下跪了”，他就清脆而坚决地说“不”。有意思的是，这时旁边的人总要起哄，说一声“不”是时代性的“独立宣言”。究竟是不是，只有天知道。
有一种奴才万劫不复，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如是说。
“说不”其实不成问题，成问题的是对谁说不？在什么情况下说不？而且，是否觉醒就意味着“就是不、就是不”，而不是“啊，是的”？
听说这样一则故事：一位人称“黑马”的批评家，很久以来天马行空、我行我素。有次，朋友们请他去一个场合。先是喝酒，喝完酒每人“发”一小姐。他不干，朋友劝他“体验一下”。他还是不干，朋友开导“现在都这样”。他依旧不从。大家干脆把他关在屋里，非要拉他下水不可。“黑马”火了：“你们太不像话了！哪有这样强迫人的？从今以后，我们一刀两断！……”
我欣赏“黑马”的做法，那是真正的独立人格：横截众流，师心自用，立定自身，堂堂正正做人。值得一提的是，真是这位看似潇洒不羁、“独善其身”的批评家，经常喜欢“管闲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为什么？他的解释是，民胞物与、息息相关，世间没有多少事真正“与己无关”。除非你心如木石、熟视无睹，或者像鸵鸟，因恐惧而把自己的头埋进沙子里。
我想，他做得对。该说不时就说不，该承当时就承当。前者出于公义，后者出于爱心。有所不为而无所不容，这应该是“说不”的真义。相反的情况是，把“不”当盾牌，该出手时不出手；或者像矮子看戏、人云亦云，既无力进取，也不能克制自己，于是美其名曰“怎么都行”，譬如：向天理良心说不，向人类公认的价值准则说不，向文明社会赖以存在的根基说不，却不愿承担基本道义责任，“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
遇到这样的人群，我的心情就很坏。一旦“说不”成为我们的习惯，谁也难保有一天命运女神不会对我们说“不”。说不声声里，懵懂又一年。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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