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姨妈,瘦削而哮喘。七十多岁了仍然满头青丝,讲起话来细声细气十分吃力,但从她身上轻易看不出岁月的磨痕。

八七年春节时,我们兄妹因父母去世多年,全仰仗五姨妈及老辈们的照料,所以,照例到五姨妈家团年。在一派祥和的气氛中,大表哥提议合影留念,五姨妈却突然说:“快来照唷,不然二天照不到罗。”当时我们并未在意,不想没过几天,五姨妈即发作“肺脑病”。我到医院去照料她时,五姨妈已不省人事,但是口中不断有节奏地数着数字。任你怎样呼唤她,五姨妈始终用1、2、3、4、5、6、7……来回答你。仿佛在诉说她象数字一般有序的一生经历,又象在翻阅着一本又一本她酷爱的书籍的书页,令人在单调重复的数字声中,听出许多悲怆。

大表哥告诉我,前几天五姨妈曾说:“不想活了。”

一个人正值儿孙满堂,可享天伦之乐时,虽有哮喘病的折磨,却断然“不想活了。”这话中难道就没有难言的隐痛?

五姨妈出身于书香门第。我外祖父邱光第老先生系前清举人,曾任过民国时期成都市长黄隐的文学顾问,和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的训导主任。他曾同时应聘于成都石室中学、树德中学等八所著名学校,是著名作家巴金的老师,也是蜚声于当时四川的学者和书法家。

五姨妈毕业于益州女子中学。在上个世纪的初期,这已算受过良好的教育。1932年,五姨妈与王新培结婚,从此,更与文化结下了不解的因缘。

王家自清道光28年(1848年)即在成都学道街首建书坊——志古堂。其时,由于志古堂刻印的书选题对路,校勘与制板精美,从而深受当时文化学术界的好评。原四川总督张之洞、吴棠都曾先后捐资志古堂刻印出<许氏说文解字>、<望三并斋>、<韩诗外传>、<杜诗镜铨>等精美刻本。志古堂不愧为晚清四川首屈一指的书坊。

1945年,姨父王新培去世后,五姨妈即与王家婆婆一道艰难维持住志古堂的开业,在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状况下面,五姨妈与志古堂员工一道担负起文化传承的苦苦生计。

大陆易帜后,开始一系列的运动。前朝的高官及亲属早已逃往海外,而人微言轻的小老百姓开始还以为民主、富强、平等、自由的新中国已经从天而降。待运动一一展开,就感到自己变成了一叶颠簸在大海的风浪中的孤舟,只能听凭风暴的安排。除了死亡可以自行选择外,自身已经别无选择。

在我的亲属中,最早选择死亡的是我的外祖父和二叔父。土改时,外祖父因祖上传承下二十多亩田地,被划为“职员兼地主”。他认为土地被没收,有辱于祖宗,遂吊死在汪家拐街的家中。我二叔父是个游手好闲的川剧滚龙,虽说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但在戒大烟运动中,吊死在小淖坝家中门板后的挂钩上。在激烈的社会兴替中,生命于当权者是微不足道的,好在我祖上还算积了德,家族中还没有被枪毙镇压的。

其余的人虽然活下来,但大都活得提心吊胆。五姨妈就因为是志古堂的业主,加之家中有几亩薄田,被划为“地主份子”。所幸只戴帽管制两年,没有象其他的“地主份子”,帽子戴到死,还要由子女继承。究其原因,怕是大表哥在福建前线保卫祖国,作为现役军人的“光荣军属”,五姨妈戴一顶“地主份子”帽子,于当局的脸面也不光彩吧?

志古堂自然只能关门大吉。抗美援朝时期,五姨妈又将志古堂的书板全部捐献给成都市人民政府,由政府派员运走,存于成都文殊院内。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不幸在文革中被作为“四旧”焚毁,而志古堂的匾牌,这块文化见证物,却可怜惜惜地被五姨妈送到乡间亲戚家。

不无辛酸的是,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这块文化的见证物在乡间亲戚家也是秽物,亲戚只好把它反转扣在猪圈前面,作为粪坑的踏足板,反而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幸存下来。

从此,五姨妈被管得服服贴贴。织毛钱、打临工,好不容易才混入卫生部门,充当一名挂号、划价、收费的勤杂人员。家中的书籍、字画全部荡然无存,剩下破裂的墨砚被垫在破柜足下作为平衡的支点。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五姨妈婆家的亲戚从香港来信寻找他们时,五姨妈还不敢回信,悄悄地把来信烧了,怕又来个“秋后算帐”。

五姨妈啊,你三十一岁守寡,含辛茹苦守着一爿文化家园。可是1979年时,成都市某些人要自诩为中华文化的传人,异想天开地要为一已之利,修成都市的出版志。他们千方百计出重金要收购志古堂的匾牌,这时你从罗家碾的粪坑上找回了这块文化见证物,你的勇气和文化秉性却突然闪现出来。你同大表哥俨然拒绝了他们,你的形像在我心中陡然高大起来。五姨妈啊,你不愧为志古堂的传人。你的一句“不想活了”,流溢出多少中华文化曾经遭受过的痛苦!浸透了你在那个无奈的社会里的悲哀!

1、2、3、4、5、6、7……这数字透着中华文化的宁静和书香,将永存于成都的文化史中,让后代更加警醒,给当代诸公数落着他们的斑斑劣迹。

安息吧!五姨妈。

2003年3月16日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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