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改营设立的医院如同设立的检察机构一样，不过是一个点缀而已，根本就不解决病人的问题。医院对待有病的犯人的态度，是这样的，要不就是不承认病人有病，要不就是说治不了。病人要说，既然治不了出去治疗或保外的话，轻者说你是逃避劳动改造，重者就要遭到酷刑。93年初，我因颈椎、脖颈、左脑等部位疼得我后背、脖子都不能动的情况下，去医院去检查。等过了几天，刁烈告诉我说：“院长说你的病是装的，是想逃避劳动，（我在92年8月间就丧失了参加劳动的能力，已经不参加劳动多时了。）”用电棍治一治就好了。
劳改营四大队犯人杨立国一只眼睛被一名无驾驶执照的警察开车撞瞎，当时只给简单地处理一下，就算完事。事后，杨立国觉得另一只眼睛出现模糊现象，要求保外。在一次支队召开的电视会上，杨保玺提起这件事时说：“杨立国你别觉的因工受了点伤，就想跟支队讨价还价，瞎了你的狗眼，别说瞎了你1只眼，就是要死了，也不能给你保外，二支队是你说话的地方吗？”从杨保玺讲话的态度上，劳改营的医院对病人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
一次，我左手食指有黄豆粒大的地方化脓，到医院去看病，犯医用自来水冲洗就算消毒的手术刀和剪刀，挑开化脓的皮。没有几天整个指的表层都化脓了。9月年7月份的一天，行政医生孙晓春到监舍来看病，我让他看一看我左手腕上长了一个手指盖大小的硬块是什么，孙晓春瞅了一眼，说没事。我说：“没事，疼的受不了，有事会怎么样？”然后我问他是什么病并说告诉我是什么病之后，以便让家里人寄药（在劳改营里，被关押的人有病，医院多数时候开这样一个药方：向家里要XX药。我家里每年给我寄的药品要用2、300元钱。）孙晓春见我话说的多些，就有些不耐烦了，少跟我说废话，别说有病，就是死了，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医院里每年因病得不到有效治疗，死亡人数不少于5、6人。）当孙晓春说完这话之后，我就谴责孙晓春违背医德准则，根本不把政治犯当人来对待。象孙晓春、杨保玺把被关押的病人，不当成人来对待的，在劳改营里绝不是个别现象，而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93年8月13日，刘刚因低血钾病，导致刘刚一天卧床不起如同瘫痪一般。当时一个有良知的医生建议让刘刚出去治疗。但劳改营的领导拒绝这个医生的建议，任刘刚的病情发展。在以后的数月里，刘刚常常因低血钾病，双腿失去知觉，身体不知不觉地重重地摔在水泥地上。尽管如此，但刘刚的低血钾病以及其他的病（如心脏病）至今得不到治疗。
元隽90年在长春铁北看守所染上肺结核、肝炎等病，由于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疗，再加上在凌原劳改营里长期遭受迫害，这对唐元隽的病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但在劳改营里，唐元隽的多种疾病不但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反而不承认唐元隽有病，致使唐元隽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
我的病在以前介绍过一些，但为了反映劳改营在对待病人方面的所作所为，这里集中地介绍一下：我左腿在看守所就已经出现肌肉萎缩。在劳改营由于长期遭到虐待迫害，不仅左腿肌肉日益萎缩，而且膝盖周围长期出现痛肿。左胳膊肘关节，在91年11月15日抗暴自救过程中被扭拉脱臼，由于得不到及时处理和治疗，造成韧带损坏，至今已成习惯性脱臼。颈椎、脖颈、后背等处由于在两次事件过程中，遭到警察皮鞋的踢踹，导致以后经常出现剧痛（出狱之后到现在始终是这样状态），并在拍片时发现左脑下部有异物，但至今没有最后诊断。另外，长时期遭受体罚，如坐水泥地板上、小板凳等一些体罚，造成肛门处出现肛瘘。以上所患的各种病，在劳改营里不仅得不到有效治疗，还险些遭到院长的电棍的“治疗”。
另外有病得不到有效治疗的政治犯还有：李维患有低血钾病，常常痛得彻夜难眠，严重时靠扶墙走路。梁立维患有重的胃病。孔险峰患有胃病，尤其在小号关押期间，吃高粱米饭时，更加剧他胃病的发展。安福兴患有肝炎浮水。李静娥患有心脏病。迟寿柱患有胃病。焦致军患有严重胃病，并导致胃癌。徐佰泉患有精神病。田小明肝部常常疼得他脸色如白纸、汗珠满地滚。赵军路患有经常昏死过去的心脏病。
以上等人的病，在劳改营里不是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就是不承认病人有病。由于劳改营持有的不把病人当成人来对待，以及不负责任的态度，致使病人的病情状况，每况愈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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