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兰沙拉西藏流亡政府的高级官员谈到达赖喇嘛代表最近访问北京的情况,他们对中共新领导的期望及怎样看待中藏和解的条件和障碍?

北京和西藏流亡政府的接触中断九年后,去年九月达赖喇嘛一个四人代表团首次前往中国访问,今年五月达赖喇嘛的四人代表团又再次启程前访中国。由于这次访问时间刚巧正值中共领导人换届,中共新党魁胡锦涛又是曾在西藏工作过对西藏问题有直接感受的最高领导人,不免令人猜测,西藏问题是否可能出现转机?

在这样的疑问下,冒着七月的酷热,我专程前往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噶丹颇章政府,亦称噶厦)所在地达兰沙拉,访问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流亡政府首席部长(相当于总理)桑东仁波切、新闻和外交部秘书长(外交部长)桑佩拉、副秘书长,亦是访问中国四人代表之一的索南达波、外交部中国部负责人达瓦才仁,以及流亡西藏社区最大的反对党组织“西藏青年大会”主席格桑平措,以求得到一个最接近事实真相的答案。

抵达兰沙拉次日晚上,桑佩兰拉先生和索南达波先生请吃晚饭,我即在席上详细询问了两次访问的来龙去脉,大致情况如下:

两次代表团访问中国真相

去年九月达赖喇嘛两位特别代表和两位助理第一次到北京、成都、上海、拉萨、日喀则和林芝访问了十八日,接待单位是中共统战部。这次并非中共方面邀请,而是西藏流亡政府主动表达了希望接触的要求,中共方面作出了一些响应。达赖喇嘛的两位代表一位是驻华府代表、一位是驻欧盟代表。以往中共不会接受,这次接受他们前往,但中共发言人否认他们的代表地位,坚称他们是以私人身份往访。

最近五月二十五日到六月八日四人代表团再次以被中共形容为“私人访问”的方式访问中国,接待单位依然是统战部。到过上海、浙江、江苏、云南,因中国正在闹萨斯瘟疫,代表团在北京只安排参观郊区,索南达波说,此行他们被安排见了许多寺院僧侣和藏族官员。所有活动全由中方官方一手安排,因而没有机会接触一般民间。索南达波形容中共接待官员都很热情,气氛很友好。

很明显,这样的接触层次很低,对西藏问题的解决也无任何实质意义,仅稍微缓和了长达九年的僵持,而且没有后续接触的安排。

一些驻达兰沙拉的记者认为中国方面无非是做戏给西方看而已,以消解国际社会敦促中共尽快与达赖喇嘛展开谈判的压力。因为美国一直敦促中共与西藏流亡政府对话,美国国会曾提出相关法案。二○○二年三月美国四十二位众议员甚至提案说,如果中共在三年内未能与西藏流亡政府达成西藏政治自治的协议,美国应承认西藏流亡政府。欧洲议会也一直向中共作出同样的呼吁。“在国际压力下,中国政府需要做做样子。”一位记者还说,“西藏人太老实,玩不过懂权术的中国领导人。”

对胡锦涛新政府的殷切希望

但不论如何,西藏流亡政府各方均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开端。我感到,曾亲自治理过西藏的胡锦涛登上中共最高权力顶峰,使西藏流亡政府生起了希望。

一九八九年胡锦涛在拉萨宣布戒严,镇压藏人,但流亡政府实事求是,认为他只是奉命行事。而最关键的是如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所说“胡锦涛了解西藏”。而且一九九四年胡锦涛在北京接见日本新党广报委员张海江田时,曾提出只要达赖喇嘛再度承认中共一九五一年﹁解放“西藏时签署的”十七条协议“,中国政府将同意达赖喇嘛回来。当年的十七条协议承认达赖喇嘛和西藏嗄厦政府对西藏的管治权,等于承认西藏高度自治和实行一国两制。但一九五九年达赖喇嘛出走印度后,中共单方撕毁了协议。重提回归十七条协议这在中共领导人尚是第一次。

在达兰沙拉我发现藏人对纠正文革极左政策的已故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怀有很深敬意和感激,甚至还对胡耀邦有一个特别的称号“胡耀邦先生”,爱屋及乌,对胡耀邦团派系统的胡锦涛也不免产生一种憧憬,认为胡锦涛可能会像有恩于他的前任胡耀邦一样慈悲为怀,以人道方式解决西藏问题。

对于西藏流亡政府的殷殷期望,我开玩笑说,金大中用钱买了个南北韩高峰会也能得到诺贝尔和平奖,若胡锦涛能与流亡政府展开真正的西藏自治的谈判,那胡锦涛肯定可以得到诺贝尔和平奖,而且比起金大中是受之无愧的。

西藏流亡政府最困惑不解的是当年邓小平说只要不独立,什么都可以谈,达赖喇嘛早已多次表明放弃独立,为什么中共一直以阴谋论来看达赖喇嘛的表态,拒绝与达赖喇嘛谈判。

索南达波说,达赖喇嘛在任何场合不知说了多少次,他不追求西藏独立,中共就是不相信,怀疑达赖喇嘛是藏独分两步走,先谈自治,时机成熟再谈独立。但中共不知达赖喇嘛是比丘,不说假话。实际上很多民族主义强烈的藏人尽管不满意达赖喇嘛放弃独立,但都认为达赖喇嘛讲的是真话。索南达波引西藏一句谚语说,“藏人坏就坏在对什么都抱希望,而汉人坏就坏在对什么都要怀疑。”

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真心放弃独立

据我在达兰沙拉的观察,不但达赖喇嘛发自内心放弃独立,在达兰沙拉的各界人士经历内心的痛苦挣扎后,也逐渐接受西藏是中国一部份的现实。桑东仁波切在接见我的时候说,流亡政府关于西藏前途的中间路线(即高度自治,不追求独立),得到整个流亡社区百分之七十多藏人的支持,西藏议会的支持率则是百分之一百。“有一些人和组织仍坚决要求独立,但他们除了理念外,拿不出任何操作性的具体方案。”

激进组织西藏青年大会正是这样一个组织。但我访问青年大会主席格桑平措,他一开始就委屈地说,“人们批评我们不听达赖喇嘛的话”。显然在达赖喇嘛放弃“藏独”后,这个至今坚持独立的激进组织承受了很大压力。

我和一直陪同我们,为我们当翻译的达瓦才仁曾为西藏前途问题有过一次深夜长谈,我说中国民主化后,西藏才会有独立的希望。这时反是这位西藏流亡政府官员来说服我这个中国人,西藏为何应该留在中国,而不是与中国分开来过日子。我很惊讶,问:“你为什么只看到留在中国的好处?”回答是,“在达赖喇嘛讲了自治后我就开始朝这方面想,越想越觉得达赖喇嘛有道理。”

这就是达兰沙拉流亡藏人社会朝野的真实想法,如果中共领导人不信,可以派一个钦差大臣去亲自查访。

达赖喇嘛身体健康事业后继有人

中共拒绝与流亡政府谈判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把西藏问题看成是达赖喇嘛问题,认为达赖喇嘛年事很高,谈判的事可以拖下去。有位参与西藏问题工作的中共官员就曾说,谈判事﹁我们不急,达赖喇嘛急,我们能拖,达赖喇嘛不能拖“。似乎拖到达赖喇嘛圆寂,西藏问题就不存在了。

但事实上,达赖喇嘛今年才六十八岁,并非年事已高,是尚有资格做中共第四代领导人的年龄。我访问达赖喇嘛时,见他红光满面,气色很好。他说,他身体很强壮,还能活多久则不知道,但他在拉达克(编按:拉达克是印度克什米尔邦喜玛拉雅山区,居民以藏人为主,达赖喇嘛七月初到拉达克作宗教访问,七月五日返达兰沙拉),碰见一位五世同堂的一百零五岁老人,使他对长寿增强了信心。我问他有没有慢性病。他说中国政府说他得了癌症,实际没有。

而更重要的是,达赖喇嘛在世,中共可以和流亡西藏人谈自治,可以一劳永逸将西藏留在中国,但如果中共连达赖喇嘛温和的中道都不接受,或想拖到达赖喇嘛身后才谈,达兰沙拉所有的人都说,那时中共面对的只可能是执意要求脱离中国的声音,西藏人民将永远离中国而去。有官员甚至问我,中共为什么对西藏问题的解决,会有如此舍易就难的想法?

或许中共认为达赖喇嘛去世,流亡西藏社会就会散掉。达瓦才仁说,在藏人流亡之初,没有达赖喇嘛,确实就会散掉,但经过半世纪的创业,西藏流亡社区和流亡政府已经稳固,已建立了完善的民主自治制度,公元二○○○年西藏流亡社区还被联合国选为全人类五十个模范社区之一。即使达赖喇嘛不幸去世,也不会导致西藏流亡社区崩溃。

阻碍西藏问题解决的两个难题

作为达赖喇嘛弟子的桑东仁波切透露,达赖喇嘛已留下遗嘱,他现流亡国外,今后亦会国外转世,而不是在受到压迫的中国,他相信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会继承其前世的志愿。

现西藏四大教派的教主均流亡海外,而最著名的是在千禧年除夕出逃的噶举派(白教)教主噶玛巴(这次达兰沙拉之行,因噶玛巴人在西姆拉而未能晋见访问)。达赖喇嘛告诉我,四大教派现在海外涌现出一大批如噶玛巴一样的优秀青年宗教领袖,其中修行好的有可望在未来成为凝聚西藏人民的精神领袖。

一句话,达赖喇嘛不乏继承人。

我觉得真正障碍是两个问题,一是不民主的中国能否容忍一个民主的自治西藏?或许是抱着与人为善,不愿破坏和谈气氛的愿望,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各级官员都避免直接批评中共在政治上的种种倒行逆施,而一直肯定中国近二十年在经济和社会上的进步。达赖喇嘛并说,中国不民主,但促进双方理解还是可行的,在信任的基础上也可以解决西藏问题。

另一个是西藏自治的区域划分问题。藏人定义的西藏分为三区:卫藏(即现西藏自治区、安多(青海、甘肃两省藏区及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康区(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和云南迪化藏族自治州),西藏流亡政府要求三区统一实行自治。而中共只承认现今的西藏自治区,若果与达赖喇嘛谈判,如前述中共有可能回到西藏自治的十七条协议,但让西藏三区统一起来实行自治的可能性就非常小。中共方面一个自认为站得住脚的理由是,现在西藏疆域的划分源自中国清朝和中华民国,并非中共上台后的发明。

流亡藏人认为,将原来统一的区域相联的西藏三区强行割开,是清朝以来中国政府对西藏实行分而治之的殖民统治手法。他们说世界尚没有一个民族被如此彻底地分而治之过,而且历史上做错的事不能一错再错,中国的汉人政府应该尊重西藏人民的文化和历史传统。达赖喇嘛在访问中强调,他要求三区统一是为了使藏民族的文化和传统得到统一的保护和宏扬,他不能置某一部份藏人的要求而不顾。

西藏流亡藏人说,如果按中国政府的西藏定义,则达赖喇嘛是青海人,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是云南人,都不是西藏人,而许多西藏高级领导人按籍贯也不是西藏人。索南达波说,“这是我们藏人很不满意的事。”

我在达兰沙拉接触了许多从中国逃出来的藏人,似乎青海省来的最多,另外也有拉萨、四川的藏人。四省藏人历尽千辛万苦投奔自由西藏,但未来西藏如果获得自治,竟没有他们的份,对他们来说当然是不可思议的事,体制已经民主化的西藏流亡政府也无法置这一部份选民而不愿。这个结如何解开,尚需双方的谅解和智能。

不论怎样,在中共第四代领导人开始接班之后,一朝天子一朝臣,似已山穷水尽疑无路的西藏问题有了峰回路转的机会,若果新领导人胡锦涛真正懂得西藏人民的感情,他应该接过达赖喇嘛递过来的橄榄枝,开启谈判的阳关道,以求双赢的结局:中国得到西藏的主权,而西藏人民得到自治的自由。如此,何乐而不为呢?

(9/17/2003)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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