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仁华:天安门广场清场命令的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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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天安门事件二十周年祭》之五

1989年6月2日,中共最高决策者邓小平、杨尚昆等人做出了对天安门广场实施武力清场的最后决定。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当天就将天安门广场清场命令下达到了各解放军戒严部队。也就是说,从1989年6月2日开始,解放军戒严部队正式启动了天安门广场清场的军事行动。

1989年6月1日,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提供了一份报告,其中提到: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全体官兵已经做好了从精神到物质的全面准备,只待中央军委的一声令下,即可开赴天安门广场,实施清场行动。这份报告,是促使邓小平、杨尚昆等人最后下达天安门广场清场命令的一个重要因素。

1989年6月2日上午,邓小平、李先念、彭真、杨尚昆、薄一波、王震等中共元老与中共中央政治局三名留任的常务委员李鹏、乔石、姚依林一起开会,共同就“迅速制止动乱,恢复首都秩序”,对天安门广场实施清场行动做出最后决定。

在目前所见到的有关资料中,都没有提到已经内定的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江泽民当时已经身在北京,他于1989年5月29乘坐军用专机抵达北京西郊的西苑军用机场,应该是参与此次中共高层会议和决策的。一般认为,邓小平、杨尚昆、李鹏是六四血腥镇压事件的主要责任者,而江泽民是主要得利者。实际上,江泽民不仅是得利者,同时也是一个责任者。这也正是江泽民掌权之后,极力反对重新评价六四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这次会议上,杨尚昆首先介绍情况说:“人民大会堂、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公安部机关大院等地方,都已经有戒严部队进驻,对天安门广场实施清场行动,戒严部队全体官兵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经过近半个月的思想政治工作,全体官兵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场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认识到戒严的必要和合法。执行戒严任务的各个部队都表示,要坚决排除干扰,无条件地执行并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以实际行动证明解放军戒严部队是坚决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到目前为止,各个部队都已经制定了警戒、防卫方案,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迅速执行命令。来到北京后,各个部队坚决实行‘全时、全员、全方位’的封闭式管理,管好人,管好枪,管好车,保证了戒严部队自身的团结和安全。所以,我对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充满信心。”

紧接着,与会者纷纷发言表态,一致要求尽快让解放军戒严部队采取武力行动,对天安门广场进行清场。

最后,邓小平下了结论:“我同意大家的意见。建议戒严部队指挥部今天晚上开始实施天安门广场清场计划,两天完成。清场了,要向广大市民和学生讲清楚,责成其离开,做到仁至义尽。实在赖着不走的,后果自负。尚昆同志,建议你找中央军委的同志开个会,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定和我们大家的建议。建议李鹏同志将这个会议的情况向陈云同志等人通个气。”

1989年6月2日下午,杨尚昆主持召开中央军委组成人员和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负责人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三名常务委员和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共元老的决定,命令一部分尚在北京郊区集结待命的解放军戒严部队于1989年6月3日零点(即6月2日午夜)进入北京市区,继续向戒严警戒目标开进。

陆军第39集团军军长傅秉耀少将在题为《走进血与火》的署名文章中透露,天安门广场清场的命令是于1989年6月2日下达到军一级的,该命令的保密等级定为“绝密”,属于最高等级,规定只能传达到师一级。中国官方的保密制度将保密等级分为3级:秘密、机密、绝密。【注释1】

1989年6月3日下午4点钟,杨尚昆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李鹏、乔石、姚依林召集秦基伟、李锡铭、洪学智、刘华清、陈希同、迟浩田、杨白冰、赵南起,以及国务院秘书长罗干、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副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和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刘振华等人开会,就突然出现的严峻局势和即将实施的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紧急磋商。

这一次会议做出了五项决定:第一、从6月3日晚上9点钟起,戒严部队、武警部队开始平息首都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北京市公安干警予以配合;第二、关于天安门广场清场。戒严部队于6月4日凌晨1点钟抵达天安门广场,清晨6点钟完成全部天安门广场清场任务;第三、戒严部队一定要坚决按计划执行戒严任务,决不能耽误或拖延时间;第四、戒严部队开进途中,任何人不得阻拦。如遇阻拦,戒严部队可以采取各种自卫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第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特别是北京电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要向全北京市人民作不间断广播,发布北京市人民政府和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的紧急通告。同时,在天安门广场进行重点广播。

毫无疑问,将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定性为“平息首都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显然是为解放军戒严部队开枪镇压制造合理的依据。据一位《解放军报》人员透露,《解放军报》事先就写好了庆祝平息反革命暴乱取得胜利的社论。部分北京民众的抗暴行动,包括焚烧军用车辆,是在解放军戒严部队采取武力行动以后,特别是军人开枪杀人行为激怒了北京民众。在解放军戒严部队尚未开动,尚未出现北京民众抗暴行动之前,就已经有了“反革命暴乱”的定性,实在够耐人寻味的。

1989年6月3日晚上,也就是解放军戒严部队向天安门广场武力挺进的当天晚上,杨尚昆、李鹏、刘华清、李锡铭、陈希同、迟浩田、杨白冰、赵南起、罗干等人分别在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坐镇指挥。此时的中南海早已重兵云集,除了原有的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和北京卫戍区警卫第1师的部队,还增加了警卫第3师和陆军第65集团军的部分部队,中南海内布满了全副武装的部队官兵。后来,还让陆军第27集团军的部队前往增援。

1989年6月3日晚上8点30分左右,根据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的命令,军用直升机开始在东、西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上空进行空中侦察,为解放军戒严部队武力挺进天安门广场做好最后准备。

为了直接指挥和完全掌控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特意成立了清场指挥部,设置在紧临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由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副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刘振华等人坐镇指挥。在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的最后阶段,也就是驱赶坚守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一带的数千名学生的时候,指定空降兵第15军空降兵第44旅旅长武运平大校担任现场指挥官,手握报话机,代号为二号,与代号为一号的清场指挥部指挥官保持直接联络,随时接受命令。1989年6月4日凌晨4时40分左右,开枪击毁绑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学生广播站的几组喇叭,就是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直接下达的命令。

在清场指挥部坐镇指挥者,除了军方将领,还有政府部门的负责人。提前进驻人民大会堂、负责解放军戒严部队后勤保障的北京军区联勤部助理员傅水生中校在题为《难忘的八天八夜》的署名回忆文章中写道:“(1989年6月4日)零点左右,部队有关首长相继来到大会堂。随后政府有关领导也来了。一块决策清场计划。为了减少冲突和避免流血,将军们、领导们彻夜未眠。(凌晨)1时许,某旅2名军官浑身是血、满脸是伤,跑到指挥部向首长报告部队到达指定位置。首长询问部队情况,他们说徒步上来,受伤严重,所带干粮被烧被抢。‘为什么不鸣枪?’‘只接到不准开枪的命令。’”【注释2】

傅水生中校在文章中没有提到地方部门负责人的名字,但有知情者透露,这些政府部门负责人包括李锡铭、陈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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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参见《戒严一日》上集第155页至第160页。

【注释2】见于《戒严一日》下集第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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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一书,2009年首发于《中国人权双周刊》

作者电邮:[email protected]

购书网页:www.beijing1989.com

作者博客:“吴仁华六四文集”http://www.boxun.com/hero/wuren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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