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由中国记者协会出面，邀请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汪家鏐、中共北京市委秘书长袁立本举行中外记者会，针对昨天学生递交的对话请愿书进行反击。
袁木在中外记者会上对学生对话要求的的答复，引起北京高校学生的强烈不满。记者会结束后，北高联学生代表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询问对请愿书的答复。信访局局长郑幼枚回答：“请愿书中所提问题，国务院发言人在记者会上已回答，不再答复。请同学们回去尽快复课。”学生代表深感失望。
下午，北高联在北师大物理楼开会，有47所高校的学生代表与会。在表决明天是否游行的问题时，有41票赞成，5票反对，1票弃权。会后，北京各高校学生进行紧急部署，并纷纷张贴题为《五四行动》的传单。
《五四行动》传单内容：一、8点从各校出发，游行到天安门广场，沿途散发传单，不演讲，少喊“打倒”。二、下午4点，市高联在广场发表《五四宣言》，然后各校自由组织活动（集体活动结束）。《五四行动》传单提出7个宣传重点：支持改革，反对倒退；民主、科学、自由、人权、法治；要求对话，对话要讲诚意；维护宪法的言论新闻自由，声援《世界经济导报》；集会、结社自由，高自联合法地位；反对官倒，打倒腐败；全国高校联合起来。
下午，北京一百多名新闻工作者在鲁迅博物馆开座谈会。外国及港台记者闻讯纷纷赴会采访。因人数太多，座谈会移到室外草坪举行，《亚太经济时报》人员主持座谈会，先由《世界经济导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张伟国介绍《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经过。
与会的新闻工作者一致同意声援《世界经济导报》，但对5月4日举行游行一事意见并不统一，一些人持反对意见，认为新闻工作者要有别于学生，不能举行游行。会上争论不休，迟迟做不出决定，一些人干脆提前退席。座谈会结束得很晚。最后，拟定采取两项行动：一是在首都新闻界发起请愿书签名，要求与主管新闻舆论的中央领导对话。二是在5月4日与学生一起游行至天安门广场，新闻记者或编辑可以用请愿、集体围观、集体采访的名义加入游行队伍。
《经济学周报》郑棣等人将一份事先拟好的请愿书，拿出来让与会新闻工作者商讨。最后拟定的请愿书，要求中共中央撤销上海市委对《世界经济导报》的处理决定，要求政府领导人与新闻界对话，有90多人即席签名。
北京市公安局发出通告，为保障五月四日官方主办的各项纪念五四活动顺利进行，对天安门地区实施交通管制措施。五月四日晨七时至晚六时，广场禁止行人通行。上午八时至下午三时，人民大会堂西侧路、广场西侧路，除持有官方纪念五四大会车证的车辆外，禁止其它车辆和行人通行。
上午，赵紫阳出席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大会并发表讲话，杨尚昆、李鹏、万里、邓颖超、乔石、胡启立、姚依林等出席大会。赵紫阳的这个讲话由鲍彤起草，事先经过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员的审核。在审核过程中，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李锡铭等都提出讲话中应增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句话。李鹏还将自己修改的稿子交给杨尚昆，希望杨尚昆向赵紫阳再强调一下。大会开始前，杨尚昆找赵紫阳谈话，提议加上这句话，赵婉拒。
外地一些高校出现呼吁五四罢课、上街游行、声援北京学生的风潮。上海的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大的一些学生传出消息：5月4日上午9时30分上街游行，到市人大门口集中。
武汉的武汉大学、武汉工学院、中南财经大学、华中师大、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武汉工业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湖北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钢铁学院、武汉粮食学院等13所院校出现五四上街游行的大字报或传单。
天津的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商学院、河北工学院、天津纺织学院、天津轻工学院、天津财经学院、天津师大的部分学生在南开大学集会，商量五月四日一起上街游行。
贵阳、成都、重庆、昆明、长沙、哈尔滨、沈阳、长春、兰州、大连、南京、杭州、苏州等地的高校相继出现了呼吁学生五四上街游行的大字报和传单。
五四前夕，各地中共党委、政府、各高等学校为制止学生的五四的游行，下了很大功夫，做了大量的劝阻工作。
一些海外华人知识分子特邀方励之领衔，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发出《敦促中国大陆民主政治宣言》，其中提到：对中国这样一个专制传统根深蒂固、特权势力盘根错节的病态社会，只在经济上做些修正，而不在政治体制上进行民主改革，是无法解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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