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是最后的一枪,我愿接受这莫大的荣光。哦!最后一枪。不知道有多少,多少话还没讲,不知道有多少,多少欢乐没享。不知道有多少,多少人和我一样,不知道有多少,多少个最后一枪……

是崔健去年的作品。去年没有人想到今年六月血洗北京的荒唐事;去年写下的这首歌,却这样精确地反映幸存者的心声。是的,我也愿意这样,相信千百个学生都愿意这样,假如这枪之后,能换取不再开枪,就让这枪射进我的胸膛吧。

可是,我捱的是最早一枪。血,流下;人倒下;耳畔仍回荡卜卜枪声。在医院,在饭店,到处听闻突如其来的枪响。数不尽多少枪?刽子手,何时纔是你的最后一枪?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十时多,我与住在古城的一位朋友通电话,他告诉我西面听到枪声。

六月三日下午二时多,军警在六部口放了催泪瓦斯,不仅激起民众愤怒,更令人心情万分沉重。武力镇压开始了,清理广场的时刻到了。无知、无耻的当权者,究竟会使出什么手段?自从戒严令以来,每夜传出军队进占广场的消息;我的脑海也不时浮现恐怖的想象:军队冲进广场放催泪瓦斯、拳打脚踢;数百部卡车驶入广场,军警抓起学生扔上卡车,强行搬走……

如今我多么希望就是这样。

朋友告诉我听到枪声;不久外电亦报道军队在城西放了枪。我想冲出去采访,可是又不晓得在如此危险的处境该如何采访。在北京饭店露台上观察至夜里十一时多,看长安街上骑自行车的市民不断涌往建国门,看群众在街上摆设路障。忽然,惊心动魄的事发生了,一部装甲车自西向东,冲开街上密集的群众,冲破建国门路口的人墙。人潮在“轰??”巨响中惊散,路障亦东歪西倒的。这是第一次在北京市中心出现的重型军事装备。

形势越来越险峻,我感到有责任、有需要跑到现场去,实地观察。于是与两名行家,组成“采访敢死队”,带备防催泪瓦斯的湿毛巾,轻装简履,一起出发。

北京饭店早已紧锁大门,我们翻过铁闸,跑小步赶去天安门,不管是马路上、路旁小径或草丛,都是人。不怕死的人啊!你们知否战乱即将发生?

他们真像不怕死。装甲车一次又一次地冲来,他们不仅不闪避,还追着装甲车来拍打,那怕只有石头、竹枝,也要扔向那铁甲车身。我站在天安门城楼东侧边上,看着装甲车冲来冲去撞人,救护车跑出来团团乱转,形势已是惊险万分。

四日凌晨一时十分,装甲车再一次由东面冲到天安门,群众同样趋前追打。这次它冲不过路障了,带着一段矮铁栏,窒碍地前行了几步,泄气地停下,屡发引擎无效,终于动弹不得。

我站到护城河边的围栏上,遥望群众攀上车顶,打破铁盖,放火烧车。

由李鹏宣布学运是动乱,杨尚昆调军入京以来。,所谓“动乱”的北京,一直是那样和平,井然有序。甚至拦截军车的市民,对军人也没有一点敌意,还怜悯士兵受困捱饿,不断送饭送水。是谁逼出六月四日凌晨这一幕火烧装甲车?残暴的当权派,不断挑衅、施压,出动军警、重型军械,怎不激起民众的愤怒?

火光、烈焰,令人神思迷惘。由于群众围住装甲车,我看不清楚车上的人有没有被活活烧死?有人说看到人放出来了。

一时四十五分,西面传来清晰的枪声。这时街上弥漫一种诡异、但是炽热的气氛,在那样的情境下,令人滋生投入感,越是发生事故的地方,越要去。是啊,听到枪声,还不走避么?没有,不仅不避,我们更向西前行。

当然,我们向西行,更因为我们不相信军队向群众开枪。人民军队啊,怎会射杀人民?

我们由城楼东侧走到城楼西侧,来到尽头,已被前面人墙挡住去路。看不清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攀上灯柱石墩,热炽炽的火光,映照出眼前冷森森的景象:数百士兵,手持枪械,或坐或立地排成阵势,对峙于人民大会堂北面的长安街上。我们前面的人墙与这些士兵静静地对望,士兵持枪的姿态,无疑是一触即发。

我惊呆了。在枪口之前,投入感失去了,瞬即萌生逃跑意念。我环视四周找寻逃生之路,尚未警觉前面的人忽然散去。

什么事呢?我们真是太不够敏感了,眼前一队墨绿色的整齐队伍,是这样快速地朝着我们步操而来,我们竟是到此刻纔看见。这是一队抱枪在胸、头戴钢盔的防暴警察。怎么办?周围的人都已经开始奔逃,有几个人一面跑一面招手叫我们赶快走。

军警进攻天安门了。我没有看到外围死、伤有多少,但此刻我站在广场的边上,军警进来了。凌晨二时零五分。我们赶快跳落地面,向着东面往回跑。拔足飞跑,可是我们跑得这样慢,他们步操这样快!我们该一直往东跑回饭店,还是先躲在大路旁的草丛中?

跑到城楼中间,身旁的行家建议躲入城楼脚下,于是我们跑上金水桥。纔跑了几步,发觉所有群众都在大路上往回跑,我们显得极其孤单。还是跟着群众一道撤退吧,我们又从桥上跑回路上。

刚跑到桥头,忽然眼前一黑,右脑剧烈疼痛,濡湿黏液滑下脸颊。中弹了!我还未来得及识别枪声,他们已开枪。没有发出任何警告,他们开始扫射。头颅发热,鲜血直冒,我心里涌起死亡的恐惧。不过理智支配着我马上伏下,一趴到地上,背上又是一阵剧痛,又中了一枪!

我拉起外套抱着头,大滴的鲜血滴在桥上,滴得这样急,我甚至听到那“滴答”的声音。我已经看不见警察走到哪里,亦不知道此际街上是如何混乱。我该起来继续跑还是伏下躲避?跑,有机会再遭乱枪扫射;躲,可是那额上流淌的鲜血……

我为了采访学运而流了血,最后还是学生跑回来救我,带领我逃生。

军警开到天安门的第一枪,我大概捱了这第一枪。这一枪之后,尚有成千上万枪。长安街、广场,在我逃生离去后,已看不到那混乱的情况。被清理得血肉模糊的广场,直到我离开北京,也无法再看一眼了。

京城一下子掉入黑暗的深渊,无尽的灾难笼罩着中华大地。长安街上的英灵,安息吧。广场上遍洒的热血,升华吧。这一场血战,已将我们的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扭在一起;今后,不管中国是黑暗,是光明,我们都不会忘记,共和国的土壤有我们付出的爱。

(本文作者当时是香港《百姓》半月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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