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3温州动车追尾事件发生后,韩寒写了篇文章“脱节的国度”。这篇文章不但很犀利,而且相当深刻。

在不久前的一次会议上,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现在这些台上的人,说来和我们算一代人,当年一起同过学的。他们念书的时候并不坏,怎么一上台变得那么坏呢?以他们的知识和眼界,他们不可能不知道他们现在做的很多事是坏事,是错误的,非法的,即便按照他们自己制定或通过的法律或政策,也是错误的,也是非法的;那他们怎么还做得下去呢?他们怎么就不内疚不羞愧?他们怎么还能睡得着觉呢?要说在一二十年前他们掌握的权力还不够大,上头还有老革命压阵,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可现在老革命都死了,现在的权力都在他们这批人手里了,那怎么还这个样子呢?

韩寒的文章给出的一个解释是:
“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一直在用毛泽东斯大林时代的他们来衡量自己”。他们认为,因为他们拥有更多的军队,他们“本可以在政治上比朝鲜更紧,在经济上比苏丹更穷,在治国上比红色高棉更狠”,可是他们竟然没有那么做,多开明啊,多不容易啊。你们不知感恩,反倒要他们谢罪,真是岂有此理?“你越批评他,他越渴望极权”,为的是让你知道他们的厉害,别不知好歹;如果你知难而退了,他们就可以放你一马。多仁慈啊,多公正啊。

这就使人想起那句老话:“身怀利器,杀心自起。”意思是,你身上带着杀人的凶器,自然就会产生犯罪的欲望和冲动。这也就是为什么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道理。

坏人做坏事多半都要给自己找出一些理由,他们首先要说服自己,要让自己觉得自己做的并不是坏事。办法之一是“比坏”:你批评我们坏,还有比我们更坏的呢。我们还可以更坏得多呢。因此我们就不算坏。我们本来可以更坏而我们没有那么坏,这还不算好吗?

以研究极权主义著称的政治哲学家阿伦特提出过一个重要概念:“平庸的恶”(这个概念曾引起不少争议,姑且不论)。阿伦特发现,很多在第三帝国期间作恶多端的纳粹分子,本人其实平淡无奇;若是放在正常社会也会是个正常人。这种人的问题是不动脑子,上头命令做什么就做什么。或许我们可以用“平庸的恶”去解释很多中共官员的行为,但至少不能用它来解释那些身居最高权位的人;因为他们不是执行“上头”的命令,因为他们自己就是“上头”。那么,象他们这种恶又该叫什么恶呢?这是一个亟待我们深入研究的问题。

按照现居法国的华裔学者陈彦的说法,如今的中共统治集团是“自觉的极权主义”,即具有清醒的自我意识的极权主义。他们早就没有了昔日狂热的信仰,也没有了当年极端的残忍;然而他们并没有回归到人道人权,没有回归到普世价值。也许在八十年代,他们之中的不少人也一度这样回归过,六四事件则使他们转向了犬儒主义。现在的他们,什么都不信,只知道牢牢地控制住权力。

按说,今天的中共统治集团,既没有意识形态做纽带,又没有强人领袖可敬畏,那么,是什么在有力地维系它的统一呢?依我看,那就是犯罪,共产党的坚强团结是靠共同的犯罪感造成的。除了政治上的镇压异己,更有经济上的化公为私,贪污腐败,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担心实行民主后会遭到清算,因此他们就会对民主改革采取强烈的敌视与抵制。

很多人都说,如今中共中央越来越没权威,政令出不了中南海。这话只有一半是对的:好的政令常常出不了中南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坏的政令却往往所向披靡,还能一竿子插到底,大家还是会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例如江泽民下令镇压法轮功。本来,有不少官员,包括一些高级官员,本人或者亲友都是炼法轮功的;如果你私下和官员交谈可以发现,几乎没几个官员赞成镇压法轮功。但是镇压法轮功的政令硬是能贯彻得下去,即使江泽民退位了,病危了,也看不到有什么迹象要有所改变。

韩寒文章里提到:“有一个国家机器朋友对我说,你们就是不知足,你这样的文人,要是搁在四十年前,你就被枪毙了,你说这个时代,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回到我文章的题目上来,我们确实需要深入研究当今中共官员的集体心态,看看他们的恶到底是哪一种恶。这不但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更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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