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东安市场附近的一个小学，有个女孩要加入红小兵。红小兵组织的头头说她革命不坚决，她听后，找了一把尖刀，来到被关的老师屋内，上前就将一个老师捅死，回来说：我这么坚决，可以当红小兵了吧!”
严格的说，毛泽东时代的第三个阶段是从1966年发布“五一六”通知，号召全国发动“文革”后才开始的。此前，尽管毛泽东一直在努力推动几亿中国人的思想改造，但只是在“文革”10年间其愿望才得以全面实现。结果是社会道德的全面溃败。
一、“文革”导致政治文明全面恶化
如果剔除权力斗争的因素，“文革”主要由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上的分歧而直接引发。但无论是刘少奇本人还是继他之后坐上第二把交椅的林彪以及全国的农民、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和地富反坏右等被镇压管制的群体，都没有料到这场本应局限于文化领域的政治运动会持续这么长，涉及面这么广。彻底荡涤了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深刻触及了大人与孩童每个人的灵魂(对一部分人来说还包括肉体)，刘、林二人甚至为此搭上性命。中国政治文明的恶化确实称得上是“史无前例”。
表现之一：中国法制和党内政治生活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受到彻底破坏，个人崇拜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政治斗争手段极为残酷。
1970年12月，毛泽东在与斯诺的一次谈话中，就曾经说过“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其实这是他以人治代替法制的一贯思想，“文革”期间中国法制彻底沦丧的现实恰好为这句话当了注脚。
“文革”开始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公检法机关被统统“砸烂”，公安部的8位副部长、正副司局长49人中了除6人外都被打成叛徒、特务、历史或现行反革命、死不悔改走资派，各地公安机关都被军队接管，公安部长谢富治甚至建议把北京一个区公安局交给红卫兵管理。在失去法制的疯狂社会环境下，一部分人以“革命”的名义随意对另一部分人进行人格侮辱、肉体摧残甚至生命剥夺。
宣称用“一个小手指”就可以打倒刘少奇的毛泽东并不满足于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中央领导人，他要推翻的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度——尽管这个制度在1966年之前已因毛大搞“一言堂”而失灵——如今则连它并不发挥作用的形式也要抛弃。办法是大搞个人崇拜，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发动数以千万计单纯无知、狂热迷信的的青少年大搞“阶级斗争”。
林彪在大搞个人崇拜方面尤为出力。早在1960年林彪就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热潮，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学毛著“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是一本万利的事情”，“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等种种说法。“文革”开始后，他于1966年5月18日发表讲话，极力颂扬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称“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9月18日又讲：“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毛主席是世界上最大的天才。……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我们要百分之九十九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其后，有关提法调门越来越高，如“三忠于”：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信仰毛主席，无限崇拜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最后则是“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毛泽东本人并不反对事实上的绝对权威，因为当时几乎到了没人敢对毛泽东的每一句话违拗乃至腹诽的地步。说时任代总参谋长的杨成武倒台是因为以他的名义发表了同名文章，只是政治上的借口而已)。上述一系列宣传为“造神”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也引起“文革”初期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文革”初期，为了向伟大领袖表衷心，全国男女老少都争相佩带毛主席像章和语录章;收藏“毛主席万岁”邮票和《毛主席是心中的红太阳》画册;家家户户张贴毛主席像;全国各地在1967 年1969 年间竖立起近千座主席雕像，仅北京一地就有几十座(吴继金、贾向红《毛泽东无法叫停为自己塑像》，《文史博览》2011年第8期)。“文革”初期，全国掀起了空前广泛的学毛著运动。据1967年12月25日新华社报道，当年出版《毛选》8000万部;《毛主席语录》3.5亿册，《毛着选读》4700万册，诗词5700万册，毛主席著作还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发行到国外。人人都被要求会背《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老三篇”，毛主席语录作为歌词被谱上了曲，毛泽东说了句什么话，都被当作“最高最新指示”，机关、学校、厂矿企业群众结队上街庆祝游行，即使是吃晚饭后才公布的，也要上街高呼口号，称之为“贯彻宣传最高最新指示不过夜”。“文革”初期，媒体每报道一项工作成绩或事业成就，几乎都要前加上“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或“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这类套话，报头都要刊登一段毛主席语录，还要仔细观察印有毛名字的报纸各一面，有没有在光照下透射出来的违碍字样，防止因为无心之失被打成反革命。个人崇拜热潮同样嵌入到民众日常生活的细节当中。人们每天都要进行宗教式的“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手持《毛主席语录》，衷心祝愿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就连去商店或邮局办事，都要先向柜台里面的服务人员说一句“为人民服务”之类的语录，对方也立即回应一句语录。领导干部的讲话，最前面一定要引用一句毛泽东的诗词，诸如“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等。群众的讲用稿也大体如此。
今天看来十分可笑的个人崇拜行为在当时并不可笑。任何人以消极的态度来应对，都可能会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可怕罪名。反对者、怀疑者，甚至偶有口误、笔误者，都要予以惩处，或批判，或斗争，直至押入监狱，判处徒刑。相反，积极、热情、虔诚地搞崇拜，会获取很好的政治回报。据《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介绍：“有一个曾经被群众称为‘大联总’的女干将，四大妖婆之一，是抛头露面的人物。后来与军管会定的坏头头能划清界限，并到了那个组织的临时勤务小组，但是联合后，群众越琢磨这个人越认为是牛鬼蛇神，要揪斗。军管人员对她作了全面分析，认为，原来起来造反是对的，中间跟坏头头说了一点错话，干了一点坏事，是受蒙蔽的，当她认识了以后，她能够划清界限，特别是经过帮助教育，斗私批修后表现很突出，有些派性大的人开会，找到她，她当场指着那些人的鼻子说，毛主席号召我们大联合，你们还搞派性，还这么干?她回家后，把三个孩子，一个老母亲，一个丈夫弄在一起办了个学习班，在公共汽车上读门合同志的材料，读主席的最新指示，她自己本来唱歌不怎么样，但是她出于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感情，在车上唱语录歌。她不仅自己家里办学习班，还把院子里，不是一个厂子的职工，也组织起一个学习班。”“结果，这个人最后被选为全厂出席北京市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
毛泽东本人对这场造神运动是什么态度?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接见了首都及全国各地的百万群众和红卫兵。9月5日，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北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启动了全国性的吃住行都不要一文钱的大串联，耗费了国家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一段时间里他接见红卫兵和“文化革命大军”的总次数达到8次，总人数达1100万，仍意犹未尽。1967年11月13日，8341部队向毛泽东报送《关于北京市针织总厂支工情况的报告》。其中第一次提到了“上班前向毛主席请示”、“下班后向毛主席汇报”等做法。15日，毛泽东批示：“看过，很好”。后由中央转发全国。直到1970年12月28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在为前几年的个人崇拜辩解的同时，才指出“个人崇拜现在没必要了，要降温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其后，充满形式主义的各种活动渐渐从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淡出，但毛泽东的思想观念、方法和观点仍严格控制着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头脑，令其盲目信从而不敢有一点质疑。
“文革”较之以往任何一场政治运动都更残酷，手段更卑鄙，株连更广泛。关于政治斗争的道德底线，毛泽东曾提出过“三要”、“三不要”，其中一条是“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只是针对别人的。他与刘少奇等人意见分歧，完全可以公开批评甚至批判，却派江青秘密在上海组织人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对响应毛本人号召撰写剧本的吴晗搞突然袭击。戚本禹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刘少奇看了极为愤慨，说里面有许多假话，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阎长贵《对刘少奇的大批判是怎样发动的》，《炎黄春秋》2009年第7期)。但他始终没有获得答辩的权利。专案组成员为了寻找证据，要抄刘少奇的家，家里一直有人，只好让红卫兵把刘少奇和王光美拉出去批斗，这边专案组的人立即进去抄家(李逊达《“刘少奇专案组”成员的特殊性，让初中生以下五代红的军级干部任“刘少奇专案组”成员居心何在?》)。清华大学红卫兵为了批斗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编造了刘家孩子受伤的谎言，“诱捕”王光美，批斗时还在她的脖颈上挂了一大圈乒乓球，恣意进行人格侮辱。专案组成员采用卑劣手段逼迫证人伪造证据，利用这些证据给刘少奇戴上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于1968年10月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做出决议——“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在场的中央委员除陈少敏没有举手外，其他人都投了赞成票。当年彭德怀被打倒时，尚有朱德元帅为他说几句公道话，钟伟将军为他鸣不平，现在连这样正直敢言的人也没有了，道德底线被彻底击穿。在“文革”风云人物的字典里，根本就没有人性、亲情、良心这类字眼，他们所提倡的共产主义道德的核心是“一心为革命”，以革命的名义可以为所欲为。江青说打倒刘少奇就要把他搞臭，比苏联的托洛斯基还要臭。另一位地位较低的“文革”风云人物林聿时对心腹之人传授“政治斗争三原则”时说：“一、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二、谣言重复三遍就是真理。三、善于引导对手犯错误。”(孟祥才《我所知道的关锋、林聿时和吴传启》，原载于《历史学家茶座》)其实这些都可以归为“阴谋诡计”之类。
对于大多数各级领导干部，毛泽东的说法是想把他们放在火中“烧一烧，但不要烧焦了”。这个说法与当年发表的“五一六”通知并非一致。《通知》所说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根本就是用阶级敌人的标准来对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何尝有半点怜悯之心。接下来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以及“踢开党委闹革命”等信号说明，这场政治运动采用了1949年以来从未有过的形式，完全脱离了党的各级组织领导，依靠红卫兵小将率性所为，其激烈残暴程度前所未有。许多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正是在令人窒息的恐怖风暴中看不到出路，绝望地选择了自己结束生命。自杀的人包括北京市委书记邓拓、跟随毛泽东十几年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中央政治研究室秘书长柴沫，中宣部副部长姚溱，中国工人运动领导人李立三，蒋介石高级幕僚陈布雷之女陈琏，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部队第一政委闫红彦上将，历史学家吴晗、李平心、翦伯赞及妻子戴淑宛，文学史家刘绶松与妻子，作家老舍、杨朔、周瘦鹃、李广田、闻捷、罗广斌，翻译家傅雷及夫人，文艺评论家陈笑雨、叶以群，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和语言学家刘盼遂，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右派”储安平，表演艺术家言慧珠、赵慧深、严凤英，电影艺术家顾而已，电影演员上官云珠，记者范长江，乒乓球世界冠军容国团等成千上万国家精英和优秀的民族文化传承者。
活着的人日子也不好过。1966年12月13日，刘少奇还想做最后一次努力，向毛泽东提出：“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都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毛泽东不置可否，各级干部继续“享受”揪斗、戴高帽、挂大牌子、坐喷气式飞机等极度蔑视人格尊严“火烧”方式，经常被拳打脚踢、揪头发、按脖子。1967年7月18日晚，刘少奇、王光美分别揪到中南海内的两个食堂批斗。刘少奇被强按着头，弯腰站在会场前，不许他说一句话，否则就用语录本敲他的脸和嘴。8月5日，刘、邓、陶批斗会分别各家院内举行。刘少奇、王光美被架进会场，一会儿被强按下头，把手扭到背后，强迫做出卑躬屈膝的样子，又让他做喷气式;一会儿又揪着刘少奇稀疏的白发，强迫他抬头拍照;最后，他们把刘、王押到会场一角，硬把他们按下去向两幅巨型漫画上的红卫兵鞠躬。此时的刘少奇已被打得鼻青眼肿，他的鞋也被踩掉，只穿着袜子(参见顾保孜《文革刘少奇：为什么有不同意见就把人抓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中南海的待遇尚且如此，各地大大小小“走资派”们的待遇可想而知。毛泽东并不太在意自己曾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称赞过的斗争所谓“土豪劣绅”的办法在中国大地上到处泛滥。他曾叫纪登奎表演挨斗时“坐喷气式飞机”的姿势，也听女儿李敏谈她与女婿孔令华挨斗，孔令华戴高帽子的事情，哈哈大笑，认为是“经风雨见世面”，却不顾道德自污和肉体磨难的“风雨”深深地损害了人的基本尊严，颠倒了人的荣辱观，给他们留下了难以抚平的心灵创伤。
“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几乎是“文革”新贵们的共同信条。目前尚未有资料证实毛泽东对此公开表示赞成。但在毛晚年担任身边护士的孟锦云曾谈到这样一段往事，颇耐人寻味：一次与毛泽东一起看香港凤凰电影制片厂出品的越剧片《云中落绣鞋》。故事的内容是﹕一个富有的员外的千金小姐不慎跌落后花园的枯井中，生命危在旦夕，员外贴出告示，谁能救出小姐，便把小姐许之为妻。有两位青年同时应召，商量好一个下井，一个用吊绳在上面照应，救出小姐后，随小姐的意愿，想嫁给谁便嫁给谁。于是一位用筐栓上绳子把另一位青年送到井下，先是救小姐，再让青年上来。在井外负责放筐下井的青年，救出小姐后，为了独占小姐，便狠心地不顾另一青年死活，并用大石堵死井口，便抱着小姐去领赏，成全婚姻美事。在井下的青年叫天不应，加上井面盖上石头，只见黑茫茫的一片。但他却手拿着小姐留下的一只绣花鞋，是小姐被往上拉时丢下的。已婚嫁的小姐一夜忽作一梦，天上飘下一只绣花鞋，即是她在井下丢失的一只。梦中醒来，这位梦中的青年却出现在自己面前。结局是由父亲做主，赶走那位狡猾的青年，迎接这位死里逃出的青年。至于井底的青年如何能逃出的，当然是好人有好报，是神仙救他的。看完电影，毛泽东问看电影的人们，“你们说说看，这两个救小姐的青年，哪个好些?”小李说，“当然是在井下的那个青年好啦。”孟锦云也说﹕“还用说吗?井上那个青年真够坏的，他不仅贪人之功，据为己有，还陷害别人。”毛泽东转头问张玉凤，张说，“差不多，这是很明显的道理，我不明白，您干么要问这么个问题﹖”毛泽东说，“我和你们的看法不一样，我觉得，还是那个井上的青年更好些。”“为什么?”毛泽东答道﹕“那个井下青年，对问题的考虑太简单，他缺乏周密的思考，他早就应该想到井上的青年会使出这一招儿，他太蠢了，还是那个井上的青年聪明噢﹗”众人不服气，有人说井上的青年太奸猾，不老实。毛泽东答道﹕“老实，老实是无用的别名。”还说“就有一个小姐，他不去害，他能得到吗﹖”(郭金荣《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第166—16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1975年受到毛泽东接见的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娅·尼克松也回忆说，毛泽东对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大为不解，认为“不就是两卷录音带吗?有什么了不起?”认为销毁录音带，撒谎的行为根本算不上政治丑行。“西方政治?那是假的。简直假死了，也脆弱死了。两卷录音带就能把一个帝国搅得天翻地覆，不是纸糊的是什么?”(周大伟《尼克松女儿朱莉娅北京往事:对毛泽东身怀戒备》)
表现之二：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发动一波又一波政治运动，最终极大地伤害了青年学生、工人、农民、军人、干部、知识分子、地富反坏右等几乎所有的群体。在“文革”中纵容和提倡暴力，对人格尊严乃至生命权利从漠视发展到极度蔑视的地步，因言论、历史问题、家庭出身、不慎喊错口号甚至莫名其妙的原因获罪乃至被处死的案例数不胜数，酿成无数人间悲剧。
“文革”是由一波又一波政治运动和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群体政治表演组成的。在这些运动中，毛泽东依次伤害了几乎所有的社会群体。
一是红卫兵运动。
最先走上政治舞台的是红卫兵群体。1966年5月底6月初，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大学附中的一些学生自发成立了名为“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的组织，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进行“文化大革命”。这些学生大都有高级干部、军官的家庭出身背景，有强烈的优越感，自认血统高贵、“自来红”。他们批判学校老师和领导，也不信任学校共青团组织，受到派驻学校工作组的压制。毛泽东针对刘少奇压制红卫兵的方针，鼓励“造反精神”。企图自下而上发动群众冲破党政领导的阻力，于8月1日写信给红卫兵表示“热烈的支持”，继而于8月18日在天安门接见了红卫兵的代表。其后，一些偏重依靠和维护党的地方和基层组织(包括工作组)的领导，以党员、团员、党的积极分子为主干的学生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有学者称前者为“老红卫兵”，后者为“保守派红卫兵”)。老红卫兵的造反活动主要有“教育革命”、“破四旧”运动以及在学生中鼓吹“阶级路线”。其中教育革命的主要打击对象是教师和学校领导，“破四旧”主要残害在文革前和文革初期已经被打倒的“阶级敌人”，或者正在接受改造的社会成员，如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资本家以及其他被认为与旧社会的统治阶级关系密切的人。保守派红卫兵有组织有领导地参与了运动初期的批判以及整人，并与老红卫兵一起参加了“红色恐怖”的“破四旧”活动。“教育革命”首先是从对学校负责人和老师们的批判开始的，狂热的红卫兵们很快就把批判变成辱骂，继之以棍棒、鞭子和皮带毒打，剃阴阳头，用墨汁涂脸，戴上写着侮辱字眼的牌子，种种恶毒手段轮番施展。事实上，早在“工作组”控制学校运动期间，暴力行动已经发生。这与1949年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如出一辙。7月28日，江青在北京海淀区中学学生代表会上转述了毛泽东关于暴力行动的话：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8月5日下午，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一些红卫兵发起“打黑帮”。副校长卞仲耘被强迫跪在地上挨打，用开水烫。三个小时卞仲耘昏迷倒地，后死亡。是为“文革”中在北京第一位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随后，打老师的卑劣行为迅速向北京各学校乃至全国各地教育系统蔓延，批斗、殴打、人格污辱和肉体折磨比比皆是，被毒打致死或逼迫自杀者成千上万，忍辱活下来的教育工作者大多被编入校园劳改队，通过体力劳动改造思想。
8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发表，《决定》从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思维出发，高度了肯定红卫兵的行为，称“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因为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泽东于8月18日接见红卫兵，并在东北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为他戴上红卫兵袖章以后，告诉她“要武嘛”，这无异于为红卫兵暴行注入一针强心剂。特别是8月22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公安部“关于不准动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完全扫除了红卫兵暴行的政治障碍，为红卫兵暴力行为已经从校内扩展到校外提供了方便(王友琴《学生活活打死老师——毛泽东在1966年开始的革命》修订本)。
在社会上，红卫兵暴行的主要对象是北京普通市民，包括从前的工厂或商店拥有者、房产主、右派分子及其他本人成份不好的人，还有艺术家、作家，等等。原因是他们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主要来自旧中国的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即所谓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从1966年8月下旬到9月的20天内，北京出现大规模的红卫兵抄家、打人风潮。《北京日报》于1980年12月20日发表文章称在此期间共有1772人被打死。内中最著名者要属居住在崇文区榄杆市广渠门内大街121号，靠修理自行车谋生的居民李文波，原因是周恩来在9 月份两次讲话中都说到“资本家李文波”对红卫兵“行凶”之事。32年后，一位署名“鸿冥”的当年红卫兵网友重新描述了他所经历的李文波事件：“榄杆市那个小业主和他老婆，其实很老实、胆小。那时候我们才上初中，年轻不懂事，三伏天把他们夫妇关在楼上，一整天不许吃饭、喝水、上厕所。老太太憋不住了，硬要下楼，被我们推倒还踢了几脚。那老头子一看急了，下楼理论，我们用棍子揍他，一打流血，他急了抄起了菜刀，把我们吓跑了。实际上谁也没有砍谁，我们说他反攻倒算，也不知道怎么，后来就变成说他杀了人，把他给枪毙了。我在东北生产兵团入党时，如实跟政委说过，他叫我别说了，不然别人会说你立场不稳。”(转引自王友琴《北京红卫兵暴力高潮引发与李文波之死真相》)事件的结局是李文波当场被红卫兵打死，妻子刘文秀被警察的车辆带走，9月12日判处死刑。文革后，1981年3月26日，中法81 中刑监字第222号宣判刘文秀无罪，也宣判对李文波不予起诉。有关部门并非没有能力制止这种疯狂屠戮。9月2日中共北京市委发文，“要用最大努力耐心说服和坚决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现象”，红卫兵随便杀人的现象从此消失。
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学生部的干部子女，贴出一贴引人注目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永远战士《“联动”覆灭记》)。它直白地表达了老红卫兵的政治道德优越感和排斥其他群体的强烈意愿。他们深受父辈革命信念、英雄业绩的熏陶，也从父辈崇高的政治威望和权力中得到实际的好处，享有比其他社会成员子女优越的待遇。其“政治思潮和行为特点与他们的社会存在直接相关。他们往往具有早熟的政治意识、强烈的社会的责任感、历史使命感，他们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已经热切地期待‘革命’，期待着像长辈一样在疾风暴雨般的革命中建立功业”(江湖阔佬《三十年前的红卫兵运动的主要流派之分析》)。8月2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之子谭力夫在北京工业大学全校集会上发表讲话，大力宣扬“血统论”，反对批斗各级干部。谭氏讲话受到中央“文革”领导人陈伯达、江青以及来自民间的批评，但在老红卫兵中却很有影响，他们相继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首都红卫兵纠察队东城分队(简称“东纠”)、首都红卫兵纠察队海淀分队(简称“海纠”)等组织。10月1日，又以前三个组织为核心成立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它们的成立受到周恩来及一大批老革命的支持。这几个红卫兵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北京社会的管理权，利用这个权力来维护其父母以及本人既得利益的愿望自然强烈。比如“西纠”发布的13道通令，其中第三号通令规定：“任何和个人都无权随便宣布戒严，绝对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拦截军车，尤其不允许拦截和检查首长的汽车!”“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擅自查抄国家机关、查抄国家负责干部的家!我们要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首长的安全!”(永远战士《“联动”覆灭记》)显然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父母。“联动”后来因冲击公安部，相当一部分成员被拘禁，释放后，其大多数父母开始陆续被打倒，他们也从政治舞台上消失。
继之而起的是造反派红卫兵。他们大多出身为平民子弟，热衷于批判工作组，进而追究上级党委，直至中央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刘少奇、邓小平，揪“走资派”、“叛徒”，追随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思想，相信 “文化大革命”和群众性的大民主是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腐化变质和官僚特权的有效武器(参见江湖阔佬《三十年前的红卫兵运动的主要流派之分析》)。造反派红卫兵受到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提携，动辄以大规模的群众行动把自己的主张和要求广泛推向社会，在全国各地夺取权力，甚至为此冲击受命维持当地秩序的军事单位，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随后各地造反派红卫兵纷纷卷入武斗之中。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的指示后，风云一时的红卫兵运动走向沉寂，大学生分配到各地工作或下乡，中学生上山下乡，其领袖人物也离开了权力中心，相当一部分人后来受到政治审查和刑事审判。以北京著名的“五大学生领袖”为例，蒯大富于1968年12月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当电解工，1970年11月初押回清华受审;韩爱晶于1979年被正式逮捕判刑;谭厚兰于1968年10月分配到北京军区某部农场劳动，1970年6月调回北师大隔离审查，后判刑;王大宾于1971年被北京地质学院隔离审查，1978年以反革命罪被捕;聂元梓并非学生而是颇有资历的革命干部，亦于1969年发配到江西省鲤鱼洲北大分校农场劳动，后被隔离审查、安排到工厂劳动，1978年入狱判刑(参见《文革中叱诧风云的五大学生领袖现在生活状况》)。身为中学生的北京市委常委李冬民于1968年夏到内蒙古部队农场锻炼(参见《红卫兵领袖李东民口述：不要总觉得我们被利用了》，《文史参考》2011年第2期)。
二是造反派夺权。
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公开发社论，号召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去夺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在毛泽东与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支持下，工人、农民和普通干部纷纷行动起来，夺取自1949年以来一直掌握在老干部们手中的权力，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上海造反派组织建立的新的上海市政权机关最初叫“上海人民公社”，后因毛泽东不同意而改称为“革命委员会”)，至1968年9月，大陆最后一个省级新政权——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新的权力机构由解放军代表、能及时“亮相”拥护中央文革路线的“老干部”、“造反派”头头三部份人组成。他们在1968年间全国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对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和新揪出来的“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分子”实行非法拘禁、抄家、批斗，致使大批所谓“黑八类”分子死亡、受伤，遭受非人折磨。但在1970年初开始的全国性“一打三反”运动中，“造反派”头头因“反对党委”、“打砸抢”等罪名成为整治对象，各地许多“造反派”被从“革委会”权力机构中清洗出去。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进一步在全国大规模地开展清查”五•一六”运动;3月27日，经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但在这场前后延续达4、5年之久的政治运动中，清查工作已远远超出了这个组织的范围，成为打击异己的手段。许多地方把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包括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对三支两军的解放军个别人员，对革命委员会稍有怀疑、不满或有不同意见的人，甚至清查过掌权者自己的人统统打成“五•一六”分子，清查运动越清越大，“五•一六”分子越清越多(参见李晓航《“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始末》)。至此，除上海外，那些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尚未被清理出权力机构的造反派头头基本清除殆尽。
三是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
尽管在1960年代初，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已经确认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服务并树立了工人阶级思想观，却没能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文革”前夕，他不仅从阶级立场的角度批判知识分子，进而从知识水平和能力的角度否定他们。1966年4月24日，他对《北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一文的批语》中说：“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他们也有‘术’，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118页)后来毛泽东又对美国友人斯诺说：“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啊，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35页)基于上述判断，毛泽东首先在教育领域鼓动学生们打倒老师，老师成为红卫兵“小将”们批斗、拷打、体罚、侮辱和心理折磨的对象，被关进“牛鬼蛇神队”的老师被迫一日数次唱自我诅咒的《牛鬼蛇神歌》。许多教师被拘押在学校里“隔离审查”长达几个月甚至几年，有的人被活活打死，有的人因难以忍受折磨而以跳楼，服毒，割动脉，投水，触电，自缢等各种可怕方式自杀。1968年6月18日发生在北京大学的一幕，可以说明尚未被划入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和走资派8类阶级敌人阵营的知识分子“臭老九”们在“文革”中的实际地位：那一天，被关在北京大学“牛棚”中的二百名教师和干部被拉出来“斗争”。他们排队经过校园的时候，通道两边站满了学生，手拿棍棒和鞭子，痛打从他们中间走过去的“牛鬼蛇神”们。经过几百米长的“夹鞭刑”后，这些人又分送到各系，遭到各式各样的体罚和折磨。整个北大校园充满狂野、残酷和邪恶的气氛(王友琴：《学生活活打死老师——毛泽东在1966年开始的革命》修订本)。
“文革”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最终定性是1971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核心是“两个估计”：“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里讲的只是教育战线的知识分子，实际上该政策被扩展到整个知识分子群体身上。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知识分子成为继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分子“黑八类”之后又一“政治贱民”群体，俗称“臭老九”。除了在每次政治运动中作为重点整治对象接受精神乃至肉体上的折磨外，还有一些专门针对该群体的安排，如“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学生考教授”，让大批知识分子全家下放到农村生活或让本人(子女多已下乡或就业)到“五七干校”从事体力劳动，接受思想改造，等等。知识成为罪恶是当时的主流舆论，尽管民众并不认可这一点。江青等人对现实生活中知识分子并未被真正“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的情形愤愤不平，说知识分子就像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要追究原因。
四是对军队干部的清洗。
“文革”初期，受到冲击的主要是一些元帅和高级将领。如“文革”一开始就推动自由的贺龙，在“二月逆流”中被打倒的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元帅，还有负责各总部、军兵种的将军们。但随着“三支两军”工作的展开，军队各级干部大规模介入地方，通过“三结合”的方式掌握了地方政府、企业和其他单位的领导权。中共“九大”召开时，担任中央委员军人(包括在军队中工作及在地方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人)占了很大的比例。可以说，这是军队干部风头最劲的时期。其后军队干部陆续从一些地、县级别的“军管”、“支左”单位撤离，但在省级党委、革命委员会里，仍由军队干部担任重要职务。军队干部遭到大规模清洗是在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之后，一批高级军队干部受牵连而遭到整治。1971年9月13日发生了，林彪乘机外逃，执掌军队大权的几个重要将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旋即被捕。形势相对平稳以后，中央分别召开了各大军区、各省市、各军兵种的清理整顿会议，许多人或被批判，或被隔离审查，或被撤职。其中职务较高的有南京军区空军原政委江腾蛟、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空五军政委陈励耘，空军副参谋长王飞、胡萍，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北京军区原司令员郑维山、政委李雪峰，国防科委第一副主任王秉璋，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第二政委陈仁麒、第三政委谢家祥、第一副司令员温玉成，成都军区空军政委丁钊，民航总局政委刘锦平，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政委南萍，20军军长兼省军区司令员熊应堂，福州军区政委、福建省委第二书记周赤萍，福州军区副政委、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程世清，江西省军区司令员、江西省委书记杨栋梁，新疆军区司令员、新疆革委会主任龙书金，新疆革委会副主任、空九军政委李全春，昆明军区副政委、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贵州省革委会主任蓝亦农，武汉军区副政委兼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河南省委书记王新，北海舰队政委易耀彩，舰队副政委辛国治，济南军区空军司令员吴宗先，十三航校原副校长包玉清，济南军区军区第二政委、山东省委第二书记袁升平，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兼广西军区第二政治委员、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韦祖珍，广州军区副政委兼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卜占亚。此外还有总政治部副主任黄志勇，总后勤部副部长王希克、伊文、张明远、丁先国，陈庞、严俊、总后勤部副政委戴金川。国防科委副主任赵启民、韦统泰，国防科委参谋长梁军。海军第二政委王宏坤，海军副司令员吴瑞林。海军上海基地副政委薛安祥，军政大学政委张秀川，军政大学副校长李丙令，武汉军区政委刘丰，云南省军区政委雷远高，43军127师政委关光烈;空军副司令员曾国华，兰州军区空军副政委王绍渊，空军参谋长梁璞，空军副参谋长白云、何振亚，朱虚之，空军情报部部长贺德全，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王璞，广州军区空军政委龙道权，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空12军军长解耀宗，空34师师长时念堂，南空司令员刘懋功，空4军军长郑长华，南空政治部主任胡林信、南空政治部副主任高浩平、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解长林、福州军区空军副政委查全伦、空3军政委张永亮、空4军第二政委姬应伍、空5军第二政委冯健、空5军副军长马运河、空5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王是桥、空5军参谋长吴云山、空6军军长吉世堂、空6军政委司中峰、空12军副军长兼参谋长沈科、空12军副军长张守恩、空12军政治部主任马进修、空军昆明指挥所主任马杰三等(参见红雨斋《“九·一三事件”后的清冼》)。
五是对阶级敌人全面专政。
对阶级敌人实行全面专政，最根本的政策依据是1967年1月13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发布的《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六条”)。该规定由江青、陈伯达首先提出，经谢富治、张春桥等人起草，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最后由毛泽东“圈阅”发出。它规定：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抢劫、制造交通事故进行暗害、冲击监狱和管制犯人机关、里通外国、盗窃国家机密、进行破坏活动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惩办。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保护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保护左派，严禁武斗，凡袭击革命群众组织，殴打和拘留革命群众的，都是违法行为。对那些打死人民群众的首犯，情节严重的打手，以及幕后操纵者，要依法惩办。地富反坏右等各类人员及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一律不准外出串联，不得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这些分子如有破坏活动，要依法严办。凡是利用大民主，或者用其他手段，散布反动言论，严重的，公安部门要和革命群众相结合，及时进行调查，必要时，酌情处理。党政军机关和公安机关人员，如果歪曲以上规定，捏造事实，对革命群众进行镇压，要依法惩办。
“公安六条”是毛泽东阶级斗争哲学的极端产物。毛历来崇拜斗争，说“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又说“8亿人口，不斗行吗?”。“文革”前，他已表露出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严峻估计。1964年2月，毛泽东对来访的金日成说，在中国各种“搞地下工作”的坏人有1000万人，他计算了一下：在6亿5000万人口中，这种人就占了1/65，就是65人中有1个(参见曹英等着：《特别别墅——红墙以外的红墙》，改革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268—270页)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娅也谈到1975年毛泽东接见他们时，“谈到自己国家的人民，尤其年轻一代，毛泽东的声音听上去显得迟疑和失望。他对朱莉娅夫妇说：‘年轻人是软弱的。我们不得不提醒他们：需要去斗争。’说到此，毛泽东突然像年轻人一样显得激动起来。他攥起拳头，接着说：‘党内有斗争，阶级之间有斗争。除了斗争之外，没有什么是必然的。’朱莉娅夫妇看出，斗争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词语，而是毛泽东哲学的根本原则。然后，毛泽东突然对着朱莉娅夫妇问道：‘你们认为怎样?’朱莉娅夫妇对这个问题毫无准备，两人几乎同时支支吾吾又言不由衷地回答着：“我同意……”毛泽东显然还期待他们能多说几句，但朱莉娅夫妇则沉默不语。他只好最后自己接着说道：‘至少还要斗200到300年，这是非常可能的。’”(周大伟《尼克松女儿朱莉娅北京往事:对毛泽东身怀戒备》)实际上，毛泽东在在晚年完全把国际、国内、党内的一切矛盾、斗争、冲突和分歧都认为是阶级斗争的表现，主张采取阶级斗争的简单方法处理党内、党外、国际社会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而不顾及其违背人性良知的严重危害。
残酷的阶级斗争必然伴随着大规模的暴力，人性之恶在这些疯狂行为中充分释放了出来。尽管此时“黑五类”分子及子女已被管制多年(叛徒、特务和走资派等“黑三类”则是“文革”开始后才划入敌人阵营的)，没有任何反抗的武器，绝大多数人连“反攻倒算”的想法都不敢有，依然逃脱不了被任意宰杀的羔羊命运。充满血腥的“无产阶级专政”首先以京城“红八月”红卫兵们在社会上的抄家、打人为开端，迅速向全国蔓延，在一些地区则演变为贫下中农对“黑八类”分子及家属子女的疯狂屠杀。其中较著名的有北京昌平和大兴、湖南道县和广西事件。
1966年8月27日，昌平县公安系统传达公安部长谢富治前一天在北京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强调“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要“把‘黑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有的民警就向红卫兵组织介绍了当地“黑五类”分子的情况，同时也讲了谢“打死人我们根本管不着”的讲话精神。于是昌平县开始行动了，由最初的打杀“表现不好”的“黑五类”分子，发展到消灭一般的“黑五类”分子，直至乱杀家属，十几天时间共打死327人。8月30日，大兴天堂河公社马村大队治保主任又将全队“四类”分子及子女100多人集中关起来，设男老、男壮、妇女、儿童四个监狱。大队书记李恩元率十几人在大队部审问，随提随审，随杀随埋，一条龙行事。“有一对被活埋的祖孙二人，当凶手们向他们身上扬土时，抱在怀中的小孩儿说：‘奶奶，迷眼。’老人无奈地说：‘一会儿就不迷了。’”老人和小孩儿“没有任何反抗能力，凶手毫无顾虑，可以为所欲为。受难者只能眼睁睁地走向死亡”(遇罗文《大兴屠杀调查》)。当夜11点，县委书记王振元赶到马村，在一小队猪场劝阻杀人，李恩元等根本不听。王振元进村后看到的情况是：“全村被白色恐怖笼罩着，鸡犬无声。刑场设在大街西头路北的一家院子里。……我们排队进院时，看见活人被捆绑跪着，死人横躺竖卧，鲜血染地，惨不忍睹。有两辆小推车往外运尸体……两个人抬起一个被打死的人装在小推车上，还没有推出门又活了，一挣扎掉在地上，一个人上去狠拍两铁锨，又装在车上运走了。”王振元劝李恩元停杀，李把杀猪刀往桌子上一拍，道：“不叫杀了，他们反过来杀我们贫下中农怎么办?”据吴德讲，最后还是市委派秘书长马力和卫戍区政委刘绍文、张益三去，才止住了马村的屠杀。结果是杀了34人，救出108人(孙言诚《血统论和大兴“八三一”事件》)。
湖南道县大屠杀发生在1967年夏末。当时县里的两派造反组织在互斗的同时，借口狠抓阶级斗争，对所谓不服管制的四类分子发动群众专政，在道县人民武装部的支持下，对阶级敌人及家属子女进行有计划的屠杀。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逼迫自杀326人……。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全地区其余10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人。全地区(含道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逼迫自杀1397人;另外，致伤致残2146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四类分子3576人，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贫下中农1049人(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其他成份411人。其中未成年人826人。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杀人手段有枪杀(含步枪、猎枪、鸟铳、三眼炮等)，刀杀(含马刀、大刀、柴刀、梭镖等)，沉水(沉潭和沉河，沉河又称“放排”)，炸死(又称“坐土飞机”)，丢岩洞(一般都辅以刀杀)，活埋(基本上是埋在废窖里，故又称“下窖”)，棍棒打死(含锄头、铁耙、扁担等)，绳勒(含勒死和吊死)，火烧(含熏死)，摔死(主要用于未成年的孩子)等(章成、遇罗文《文革：湖南道县大屠杀纪实和北京大兴屠杀调查》)。
邵阳“黑杀风”是受道县大屠杀风气影响而发生的屠杀事件。1968年7至9月，湖南邵阳县一些基层干部与农民举着“阶级斗争”的大旗，顶着“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招牌，捕风捉影，乱砍滥杀，负责“支左”的县里军队干部又放任自流，仅仅在3个月之内，死人逾千，“杀人如杀鸡”。其杀人主要有打死、绳索勒死、活埋、“ 铳决”、石砸、吊麻蛏(即青蛙)、耙(锄)头挖、捆绑沉河、乱棍埋、擀面条(用铁棍在人身上赶)、铁丝穿脚筋、脑袋开花、铁锤锤手臂、火烧、烙铁烙、脖子上挂水桶和肚子上压土砖、“五马”分尸等常人难以想象的手段(林启山《“文革”时期邵阳“黑杀风”事件始末》)。
广西的大屠杀是在各地、县革委会普遍成立后有领导的发生的。“1967年冬至1968年春，主要在农村全自治区刮起了一股‘红色风暴’，说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及其子女起来造反，要杀干部群众，说‘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于是在农村中成立起了‘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庭’，搞群众专政，杀了一大批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也乘机杀了一些‘4·22’观点的人。其中靠近湖南零陵地区的桂林地区各县，尤为严重，有的四类分子之家被全家杀绝。‘灵山县谭礼大队民兵排长黄培立召开民兵统一行动，把地、富及其子女全部杀掉，全大队共杀了130多人，财产、房屋没收盖礼堂，禽畜、粮食全部吃掉’(中纪委、组织部等六部委《关于广西落实政策情况的调查报告》附件之一，1981年7月15日)。1968年3月，上思县武装部长段振邦在县四级干部会上说：‘过去我们对敌人专政，要经过公安、法院，现在不需要了，现在实行群众专政，不杀掉那些东霸天、西霸天，群众不同意’。全县于同年的三、四月间乱杀了一批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和被认为是坏人的人。临桂县1967、1968年两年打死的1865人中，被打死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459人。灵山县‘贫下中农造反总部’(‘联指’)于1968年初，召开会议全县统一行动。全县共杀死2900多人。他们用‘种花生’指枪决，‘种芋头’指石头打死，‘种甘蔗’指木棒打死等暗语统计杀人数字。”广西屠杀的方法有有砍头、棒打、活埋、石砸、水淹、开水浇灌、剖腹、挖心、掏肝、割生殖器、零刀剐、炸药炸、轮奸后捅死、绑在铁轨上让火车压死等，最令人发指的则是吃人肉、人心、人肝。武宣县女民兵班长陈文留，她一个人吃了6副人肝，还割下5名男人的生殖器泡酒喝，说是“大补”。同北京、湖南等地一样，广西也奉行对阶级敌人及子女斩草除根，一个不留的做法。1968年10月初，全州县东山公社民兵营长黄天辉召集大队会议，商议决定召集民兵班、排长等30多个骨干开会。会上黄天辉说了湖南道县杀地、富情况，并提出：“我们也要动手，先下手为强”，“要铲草除根一扫光”。他还宣布：“不准通风报信，谁走漏消息就和地主一样。”最后采取坑杀的办法，强迫被害者跳坑，有的不愿跳，被黄用棍打后推下坑。地主出身的刘香云在坑口向黄求情，请求留一个小孩给贫农出身的妻子，说：“天辉，我两个仔，到政府去判也得留一个，我老婆也有一个，我抱一个跳下去，留一个给我老婆”。黄说：“不行”。结果，刘被迫抱着两个小孩(大的3岁，小的1岁)跳坑而死(晏乐斌《我参与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炎黄春秋》2012年第11期)。
除了集体大屠杀之外，更多的人则因对毛泽东、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稍有不满，便被视为“现行反革命”而治罪，依据是“公安六条”中的第二条，由此形成大量经过所谓“法律手续”的冤假错案。“文革”10年间，清查“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等历次运动都为残杀“文革”异议者提供了绝好机会。尽管在“文革”前的胡风案、反右运动都因“祸从口出”而逮捕、判刑和劳教了大批知识分子，但以思想问题长时间持续杀人则是从“文革”开始的，中国的思想先驱者遇罗克、林昭、张志新等许多人因此遇难。因为怕这些思想犯行刑时呼喊口号，采取各种卑鄙手段不让其发声。原南京高等军事学院的训练部长蔡铁根，因抄家时发现日记本里有为彭德怀鸣不平的话，有关方面于1970年3月11日用麻绳将他捆绑后宣读死刑判决书，他刚要申辩，便被人勒紧套在他脖子上的麻绳，使他发不出声，接着拉到刑场枪毙;广东海南岛白沙县枪决女医士官明华前，用一节竹筒塞进她嘴里，穿上铁丝，扎在脑后，使她发不出声;宁夏银川市枪决“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反革命集团成员”吴述森、鲁志立、吴述樟前，用板子压住舌头，不让他们发声;贵阳市建筑公司女技术员马绵珍被处决前已经绝食两个多月，虚弱得站不起来，因怕她呼喊反动口号，在她嘴里塞进压舌物，外面再扣上口罩;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鸿恩因涂写《毛主席语录》，在“一打三反”中被判处死刑，押往刑场前，喉管被割断;甘肃静宁县女技术员毛应星被枪毙前，被割断喉管;辽宁普遍对反革命犯施行枪决前割喉政策，从第一个遭此处置的沈阳皇姑区克俭小学青年教师贾承厚到1975年处死张志新时，全省已有30多人在行刑前被割喉管(《触目惊心：文革中他们这样走向刑场》)。尤为荒唐的是，许多人仅仅因为喊错了一句口号，写错了几个字，甚至无端之祸便身陷囹圄。作家张贤亮曾描写他在“文革”中一次去银川为枪毙十几个犯人“陪绑”的经历：押来陪绑的牛鬼蛇神不仅有成年人，还包括孩子。“现在站在我身边的竟然是个不满十岁的女童，胸前用细麻绳吊着一块小纸牌。这样小的牌子用今天的话说应属于‘袖珍型’或‘迷你型’的式样，在当时一般批斗大会绝对见不到。上面用黑墨水歪斜潦草地写着这样几个字：反动学生。”“在夏日正午的阳光下，她一头一脸脏兮兮的汗水，稀疏的额发沾在前额上，干了的泪痕和鼻涕结成了痂，糊了个大花脸，她低垂着眼皮，紧抿着嘴唇，也不向两边张望，木然地像尊泥塑的雕像。”而小女孩成为反动学生的原因，“听带她的人说是‘喊错了口号’”(张贤亮《我的文革艳遇与小说创作》)。“文革”中最能体现“毛泽东思想巨大威力”的国防科技领域，其实也是所谓“阶级斗争”最激烈的地方，许多人莫名其妙遭受祸秧。1969年10月，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青海核基地根据“一号号令”加快了向三线转移的进程，“在转移搬迁中发生两起爆炸。这本来是一般的质量安全事故，却被上升为国内外阶级敌人蓄谋已久的有计划的反革命破坏。在捕风捉影的‘清队破案’中，不准通信，不准职工探亲，也不准家属来基地探望。留学人员成了特务，工作生活在一起的朋友，成了反革命集团。基地80%多的车间、科室以上干部，90%的高、中级技术人员，受到审查和迫害。到1971年9月13日的近两年时间里，四千多名职工受到迫害和审查，骇人听闻的威逼、打骂、折磨，使310多人致伤、致残。40多名职工含恨自尽，5人以莫须有的罪名惨遭枪杀”(《中国原子弹最初试验场竟选址敦煌》，《老人报》2013年1月16日)。
像这类冤假错案究竟有多少?据1980年9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在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文革”中全国经过“法律手续”错误判处的“反革命”案件共17.5万多件，涉及18.4万余人，数量之大，后果之严重，为建国以来所仅有。
如同土改中杀地主富家的积极分子、三年困难时期让成千上万的农民饿死的领导干部一样，“文革”中当权者的种种罪行并未得到清算，没有多少“文革”刽子手被事后追究。例如当年想从已死的越剧演员严凤英肚子里寻找特务发报机的那位军代表，就一直在干休所安渡晚年，而不必为他曾经坚持的惨绝人伦的剖尸行为说一声“对不起”。
表现之三：彻底否定人类文明成果的可继承性，实行泛政治化的思想灌输，泛军事化的社会管理，无视中国社会的现实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实意愿，用假话、空话、套话、瞎话欺骗人民。
“文革”时期对人类文明成果的排斥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文革”初期开展所谓“破四旧”运动，企图把所有“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统统消灭，文化的承载体——书籍被烧，文物被毁，文化的承载者——知识分子受尽羞辱，中国进入一个全面禁书时代，也是大规模损毁历史文物的时代。“文革”初期，北京市1958年第一次普查时政府明令保护的6843处古迹，有4922处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北京师范大学200余名红卫兵，跑到山东曲阜孔庙造反，召开了捣毁孔庙的万人大会。仅谭厚兰率领的红卫兵就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古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70余件，珍版书籍1000多册。其他名人陵墓，如炎帝陵、成吉思汗墓、朱元璋墓、项羽墓、霍去病墓、张仲景墓、诸葛亮墓、岳飞墓、袁崇焕墓、王羲之墓、吴承恩墓、吴敬梓墓、蒲松龄墓、张之洞墓、康有为墓、徐志摩墓、傅抱石墓、徐悲鸿墓、张自忠墓、瞿秋白墓等都被破坏。10年间，人们能够公开欣赏的，只有 “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沙家浜》、《红灯记》、《海港》，“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以及“革命交响音乐”《沙家浜》、钢琴伴唱《红灯记》和钢琴协奏曲《黄河》，反映阶级斗争的新拍摄电影《春苗》、《决裂》以及作家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及其他少数几本反映阶级斗争的小说。少数经过严格挑选的外国政治、历史和文学书籍被译成中文，但只能作为内部读物供高级干部阅读。
文化的愚昧必然导致对文化人的作践。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这些毛泽东眼里“读书越多越愚蠢”的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纷纷把年老体迈的专家学者们赶到农村“五七”干校去劳动锻炼，按部队的班、排、连形式编组，整日种地、修渠。北京和全国许多城市都关闭了一些医院，世界知名的北京协和医院的医生护士被“精简下放”，著名专家教授们都要到农村卫生院去做与没有接受过正式医学训练的“赤脚医生”一样的简单工作，而不管他们是否拥有某专科高深知识和精湛医术，。
文化的愚昧必然导致假话、空话、套话、瞎话的泛滥。有关方面宣传天下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等待我们去解放，刚刚填饱肚子的中国人不要“生在福中不知福”;宣传“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濒临经济崩溃的中国“形势越来越好”;宣传中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科学技术取得了众多赶上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等等。说这些话的人和听这些话的人都明明知道是假的，却无人敢不说，无人敢不听。假大空之风愈演愈烈，“以诚为本，以信立人”的道德准则根本没有存身之地。
表现之四：实行任人惟亲、惟政治、惟年轻的干部路线，大量越级提拔使用有亲属关系的、相同政治观点和同一派别的、年纪较轻的人，不管其是否具有相应的能力，是否具有丰富的行政经验和良好的人品。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根本目的是“反修防修”，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但在具体实施时，却执行了一条任人唯亲，唯政治路线，唯劳模形象，唯年青的干部路线。“文革”期间，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年仅26岁就主持《解放军报》新的总编辑组的工作，旋出任“中央文革”办事组长(相当于部、委办公厅主任)，后因个人婚姻及身体问题不再从事具体工作，仍有北京平谷县委书记和北京市委副书记等头衔;1967年1月，刚刚从大学毕业1年多的毛远新担任黑龙江省临时权力机构“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1968年5月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1973年任沈阳军区空军政委、沈阳军区政委;毛泽东的亲戚王季范之孙女王海容1965年从北京师范学院毕业后进入外交部工作，1971年被任命为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1972年为外交部部长助理，1973年为外交部副部长;毛泽东的表侄女王曼恬“文革”中担任天津市委主管文教的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后兼任国务院文化组(即文化部)党组成员。至于江青，“文革”时一跃而成为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她特殊的身份和胡搅蛮缠的行事方式，几乎干预了“文革”10年间的所有重大政治活动。此外，毛泽东还把他身边工作的机要员谢静宜派到清华大学，担任革委会副主任兼党委副书记，1973年调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上行下效。林彪及其重要下属几乎都在仿行这一路线。他们让自己的老婆担任办公室主任，叶群还成为政治局委员，林彪之子林立果20多岁就出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职务。毛泽东按政治路线选拔干部，其实主要选的是他与江青所信任的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为此甚至不惜与写入党章的接班人林彪等人闹翻。爱乌及屋，靠“一月革命”起家的上海造反派头目们始终掌握着上海的权力，一些人还进入中央权力部门。与之成鲜明对照的是，“奉旨造反”的其他地区造反派头头除了建立“三结合”革命委员会时短时间掌握过部分权力外，此时大都被清除出权力机关，相当一部分人被捕判刑。提拔劳模到省级、中央级岗位工作也是“文革”的常见现象。山西农业劳模陈永贵抗战时期当过汉奸，为日本人送过情报。文革时，这类人通常要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在“群专”的监督下老老实实劳动改造。毛泽东却让他当国务院副总理。陈文化水平太低，中央文件上的字认不全，总是跟着李先念后面划圈。其他提拔到中央工作的倪志福、吴桂贤、李素文等劳模的情况也差不多。劳模原先大都只领导过一个村庄、车间，顶多具有一个县的管理经验，突然把他们提拔到管理全国事务的位置上，必然不知所措，难以发挥作用。事实证明，倪、吴、李等在位期间建树有限。陈永贵担任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很强势，但他硬是把自己在贫瘠山区土地治理的区域经验推向全国，而不顾那里是否为平原、坡地，都要修建梯田，干了蠢事。“文革”时大量破格提拔使用年轻人(时称“火箭干部”)，这种“接班人焦虑”心境下的举措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错误的，因为它对国家行政能力的破坏极为致命。干部的行政能力需要在长期的具体工作中逐渐形成，资历、经验在这中间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拔苗助长”式的干部培养方式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最典型的是因“一月风暴”夺权而被毛泽东看好的上海革委会副主任王洪文，提拔到中央以后无所事事，另一个受重用的毛远新也并没有表现出他所在位置上应有的能力。“文革”后期老干部纷纷“解放”，重掌权力，是年轻干部行政能力不足的一个有力反证。
二、政治文明的彻底恶化导致社会道德的全面溃败
政治文明的彻底恶化对社会道德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并最终导致社会道德的全面溃败。其主要特征是：
其一，搞阴谋，说假话，干坏事，违背公序良俗的种种丑行被贴上无产阶级标签后大行其道。
“文革”是一个为了“革命利益”撒谎造假的时代。在经历了一次次政治运动的“逆淘汰”之后，公平正义、坦诚守信的言行在革命利益面前不再有任何存身的余地。“九·一三”事件后，曾经批判过林彪“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的观点。但在当时的中国，它确是自上而下的惯常行为方式，只不过林彪把它说穿了而已。举个例子，1972年初中美关系“解冻”，美国著名电视制片人露西•杰文斯女士拍摄了一部以北京一家人日常生活为背景的纪录片《故宫》，这家人就是清华大学学生刘志军一家。据刘先生回忆，选他家是国务院办公厅交北京市外办具体经办，所以市外办经过几个月的仔细筛选后才选定的。外交部仍不放心，有关领导还亲自到他家实地查访，看了他爷爷、父母、兄弟姐妹，并向当地派出所和居委会作进一步了解才最后确定。刚开始拍摄，露西便面有困惑：全家人不管男女老少，衣裤都是黑蓝灰三色，男的都穿军绿球鞋，女的都是方口偏扣黑布鞋，三代人站在一起就像是部队一样。因为那个年代的人除了绿军装，几乎都是黑蓝灰色，即使女孩子有件鲜艳点的衣服，也必须穿在里面，露出来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但为了表现服装色彩的丰富，他的大妹妹只好向一位刚结完婚的新娘子借了件红衣裳，二妹妹则到邻居家借了件暗紫色格上衣。另外，当时经济凋敝，物资供应紧张，所有东西都要凭票限量供应。《故宫》中有一组镜头，要表现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正在提高。当时正赶上中秋节，广安门菜市场突然摆上了各种新鲜蔬菜，应有尽有。那个年代，民众不管买什么东西都要凭证且限量，而惟独那天肉菜全不限量，敞开供应，只要排队就能买上。刘先生父亲的单位为让他家在外宾面前表现出中国人的自豪，还特地补助他100元钱，他的母亲攥着相当于自己3个月工资的钱，乐滋滋地挤在买菜的人群中(刘志军《影片〈故宫〉引出的跨国情缘》，《纵横》，2002年第7期)。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上海时，也同样为反映所谓市场繁荣演戏给外国人看。当年执行外事接待任务的华东师大外语系教授说，记得最能说明所谓“内外有别”的是巨鹿路菜场那份简介。鸡肉禽蛋，名目繁富，供应丰赡，自然不在话下。最有意思的是上头那些甄奇录异的笔杆子越改越来劲儿，最后菜场不但鲍翅俱全，还供应熊掌!(《尼克松访华奇闻：菜市场简介里竟有鱼翅熊掌》)
“文革”是一个人们不得不说假话的时代。当时盛行的“讲用”形式为讲假话提供了最为方便的载体。“讲用”是讲个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讲自己如何克服私心，提高觉悟，去做好事的演讲。由于要求工人、农民、学生、干部每个都要在不同级别的会议上讲，而学雷锋、做好事的机会又不哪么多，编故事就成了常事，每个人都竭力让自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对自己进行无耻吹捧，“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至此达到了顶峰。
“文革”又是一个人们不敢不说假话的时代。茅于轼说，那时候人们几乎不交流思想。和朋友交流思想，那是最危险不过的事。和自己的爱人说都十分危险，因为说不定她会告发你。也许她并不想告发你，但是怕你先告发她，她自己被揭发罪加一等，不如先下手。你也会有这样的提防。所以最好是大家守口如瓶，一点风声都不露(《三十年前的中国百姓》，《读者》2008年第14期)。茅先生对当时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警惕戒备心理的描述是准确的。因为一两句不与当权者保持“高度一致”的话，被家人、恋人、亲戚朋友、单位同事或邻居检举揭发而引来杀身之祸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江西赣州冶金机械厂学徒工李九莲因为给正在福建中国人民解放军6587部队服役的曾昭银写未署名的恋爱信，被准备入党提干而表现积极的曾昭银上交团政治处，李九莲以反林彪现行反革命罪被捕，1977年被处死。世风日下，良心泯灭，即使是善良正直的人也不能不以假面对人，来保护自己。
其二，严酷无情、极端暴力成为阶级斗争的根本准则，“恶”成为革命者的最佳护身符。
在“文革”中，人的攻击性与恶意被充分释放出来。红卫兵用大字报谩骂、人格污辱、批斗、游行示众、“喷气式”、戴高帽子等违背基本人伦道德的斗争形式老师，对社会上所谓“有问题的”人抄家、群殴甚至打死，从残酷暴力行为中获得欢愉。身陷疯狂气氛而极度亢奋的青少年甚至把作恶当成加入革命者群体的投名状。一位解放军报记者回忆说：“一天下午，传来周总理的指示，叫我随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吴德和北京市委书记雍文涛，去处理东安市场红卫兵杀人事件。当时，红卫兵杀人的事时有发生。就在东安市场附近的一个小学，有个女孩要加入红小兵。红小兵组织的头头说她革命不坚决，她听后，找了一把尖刀，来到被关的老师屋内，上前就将一个老师捅死，回来说：我这么坚决，可以当红小兵了吧!”(《记者经历的文革初期红卫兵造反活动》)革命者在实施严酷无情的极端暴力时，很少有一丝道德上的自省和行动上的犹豫。用铜头皮带打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的女红卫兵们，疯狂屠杀“黑四类”分子及其家属的北京大兴天堂河公社马村大队大队书记李恩元，吃了六付人肝的广西武宣县女民兵班长陈文留在当时都是春风得意的人。涉世不深的中学生最容易受到社会气氛的感染，扮演魔鬼的角色，他们往往比大学红卫兵和成年人组成的造反派们更冲动，干出更多的坏事来。长篇小说《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文革”中被贴了大字报，她的儿子小波(即老鬼)为了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要去越南参加“援越抗美”战斗，带领一些同学抄了自己的家，“用斧头劈开母亲的嵌有精致雕纹的大衣柜，抢走了300多块钱作为抗美援越的经费。”“为从容撤退，上火车前不被发现，还亲手把两个姐姐捆起来，像绑美国鬼子一样，勒得她们痛苦哀叫。姐姐的哭泣没有软化我的斗志，两只臭袜子塞进了她们的嘴。”作儿子的还在墙上、门上、地上、写字台上刷写了许多大标语：“杨沫必须低头认罪!”“彻底批判大毒草《青春之歌》!”“打倒臭文人杨沫!”“红卫兵万岁!”……“可惜时间太仓促，来不及把这个散发着资产阶级霉味的家砸个稀巴烂。”(老鬼《血色黄昏》)
最典型的是1967年正在甘肃省永登县连城林场支左的8110部队某部三连副班长刘学保“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英雄事迹”。它足以说明人性之恶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按照1968年4月24日《解放军报》头版发表的长篇通讯《心中唯有红太阳，一切献给毛主席――记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雄战士刘学保》的说法，1967年12月17日，永登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林场职工前去参加庆祝大会，刘学保发现曾经当过国民党宪兵副连长的“反革命分子”李世白偷偷闪出了大门，便立即叫上另一同志一起追出去。快到大桥的时候，断定“反革命分子”是要破坏大桥，就叫同来的同志回去叫人，自己一人去制止“反革命破坏活 动”。“反革命分子”发现刘学保追来了，反扑过来攻击刘学保，刘学保与他搏斗，并将他打死。刘学保发现“反革命分子”用来破坏大桥的炸药包已经拉燃导火索，便“以惊人的勇敢”冲上桥墩，抱起炸药包，往远离大桥的河滩跑，边跑边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最后将炸药包扔出去，大桥保住了，刘学保却“失去了左手”……。“文革”结束后，对该案重新调查，结果表明：李世白是被刘学保为制造假案而骗去现场残忍杀害的。有关部门决定为李世白彻底平反昭雪，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刘学保无期徒刑(《文革中的刘学保“舍生护桥”事件》)。
其三，政治斗争法则浸入社会的家庭细胞，夫妻反目，父母子女决裂，兄弟姐妹对立受到鼓励。
“文革”中有个常见的口号，叫做“彻底砸烂旧世界”，这个“旧世界”就包括家庭和亲情。在此期间，家庭亲情被鞭挞带来的人性扭曲达到了极其荒谬的程度，而这种扭曲竟然在当权者的鼓励下竟成为时代潮流。1966年10月6日“全国在京革命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来自江苏扬州的13岁(初中一年级)红卫兵郭苏扬被安排上台发言，对她父母作了控诉、批判。她父亲是扬州市委监察委员，由于她站在反对地委“走资派”的立场上，父亲就对她进行“审讯”，说她是“右派”、“反革命”，“充当了右派的急先锋”，她与父亲辩论，坚决不承认是反党，父亲气得打了她两巴掌，但她一直昂着头，父亲又用杈棍打她，她就跑了出来。第二天，她母亲又把她从学校拉回家里，“他们用脱离父女关系威胁我，用没吃没穿吓唬我，用人情母爱软化我，并强行把我关在家里三天。”她慷慨激昂地说：“什么‘脱离关系’，什么‘永远不要回来’，什么爹娘，什么人情，都拦不住我!爹亲娘亲没有毛主席亲!没有党，没有毛主席，哪有劳动人民的今天!”(扬州东方红农业大学革命委员会政治部《东方红战报》1967年10月6日第94期)据说郭苏扬讲话后，周恩来与她握手说：“好!很有希望。”“勇敢些，战斗!”江青问郭的父亲是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郭答是1943年;江青又问是干什么的，郭答是打游击的，江青说：“不要怕，游击队员怕什么!”(红卫兵南京大专院校司令部政治部《红卫兵报》第九号，1966年12月22日出版)康生于1966年11月15日夜率中共代表团参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五大”和劳动党建党二十五周年庆祝活动后返回北京途中，在乌鲁木齐接见新疆大学革命造反团同学时的讲话中，也特地讲到郭苏扬那次大会发言的事，康生说：“她讲得好，她跟她父亲母亲斗争。我就问她：‘你兄弟姐妹几个?’她说：‘四个。’我问：‘你是老几?’她说：‘老二。’我说：‘你父亲是不是只喜欢老大、老四，不喜欢你?’她说：‘不是。我们观点不同。’”康生说到这里，和听众一起笑了。康生又说：“她父亲是扬州市的监委。她反对地委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她父亲压制她革命，她对她父亲说：‘你过去革命我就赞成你，你不革命，我就反对。’13岁的孩子懂得这个道理。她说：‘我们观点不同。’我说：‘好!’她把毛主席纪念章给我戴上了。我就戴着去阿尔巴尼亚串连。”(新疆大学革命造反团《革命造反报》记者记录整理，1966年11月16日;新疆大学革命造反团宣传部印，1966年11月17日。油印传单)周恩来、江青和康生都是借着对郭苏扬行为的支持来肯定这种新的家庭关系，毛泽东则以赞赏口气谈到政治法则浸入到家庭生活之中导致许多家庭分裂的现象：“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中共中央1967年10月7日发出)
事实上大多数决裂的家庭并非因为政治观点有分歧，而是为了减少来自组织上、社会上的压力，不得不与亲人划清界线。“文革”中，丈夫被揪出打倒后，妻子通常都会被加上个“臭婆娘”、“臭妖婆”之类罪名，子女也要背上特有的家庭出身包袱，在入党、招工、入学、参军、提干时遇到麻烦，甚至连参加造反派组织也被拒绝。为了改善处境，他们不得不宣布与亲人“一刀两断”。1968年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并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后，中共中央办公厅要求刘少奇的子女学习后向中央作出表态，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就向毛泽东写了表示拥护中央决定的信，表示要进一步和家庭划清界限，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毛泽东对此作了批示，称之为“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张绛《刘少奇一家》第273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许多丈夫、妻子或子女为了成为“可以教育好”的队伍中的一员，摆脱“狗崽子”、“反动家庭孝子贤孙”之类恶名，不得不给丈夫、父母们贴大字报，揭发、检举亲人。作家陈白尘的文革日记中，记载了他在北京听说南京家中的女儿陈虹批判母亲金玲的事：“收玲信，虹儿对她批判，压力极大，她又揭发不出我的罪行，很痛苦。我们这儿四壁都贴有各人子女写的大字报，这是大势所趋，不得不然。”(《牛棚日记》，1966年10月13日，三联书店1995年)。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在“文革”前夕自杀后，妻子董边也被打成妇联机关的走资派。两个女儿多年后回忆说：“‘文革’最初的几年，我们很难理解家里发生的一切，当我们得知父母犯的是反党反毛主席的错误时，惊骇、怨恨、困惑时刻笼罩着我们。妈妈在我们的眼里失去了往日的威严，我们经常用异样的神情和口气对待她，甚至不再唤她‘妈妈’。”1972年，两姐妹在与母亲划清界限并下放到农村劳动五六年之后，去河北衡水探望在干校的母亲，“自‘文革’以来深埋在心底的结怨，涌动成交集的百感，我们紧紧盯着妈妈，不知如何开口。‘小英，二英，你们来啦。’是妈妈先招呼了我们。‘妈妈!’我们扑了上去，瞬间，隔在母女间的冰层一下子溶化了……”(曾立、曾自《我们的妈妈董边》，《炎黄春秋》1999年12期)。董边母女是幸运的，毕竟她们较早地找回了痛失已久的亲情。在其他一些家庭里，“文革”这个飞出“潘朵拉”盒子的恶魔导致了亲人间无可挽回的人间悲剧。文革初期黑龙江省省长李范五被当作“走资派”揪出来后，想要打倒李范五的省委领导干部伙同造反派，多次找李范五的大女儿谈话，并将事先写好的李范五“乱伦”材料给她，让她签字，她不肯签，则说签字后立即可以参军，不签就按“黑帮”子女待遇下放农村劳改。女儿违心地签了字。此事让李范五与大女儿关系彻底破裂，李范五后来还立下遗嘱，不认这个女儿，自己死后也不让这个女儿来参加葬礼(参见何蜀《文革中的家庭关系值得好好研究》)。
对于1975年被处死的张志新，有关部门在执行枪决后，又专门找上门去，给她年龄不到18岁的女儿曾林林和不到10岁的儿子曾彤彤办“死囚家属学习班”，并作了询问笔录，从笔录中不难看出当时摧毁家庭亲情的残忍程度：“曾林林：刚听说张志新犯了反革命的罪行，我当时感觉会影响我进步的。这下可完了。但经过学习提高了认识，母女关系是有阶级性的，她虽然生了我，是我的母亲，可她是反革命，就不是母亲了，已是我的敌人了。她反党反毛主席，我们就和她斗争到底。我后来经过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教育，我已认识到她反革命，我和她划清界限，并不会影响我的进步。问：张志新实属死心塌地，罪大恶极，你们有什么想法、看法?林林、彤彤：坚决镇压，把她处死刑，为人民除害。我们连尸体也不要，政府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们都拥护。对于张志新在监狱的还有什么财物， 我们什么都不要，这有(由)政府处理”(《如此让天伦沦丧!》)。这就是毛泽东时代道德重塑所赞赏的“不重亲情重阶级情”。
毛泽东的晚年是孤独的，谈不上儿孙绕膝。孙辈的几个孩子中，只与李敏的孩子在“文革”前见过面。生于1970年的孙子毛新宇甚至更晚些时候的李讷之子均无缘相见。毛泽东在1975年之前身体健康情况并不太差，李讷生小孩之后长期住菊香书屋，与毛的住处游泳池近在咫尺。四五年时间，为什么不见?用“不重亲情重阶级情”可以解释吗?
父母有意安排子女揭发检举自己，以改善子女处境，可谓是对人伦尽丧的现实的另类反抗。据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童书业的女儿童教英回忆，她父亲在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和“反共老手”，同处一系的童教英被逼着揭发父亲。童教英说：“当时我对父亲的过去并不了解，对他的学术也没有反动印象，反倒是他逼我学马列主义的印象很深，所以我写的大字报在一些人看来是蒙混过关。……为此，我承受了许多大字报，连我身体虚弱也成了污骂对象。同寝室人甚至将墨汁泼到我的被褥、蚊帐上……。” 童教英回家后，童书业为了替女儿解围，竟提出要代女儿起草批判自己的大字报!(童教英《在炼狱中升华——我的父亲童书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版306—307页)
多年以后，当时坚决与经济学家的父亲顾准划清界线，直到其病死都没有前去探望的大女儿反思道：“为什么我们和父亲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却长期视为殊途?……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的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是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今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陈敏之《顾准的最后十年》，顾准著，陈敏之、丁东编《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9月第一版383页)
其四，“狠斗私字一闪念”只能停留在口头上，以权谋私，贪污腐败成为全社会的普遍现象，从毛泽东到商店售货员无不乐于此道，公平、公正的原则被彻底抛弃，社会道德日益虚化。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时代提倡的共产主义道德的核心内容之一(另一核心内容是“一心为革命”)。毛泽东在“文革”时从改造人性的目的出发，号召“斗私批修”。于是整个社会都在提倡“大公无私”，“狠斗私字一闪念”;人们都在大肆宣讲自己是如何摒弃私心，维护集体利益的，极力解脱道德上的欠缺感和罪恶感。问题在于这些高尚的、革命的、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的语言大多停留在口头上，说的和做的严重背离，社会道德虚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被“解放”的老干部重新掌握权力之后，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千方百计把子女送去参军、上学、提干，摆脱在农村劳动的艰苦环境;在工厂，消极怠工，偷工厂产品，用公家原料为个人做私活之举司空见惯，以致当时社会广泛流传着一个顺口溜：“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农村基层干部除了多吃多占，还利用可以掌管知识青年回城的权力，吃请收礼，有的女知青竟要以肉体换取回城的机会。社会的全面道德溃败最典型的表现是每个掌握哪怕是最微小权力的人一定要把它效应最大化。听诊器(医生)、方向盘(司机)、人事干部、营业员由于掌握着最紧俏的资源，而被看成是中国最好的职业。“公开的道貌岸然的大公无私的革命宣传，和实际的社会运行规则，差距越来越大”(参见王海光《血缘文化与文化大革命(论纲)》)。就连喊的最响的“为人民服务”口号也被民间赋予新的解读。每当顾客对售货员有所不满，指责其不为人民服务时，售货员往往会说：“我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你一个人服务的!”偷换概念的回答倒是继承了老人家的衣钵。
“文革”是道德教化最全面、最彻底的时期，是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费时费力最多的时期，也是道德沦丧无以复加的时期，自上而下的腐败化、愚昧化、无耻化、欺骗化等丑陋现象积重难返。
“文革”10年间，渐入老态的毛泽东在日常生活中耗费十分可观，专门为他本人组建的服务队伍阵容庞大。从1950年代后期到1960年代初，各地已经为毛泽东修建了数十幢专用住所，有的他从来没有去住过，“文革”期间又修建了一批新的专用住所。除了因战备原因而修建的湖北咸宁“131”工程外，还有北京官园别墅，中南海“二O二”住所，浙江金华“512工程”，广州南湖别墅七号楼和松园、磨刀坑住所，江西“八二八”招待所等，占用的有长沙九所六号楼、北京钓鱼台国宾馆12号楼、北京人民大会堂118厅。为毛一人专门成立的服务班子有医疗小组(一次是在1971年～1972年，一次1974年的6月中旬至毛泽东逝世);“大字本”组(1972年秋成立，毛泽东要看的书，特别注释后，排成“大号字”文本，先是每次印15本，后只印5本);吟唱小组(吟唱者许多都是文艺界的名流，如岳美缇、蔡瑶先、姚炳淑等。乐曲演奏家更是名流荟萃，琵琶演员刘德海、二胡演员闵惠芬、笛子演员张晓辉等);戏曲小组(在毛泽东所到之地组织演出《生死牌》、《讨学钱》等“文革”中被禁“封资修”旧剧，用电视转播车为毛泽东播放);专供毛一人观看的电影摄制组;专供毛一人观看的港台、外国影片租片渠道(部分香港影片由有关公司免费提供);雪茄特制小组(毛泽东喜欢产自四川什邡烟厂的雪茄烟，1972年的3月从什邡烟厂选中了几位厂里的技术骨干，成立了“一三二小组”，在北京生产专供)。专门为毛泽东的需要交办的任务也不少，最著名的是“毛瓷”的烧制。1975年中办主任汪东兴亲自把毛泽东餐具的烧制任务交办给江西省委书记，安排轻工业部景德镇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研制生产。餐具在图案设计上采用了毛泽东最喜欢的红梅，而且餐具的内外都有图案，又是釉下彩，工艺非常精湛，红梅均为手绘，没有哪两盏餐具是相同的，瓷器声音悦耳，像玉器相击的声音，迎光而视，呈半透明状。瓷器烧成后，挑出20套，10套归毛泽东名下，其中有两套进了中南海，他在各地的住处也有分配。另外10套交由江西省委安排。试制过程中留下的残次品以及挑下来的成品，奉命全部销毁，经请求由所里保存了一部分。就连群众反映最强烈、最痛恨的“走后门”行为，毛本人也未能做到洁身自好。1975年5月3日深夜，毛泽东在他的住所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在会上否定了“四人帮”提出的批“走后门”一事，说：现在走后门的人有成百万，也包括江青、张春桥你们自己在内，我也算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京大学去上学了。她们当了5年工人，提出要去上大学，我没办法，给谢静宜等人说了，他们不得不收。这些上大学的人，也不是坏人，上大学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批?(参见《彭劲秀：毛泽东坦承自己“走后门”》，《南京晨报》2011年5月18日)
江青自1967年与毛泽东分居，一个人搬到钓鱼台去住。在钓鱼台，她住过10号楼和11号楼，其住房宽敞,设施齐全,有大卧室、大办公室、大卫生间、大客厅、大餐厅,还有大放映室、大娱乐室，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室内凡是她能活动的地方,都铺上地毯,连卫生间都铺满地毯。住室、办公室的窗子玻璃是4层的，窗帘是3层的(纱帘、绸帘和厚绒帘)。室内的墙壁、屋顶、窗帘、灯光、地毯以及各种家具颜色,都有一种柔和的感觉。住所内经常用紫外线消毒。她不仅在北京有住房，在上海、天津、武汉、郑州、广州、海南岛、杭州、青岛、北戴河、长沙等地都有住房(参见杨银禄《江青的日常生活方式》，《江青有四怕》)。江青的饮食说不上有多么豪华，但难侍候是出了名的，能长期为她做饭而不被赶走的只有从毛泽东身边来的程汝明厨师，江青就连从钓鱼台去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开会都要带着他。江青在吃上非常讲究。当过她秘书的杨银禄说，江青喜欢吃既清淡又有营养的饭菜。炒菜、烧汤不喜欢用骨肉汤，也不喜欢放味精。她说，骨头汤里胆固醇高，味精是化学制品，有有害物质。但是,她喜欢菜里汤里有骨头汤和味精的美味。她吃鸡蛋只吃蛋清，不能有一点儿蛋黄，她说蛋黄里有胆固醇。吃雏鸡要半斤的，鱼要掐头去尾，只吃中间的。螃蟹只吃公的不要母的，她说母螃蟹胆固醇高。菠菜要做成菜泥，芹菜要抽掉筋，豌豆要剥去皮，绿豆芽要掐掉头和尾。饭菜的温度要求适度，既不能烫嘴，又不能不热。她不但喜欢吃中餐，还喜欢吃西餐，喜欢吃法国、德国和俄罗斯式的点心(杨银禄《江青的日常生活方式》)。在江青请美国副教授维特克吃饭时，担任翻译的外交部工作人员张颖还记得她对饮食的看法：“今天的菜谱是我亲自点的。我知道，你们美国人不讲究吃尽吃牛排，是不是?我尊重别国人的习惯。但是中国菜是中国悠久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很有科学性的，营养价值更甭提了。我们还讲究食物的治疗。喏，这个炸子鸡，绝对不能用冷冻的，完全新鲜。它的重量不超过一斤，否则太老。喏，这个鱼，我最爱吃活鲫鱼了，全是刚从河里抓起来的，每条只有半斤多。还有这个烤鸭呀，不油腻，不能用太肥的鸭子，并且把油去掉了，哈哈嘻嘻。你还年轻，胆固醇对你还没有太大的威胁。”(张颖《外交风云亲历记》，第203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
那些从基层提拔上来的高级领导干部是不是全都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呢?也未必，因人而异。吴桂贤原来月工资67元2角，到中央工作后未变，参加国务院会议喝一杯茶要交1角茶叶费，原来不知道这个规矩，后来知道了，就说自己不爱喝茶，只喝白开水。陈永贵在大寨挣工分，一个月出满勤是45元。到中央后除继续挣大寨的工分外，山西省每个月补助他100元，中央每天也给1元2角的生活补助，一个月36元。陈永贵在消费上也比较克制，接见外宾收到一些计算器之类的小礼物，他都上交。王洪文就不同了。他当了中央副主席以后，爱打猎，爱钓鱼，爱请客，讲究享受。1976年10月6日王洪文被捕以后，搜查者从他钓鱼台的住所搜到“一些装有现金的信封。信封上印有上海某机关的名称。这些信封都未拆开，是上海每月给他的生活补贴。大概是1976年1至10月份的，总共一千来元。上海市轻工局党委副书记兼革委会副主任马振龙源源不断地给王洪文送试吃、试穿、试用、试玩的产品，从香烟、酒类到糖果、罐头、从手表、照相机、打火机到录音机、电视机，连王洪文设宴用的高级瓷器、玻璃器皿等，都送到北京(参见丁东《选拔工农干部能否防止腐败》)。
至于普通民众的道德水准，作家张贤亮曾记叙他有一次被押到银川市里为枪毙10多名犯人陪绑的经历，很有代表性：在开完公审公判大会返回的路上，那些押解他的农场战士看中了一块公社瓜田，“战士们兴高采烈地跳下车，一个战士高喊了声：‘鬼子进村!’一伙人全笑了，纷纷喊着‘咪唏咪唏’、‘花姑娘的有?’‘嘶啦嘶啦的!’冲进瓜田，再现了电影《地道战》《地雷战》里的场面，那是我们田间俱乐部里的保留节目之一。瓜田旁的窝棚里有两个看守瓜的公社社员，但对这群日本鬼子似的战士视而不见，毫不过问。任何人一扛上枪就有了特权，何况拿公家的东西与自己无关，在当时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现象。在光天化日之下，每人都抢了个大西瓜抱回来”(张贤亮《我的文革艳遇与小说创作》)。
纵观1949到1976年道德重塑的历史，可以发现，它是一段被阶级斗争理论严重扭曲，充斥着农村流氓无产者的邪恶观念和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挂在嘴上而非付诸实施的历史。在推行道德教化的近30年中，道德准则与社会制度安排严重背离，道德理想与社会现实严重背离，残忍的斗争手段与人的善良本性严重背离，从而带来社会上普遍性的人格分裂和心理阴暗。尤其在“文革”期间，社会道德已到了全面溃败的程度。
这场道德危机影响深远。至今仍大肆泛滥的唱高调，说假话，崇拜暴力，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卑鄙之举，不讲求诚信友善、谦和礼让的不道德行为皆能从当时形成的社会行为模式中找到渊源。有人根据近几年出现的“老人倒地不敢扶”现象，反思说“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当然过于偏激。但也不得不承认，当年推翻一切道德传统(不管它是精华还是糟粕)，大肆宣扬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行为准则，确实在几代人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有人靠臆想美化当时的道德风尚，称其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稳定的物质生活，公正的社会风气，还有强大的爱国主义自信心”(孔庆东语)，真该睁开眼睛正视一下历史和现实了。
民众对那个时代的道德堕落是不满意的，尽管在政治高压下反抗极为微弱，毕竟还是反抗了。“文革”末期，“四人帮”因毛泽东批评江青等人之事以“小道消息”的方式传到社会上，层层追查“政治谣言”。而此时民众的政治狂热已消耗殆尽，不再热衷于揭发、检举他人，大都采取种种办法应付“追谣”。当时流传这样一个段子：
追查人：你是从哪里听到这个谣言的?
被追查人：澡堂。
追查人：谁说的?
被追查人：不认识。
追查人：长的什么样?
被追查人：背对着我，没看清。
追查人：长的多高?
被追查人：不知道，蹲着哩。
追查人：穿什么衣服?
被追查人：不知道，光着(身子)。
这是时代的悲哀。良心尚存的百姓不得不以一个不道德行为——说谎，去抵制另外一个不道德行为——告密。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