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木同志的《也不过是老调重弹》，批评拙木的文章是“老调重弹”，“十足的幼稚可笑”。但文章并不曾讲道理摆事实，只是搬来不知谁说的“文章是姚文元写的”，便对拙木君下此判语，未免轻率。
我以为，带有整人意味的陈辞老套，才叫做老调重弹，真正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即使那论点是三十年、一百年以前的，只要有现实的针对性，也不能说它“老调重弹”。
整人为目的的文章有如下几个特征：搜集某人前前后后的文章，包括会议记录、日记、日常谈话，斩头去尾，东鳞西爪，按编年体排成黑话录，不说明那言论发表的时间、场合，也不问针对什么具体问题，然后用简单几句吓坏人的政治术语作结，判定此人是三反分子，老账新账一起算，得出结论叫做一贯反动，这样的文章才是应予摒弃的“老调”。
亦木同志的这篇大文，有很多与上述的特征近似，同样排列了王若望的一系列文章的语句，目的是为了上纲上到王若望不要党的领导这上面去。只有一点与当年的大批判“老调”不一样，即排列了我的观点，并没有逐条加以批驳，只是用了两句话：“只要立场、观点、方法对头，用不着注解就可以看出他的用意，假若你认为这些言论非常贴切，简直切中时弊的话，那就毫无办法了，只能用列宁的一句话来回答你：‘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过去的大批判老调，一面排列了某走资派的黑话，一面抄录最高指示作为对照，这也算是一种批判，虽然不高明，但对被批判者还是有一点益处，至少在他写思想汇报时还可照录一段使用。如今《也不过是老调重弹》一文连对照性的语录和批注都没有，使我这个被批判的对象只知自己说了错话，不知错在哪里，我想从亦木那里取经，以便写进自我批评中，结果是除了几个形容词外，一无所获，感到非常遗憾。
亦木同志一上来声明他是文艺的门外汉，“偶然涉及文艺问题”，只是“物不平则鸣”，才站出来“不说不行”。这真有点儿“侠义性格”。我倒愿意平心静气地摆点事实，讲点道理，跟这位“门外汉”探讨一下他所指的“偏见”的是非。
首先要说明者，《也不过是老调重弹》中开列的王某的所谓“肆无忌惮、张牙舞爪”的文章目录皆是在三中全会后，六中全会的历史决议公布之前的一年多时间内写的。那一时期，正是全党坚决地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直至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我不否认在某些文章里流露出某种愤激之情，过头话也说了一些，如果不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给我指出，我将十分感激。
不过，我的基本观点总的来说是跟三中全会的精神保持一致的，我所抨击的消极现象和“长官意志瞎指挥”之类，并不代表党，在亦木所开列的篇目里，每篇文章都讲到正确的党的领导应该是怎样的，即以亦木君大张挞伐的那篇《谈文艺的“无为而治”>（七九年九月《红旗》）来说，其中就有这么一节：这么说来，还要不要党的领导，当然要的。问题在于我们再不要那种高高在上，颐指气使，总是以教训人的口吻训人整人的领导了。我们期望于当今的文艺领导同志者，就是把服务站、供应站的职责真正担当起来，并希望他们能把周总理、陈毅同志领导文艺的优良作风学到手。……》另外还有一处这么写着：“文艺领导要不要把关？我认为在大大放宽尺度下的把关还是必要的，而把关的标准其实只要规定两条：一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条是坚持双百方针就可以了。”同时我还在文中谈了文艺领导如何对作家有缺点错误的作品进行批评帮助的话。总共两千多字文章，上引两节即占了三分之一。为什么亦木对此一字不提，视若无睹？这哪里有一点实事求是与人为善之意呢？
亦木同志开列我的所谓“张牙舞爪”言论有十七节之多，篇幅有限，这里只能挑几条重要的作一些辩白：
㈠他把我的《谈文艺的“无为而治”》摘录了四段，作为不要党的领导的证据。即使他肢解了我的原文，单凭他选取的一肢一节来说，现在看来也并没错。例如我讲到“有些文艺工作的领导人出于好心，喜欢对作家们耳提面命，指手划脚……认为作家艺术家有意无意放毒。”试问这话有什么原则错误呢？胡乔木同志在不久前发表的重要文章中曾指出毛主席“对当代的作家艺术家以及一般的知识分子缺少充分的理解和应有的信任，以至错误地把他们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甚至看成是”黑线人物“和”牛鬼蛇神“。”（引自一九八一年二十三期《红旗》杂志》至于我所说的那种现象，不但过去有过，今天也不一定杳无踪迹了。指出这种现象，无非是为了改进工作、改善领导，怎扯得上不要党的领导了呢？
然而亦木同志还不以开列我的“错误”言论为满足，接下去，他也开列了陈毅同志在广州会议上讲到的“无为而治”，指责陈毅的话也不正确，意思是说陈毅是“始作俑者”。他后来按捺不住不平则鸣的不平之气，公开点名批起陈毅同志来了。他的原话是：“他这段话是在特定条件下讲的，并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陈毅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不说也有考虑欠周的地方。”王某的认识有错误，批评我的论点就是了，干嘛要株连到陈毅同志头上去呢？当然，陈毅同志的话也不是句句是真理，但他讲的这段话：“很多事情，看起来是可以无为而治的，什么事情都去领导一番，反而领导坏了，有些不去领导，反而好一些。”这话在任何工作部门、任何时候都是适用的。无为而治，是老子的哲学思想，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顺应自然变化的规律。“而治”是目的，“治”即管理、领导和国泰民安。这有什么不好呢？无为而治总比“有为而乱”，“无为而不治”好一点嘛！在某种意义上说，如权力下放，农民增加自留地、允许包产到户等等，岂不也是无为而治吗？何况我们所说的“无为而治”，不过是借用老子的一句话，目的是改善领导方法，而不是什么都不管。亦木君望文生义地把“无为”解释为无所作为，甚至解释为“领导睡觉好，文艺就繁荣”（这两句话是亦木同志强加于我的，藉此澄清》，并根据他的这种理解来批判别人，实在是不足以服人。
㈡关于鲁迅的“遵命文学”的理解，我还不想修正原来的观点。“遵革命人民之命，不是遵某个党委书记或某个领袖之命。”这话，并不错。周总理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里曾多次谈到“党的领导不是个人领导”，“个人没有权利领导一切，不管是谁。”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里好几处讲到不可把党员个人看作是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集体的体现；五中全会通过的《准则》里也这么说：“把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每句话都当作真理，都当作法律和教条，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在第六节里还规定：“必须注意区别：反对某个同志的某个意见不等于反对这个同志，反对某个领导机关的某个同志，不等于反对这个组织，不等于反领导，更不等于反党”。因此，我们所说的“遵命”，主要是遵循集中体现人民根本利益的党组织和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而不是听命于个人。当然，党委书记和革命领袖的“命”也要“遵”，但这是由于他的“命”也是“遵”党和人民之“命”而来，是体现党和人民整体利益的，最后还是落实到“遵革命人民之命”上来。如今亦木同志把我上述观点看作是摆脱党的领导的言论，列为反面教材，不知他对六中全会的历史《决议》和五中全会通过的《准则》的有关条文有什么独特的理解？
㈢关于“御用批评家云”这一节，我这里只须提出两点：⑴我说社会主义新中国，还有“御用文人”，紧接著有一点事实证明我的论点，为什么亦木取其头，斩其尾，不肯引用这一段呢？这不是有意绕开事实吗？⑵他又引了“广义的说，我何尝没有做过御用文人呢？”这一段错在哪里呢？这是我对自己的解剖，是把自己放进去的反省检查，是走过一段弯路的作者自我觉醒。亦木同志指望我对自己的错误观点有所修正，我已经亮出了自己的错误观点，并加以修正了，叫我还要修正到哪里去呢？
㈣亦木同志的文中批判拙木同志所说“王若望同志是指个别具体的领导人”，亦木抓牢这句话，盛气凌人地说：王若望明明写的二层层的公公婆婆以及有关文化意识形态的领导方面，拙木同志，事实对你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怎么办呢？“得意忘形之色，跃然纸上。我想亦木同志是应该懂得”一层层的公公婆婆“是什么意思的。它所针对的重点是机构重迭，闲官太多，事出多门，莫衷一是。这种现象难道不是东南西北，上上下下普遍存在吗？这正是培养官僚主义的组织基础，指出这一点是为了改善党的领导，不是很清楚的吗？且看去年十二月十九日《人民日报》上的《机构要简人员要精》一文，刊出政协委员江泽民同志的发言道：”现在婆婆多，菩萨多，办事到处要拜。“荣毅仁委员也说：”本来一碰头，一个电话就能解决的问题，非要一层层的报告，层层画圈，怎么会有工作的高效率？“这些委员们也讲了”一层层“，还讲了”婆婆菩萨“，难道他们也都是不要党的领导，诋毁党的全体干部了？亦木同志迷信这么一个由来已久、害人害己的公式，即：凡有批评意见改善党的领导或批评少数党员干部干了违反《准则》的错事者，一定是攻击党或是不要党的领导。这是著名的极左公式，误党误国，莫此为甚（上引《准则》第六条已对此作了纠正）。亦木同志至今还在运用这一公式南征北讨，闹出了不大不小的笑话，怎么办呢？
㈤《也不过是老调重弹》一文还把我在静安图书馆的讲话摘录了三段公诸于众。这种作法，实在令人生悸。据我所知，亦木同志并没参加那次读者讲座，他是如何弄到三年前王某讲话的原始记录呢？如果是根据录音整理的，一旦要付印时，应该在文后注明：“本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如有差错由整理者负责。”这是众所周知的通例，写上这种附注表现了严肃的对讲话人的尊重态度，也表明了未经本人过目的讲话稿，文责不能由讲话人负。即使本人已修定改稿，公开发表与否，也应由讲话人决定，怎么可以未经本人同意即捅到报刊上去？法院审判被告人，有关证据还要经被告人核实咧。亦木同志在四篇文章中（三篇刊载在《解放日报》，一篇发表在《安徽文学》）公然摘引了未经我审核的讲话，且断章取义，任意编造，拿我的所谓讲话来充实他那站不住脚的论点，这就未免失之郑重了吧？亦木同志应该记得文革时期许多寃假错案之形成，大都依靠未经本人过目的所谓揭发检举材料，或从日记本笔记本中摘出来的片言只语，断章取义，引伸曲解，随意上纲而成。今天，在同志间开展思想斗争或学术争论时，这种方法还应该继续延用吗？
既然那讲话稿未经我审定，我当然不能负其文责。例如他引了一条：“不要怕人家说你向资本主义靠拢，不怕这一套”。粗看起来，这简直是王若望公开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了。其实，我是针对当时的具有极左思想的人的叫嚷而言的。他们指责三中全会后我党放宽农村经济政策，实行联产计酬责任制，发展家庭副业，文艺上冲破四人帮所设置的各种条条框框等等，往往用“你们搞资本主义复辟”来抵制三中全会路线并压制人民解放生产力和解放思想的要求。我是理直气壮地回答他们：“不要怕人家说你向资本主义靠拢”。要知道，那时思想战线上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批判极左思潮的余毒，清理各条战线广泛存在的“左”的思想。我那时的文章和讲话的主导倾向与这个总精神是一致的。哪料到三年后有人不顾我的讲话背景和大前提来断章摘句搞秋后算账呢？
《也不过是老调重弹》一文最末一段还宣布了他的一大发现：“真正心有余悸的人是不会张牙舞爪的，凡是张牙舞爪的决不会心有余悸。”他公然把我的上引论点视作“张牙舞爪、肆无忌惮”，俨然他便是真理的化身、权力的化身，谁要和他的高论持异议，那就是张牙舞爪。你们谁还要讲“心有余悸”么？那你们，不是“要挟领导”、“演戏”，就是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缺乏信任。他甚至还以很傲慢的口吻令拙木君“卸妆”，这种论争的风度恐怕是很不可取的。
在亦木同志撰此大作后的一周，周巍峙同志谈到“关于目前文化艺术工作后的一些情况和问题”时，也讲到了“心有余悸”。他说：“过去，在文艺战线上搞了不恰当的、过火的批评和斗争，后果不好，使许多同志心有余悸……”“这是十年动乱遗留下来的消极影响，是可以理解的。应该把我们如何进行文艺评论工作的道理讲清楚，用开展健全的文艺批评，用热心培育出的繁花硕果来解除那些善意的忧虑和担心。”周巍峙同志这个讲话无疑是积极引导人们消除“余悸”的心理的正确意见。对比之下，亦木君的“卸妆”论，怕是只能令人生“悸”的吧！
补注：此文是对亦木的《也不过是老调重弹》（刊于一九八一年十一期《安徽文学》）一文的答辩。亦木与刘金在该刊发表过几篇批判王若望的文章，亦木系栾保俊的化名，当时他任《解放日报》副主编，在上海首先发难批判王若望的就是他，往后历次政治运动，都有他的老调重弹的批王文章，成为跟踪一人胡搅蛮缠的批王专家，起初他不用真名，直至王某被开除党籍，认定王某已成死老虎，剥夺了王的答辩的权利，此公乃气壮如牛，才亮出自己的底牌，用真名写批王文章了，颠来倒去还是老调重弹，却让读者认出了此公原是个造反派御用文人。
弄清这场论战的是非实是浪费笔墨，不过从这里可以看出，掌握文化舆论工具的是怎样的人才，于此可见一斑矣。
《安徽文学》一九八二年三期
弄清这场论战的是非实是浪费笔墨，不过从这里可以看出，掌握文化舆论工具的是怎样的人才，于此可见一斑矣。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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