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望满洲，渤海中，风云大作。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
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役，主权弱。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劲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
吴佩孚《满江红》
甲午年，中日舰队进行海战，日本军舰无故向岸边的山东蓬莱发炮。二十一岁的秀才吴佩孚正在蓬莱阁漫步，一炮飞来，击中蓬莱阁上的匾额，将“海不扬波”四个大字，单单轰去那一个“不”。[1]
附近的民众东躲西藏，惟有吴佩孚屹立不动，怒发冲冠。“海不扬波”变成了“海扬波”，大清帝国真的到了暴风骤雨、朝不保夕的时刻。这意外的一发炮弹，让吴佩孚产生了弃文从武、保家卫国的念头。清末科举之废，令无数仕途终结的读书人哀哭切齿；偏偏吴佩孚一改重文轻武的儒家传统，投笔从戎。一生叱吒风云的功业，由此开启。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从清帝国的最后十一年到北洋政府，从国民党到共产党，始终是“武夫当国”。不过，武夫与武夫之间差异颇大：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等人，既是武夫，更是政客，虽久经沙场，骨子里是朝秦暮楚、口蜜腹剑、厚黑无形的权谋大师。在北洋体系中，真正配得上“儒将”和“战神”称号的，惟有吴佩孚一人；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也惟有吴佩孚一人。吴佩孚长于行军作战，拙于韬晦谋略，他号称不问政治，却为政治牵累而功败垂成。
吴佩孚的民族主义思想，始于中日甲午战争的刺激，成形于“五四”运动之熏陶。五四前后，吴佩孚是北洋第三师师长，在湖南前线领军作战。在“大帅”林立的北洋系统中，他只是初露峥嵘的后起之秀，却敢于通电全国，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声称“国亡于外敌，固军人之罪；国亡于内乱，亦军人之羞”，并呼吁“文官不贪汙卖国，武官不争抢地盘”，一夜之间，“区区师长”成为内战中人人称道的“和平使者”。[2]
当北京学生上街抗议中国在巴黎和会上遭遇的不公正待遇时，吴佩孚通电公开支持学生运动，严厉谴责中央政府的作为：“当此外交失败之秋，顾忌者慑于威而不敢言，偏私者阿其好而不肯舍，铜驼荆棘，坐视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赴后继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有可原。”吴佩孚同时请求总统徐世昌“以国本为念，以民心为怀，一面释放学生，以培养民气而救危亡”。[3]次年元月，吴又发出“息内争，攘外侮，南北团结，共赴国难”之倡导，得到全国舆论一致好评。
吴氏之良知与热血，放眼二十世纪的军人当中，惟有在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杀中拒绝执行邓小平开枪杀人命令而被送上军事法庭的解放军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可媲美。却只有在北洋政府时代，徐世昌那样的文人总统，才能容忍进步军人与进步学生相互唱和，且还有自由的新闻媒体加以报道和赞誉。若此时执掌大权的是威权的国民党，“五四”就可能变成“二二八”屠杀；若此时执掌大权的是极权的共产党，“五四”就可能变成“六四”屠杀。
吴佩孚一生以书生自居，与学生关系最为亲近。一九二三年，吴氏在洛阳开学校练兵，对着一群投身军旅的青年学生大呼：“我要把你们培养出一百个将军来，把中国失去的土地都收回来！”底下的青年学生们则高喊：“大帅万岁！”[4]此时，吴的声望和实力如日中天，他是第一个被美国《时代周刊》当作封面人物的中国人。西方舆论普遍认为，张作霖和孙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今是吴佩孚的时代，“吴氏今日正有绝好机会，扫除国中离携分子，统一全国，建树莫大之勋。苟能利用此机会，固不难流芳百世，当为国人所崇拜”。[5]
然而，吴佩孚的失败如烈日下的冰雪般迅速消融。吴佩孚的失败，不单单是他个人的失败，更是整个北洋系统的失败。他的失败是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虽然旧时代未必更坏，新时代未必更好，但新时代再也没有他的舞台和角色了。
一九二七年之后，吴佩孚未尝没有想过东山再起，但作为百分之百的民族主义者，他不假思索地拒绝了日本方面的游说。一九二七年冬，当吴佩孚丧失数十万雄兵、退居四川，跌入人生最低谷之际，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荒城二郎与海军驻沪特务机关长长佐藤秀等十多名将佐，专程从宜昌乘坐小型兵舰到白帝城拜访。日方表示，愿意借给吴现金一百万元，赠送步枪十万支，山炮五百门，机关枪两千挺，以助其重振雄风。吴一笑了之：“本人过去有枪不止十万，有钱不下百万，却仍一败涂地，以至于今。可见成败利钝，和枪械金钱无关。中国事中国人自了，盛意恕不敢承！”[6]
一九三二年，日军在北方步步紧逼，东北已失，华北岌岌可危。国民政府无所作为，声名扫地。西北五省实力派人物联名上书中央，推荐吴佩孚领导对日抗战。吴也公开表示：“舍此残生，以御国辱。”然而，心胸狭窄的蒋介石怎么可能让吴佩孚抢了他的风头呢？
常胜将军是如何炼成的？
吴佩孚是山东蓬莱人，却没有张宗昌那高大威武的外貌。他早年投考开平武备学堂，因身体瘦弱单薄而改学测绘科。吴落魄时曾遇贵人郭绪栋之助，郭常常请吴到如夫人戈氏家吃饭。郭已看出吴将来必定前程万里，戈氏则对吴颇为轻慢：“我看你和娘儿们并无两样，走起路来扭扭捏捏，哪里像个坐八抬大轿的样儿？”[7]然而，人不可貌相，出身贫寒、北人南相的吴佩孚硬是自己打出一片天地来。
一九零六年，吴佩孚任北洋军第三镇曹锟部管带。在清末创编陆军之时，款项充足，该部之军械皆购自德国，有重炮二尊、辘轳过山炮等多尊，其步枪为七九毛瑟枪，后来添置之机关枪亦为德国造。[8]
北洋军是一支为应对西方的军事压力而产生的近代职业军队。出乎清廷预料的是，这些新军并没有成为有效的国防工具，反而与立宪派士绅结合，一举推翻了清朝的统治。吴佩孚与新军中的大部分中下级军官一样，在民族主义等新思想的冲击下，对清廷的忠诚度只剩下薄薄一层纸，他已经将“中国”和“大清”区分开来，既然“大清”不能保“中国”，那么抛弃“大清”、创建民国就是理所当然的选择。
入民国后，第三镇改为第三师。袁世凯去世之后，北洋派系纷争浮出水面，跨区域层面的政治控制，落在由军阀控制的军事机构手中。宪法和议会等政治制度的安排一直未能发挥良好的作用。[9]作为中级军官的吴佩孚对此深感痛心，可他人微言轻，只能静观其变。
张勋复辟时，吴佩孚任团长，率先攻入北京。吴推崇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却不认同恢复帝制。一九一七年，吴佩孚升任北洋陆军第三师师长，驻湖南衡阳。他善于带兵，部队素质好，当兵的一半都是学生出身。此后数年间，第三师南征北战，大出风头，甚至团长当了督军，士兵做了营长。[10]在吴佩孚幕中的北大毕业生汪崇屏回忆说：“旧时直军是受过严格训练的，官真正像官，兵也真正像兵，任何一个士兵都有他的规矩，你跟他说话，他都有自己的一套。”[11]
一九二零年五月二日，吴佩孚拒绝执行段祺瑞征伐南方的命令，反倒从衡阳撤兵北上，通电声讨亲日的段祺瑞政府。旁观者看到，在船上，“吴部士兵均赤手对坐，状极闲雅，且有扣舷高唱军歌者，一望而知其为久经训练，纪律严明之师”。[12]一路上，全军高唱吴佩孚所作之《满江红》，慷慨悲歌，壮怀激烈，各界无不为之动容，青年毛泽东亦称赞其“信义昭于中外，威望洽于全湘”。[13]
吴佩孚以区区一名师长，挥师北京，一举击败段祺瑞的皖系大军并推翻安福系政府。两年后，他又击溃企图问鼎中枢的奉军，迎来直系的全盛时代。第一代北洋巨头，如段祺瑞、徐世昌等人，大都如众星捧月般簇拥在袁世凯周围，是幕僚型特质，并无太多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吴佩孚从基层干起，常年指挥战力最强的野战军，击溃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自然不足为奇；而打败张作霖领导的、兵强马壮的奉系，才是其军旅生涯之巅峰。
第一次直奉战争，吴佩孚大获全胜，当时的评论家有如此之观察和评论：
吴氏对于此次作战，有七昼夜未睡眠，一切排阵计划，煞费苦心。在战期内，亲临前线指挥。当其攻下丰台时，有两人某谒吴，见其衣服多泥土，并有二昼夜无饱食，而吴仍不失常态，可知英雄作事，其忍耐劳苦，不与庸人同。较之奉军张氏，徒巡阅军队，而自不身先前阵，见少挫而令退兵，其师虽众，终不能与吴抗也。[14]
苏联总参谋部学院院长格克尔将军曾前去拜访吴佩孚，在一份给史达林的报告中，对吴佩孚的军队大加褒扬：“我从未见过这样完美的军事秩序：秩序和纪律极其严整，操练和训练比赞许的还好。”可见吴绝非浪得虚名。
一九二零年代上半期，吴佩孚在大小内战中多次获胜，除了练兵严格、用兵奇诡之外，对手亦颇为不堪，他并未遇到旗鼓相当的劲敌。时人评论说：“大抵吴之成功，皆能于险中求胜。是以哀兵愤兵，一鼓作气而得之。幸其所遇之敌，初为皖系之骄兵，后为奉张之惰兵。”[15]当遇到有主义支撑、有苏俄军事顾问帮助、有苏俄先进武器接济的北伐军时，他就败下阵来。
直系中央成立后，吴佩孚退居洛阳，训练军队，建设名城。免于权力的诱惑，不到北京控制最高权力，确非寻常人所能为之。一时间，各方人士纷纷前往洛阳献计献策。就连政见不同的康有为也为其五十大寿时送来一副寿联：“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半纪；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吴佩孚隐然成为左右中国前途的决定性人物，也是北洋政权的最后一个强人——张作霖算不上北洋嫡系，虽然在北京自我加冕为陆海军大元帅，但一般人仍将其看作是来自关外的“胡匪”。
那几年，吴佩孚在洛阳的生活极为简朴，比之京、保、津三地直系显要人物的酒色财气、花天酒地，一清一浊，天壤之别。其秘书吕哉描述说：“洛阳民风朴厚，将军亦生活简单，天气炎热，绝少电扇等设备。远离城市，汽水冷饮，贵若琼浆，同仁皆以‘人丹’为解热之品。退公之后，绝无不正当之消遣，勤俭治公，洛阳足以当之。”[16]其幕僚汪崇屏亦回忆说：“吴每日三餐，都跟大家一起吃，除了生病，绝不回家吃饭。这些都表示他的克己复礼，与部属共甘苦的精神。”[17]“吴既无嗜好，又无任何娱乐，平素往往天一亮就起来看操，看操完毕，同幕僚一起进早餐，早餐后，进办公室办公，中午，大家又在一起吃中饭，下午仍然办公，晚饭还是跟僚属们一起吃，饭后才回家。”[18]正是吴具备了独特的人格魅力，才吸引群贤毕至：国学大师章太炎、旧派诗人杨云史、新派学者汪崇屏无不云集其麾下。
一生两大灾星：曹锟与冯玉祥
然而，直系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吴佩孚难以单手扭转乾坤，他的努力“无非是沙滩上筑造七级浮屠而已”。直皖、直奉两次战争之后，吴佩孚建议恢复法统，使民初参、众两院召集复会，欢迎黎元洪复总统位。黎元洪于一九二二年入京复职，旧国会亦于八月一日在北京复会。一切似乎步上正轨，吴佩孚可以安心练兵洛阳，经营华中，警戒北方之张作霖和南方之孙文。他刻意与中央政治疏远，却对中国社会转型的脉动失去了感知：要想“救中国”，就必须寻求适当的途径以超越军阀混战和体系分裂的状况，发掘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重建中央的权威和宪政的权威。然而，吴佩孚不可能将北洋系统拆毁了再重建。
危机蔓延开来。首先，失败方不会善罢甘休，坐视吴佩孚独大。张作霖、段祺瑞、孙文这三个原本互相敌对的势力，因反直、反吴建立起“三角同盟”关系。其次，直系内部，也出现了以曹锟为首的保定派和以吴佩孚为首的洛阳派的对峙。再次，由于吴佩孚过于骄傲，御下太过严格，若干他亲手扶植起来的省一级督军对其离心离德。对此三大危机，吴浑然不觉。
吴佩孚何其不幸，一生先后遇到两大灾星。一为曹锟，曹锟是提拔吴佩孚的上级和恩师，在上下、尊卑、主从等旧观念的束缚下，吴佩孚明知曹锟是扶不起来的刘阿斗，对其总统大梦劝阻无效后，遂任由其胡乱折腾。吴既不愿取而代之，就只能被其连累乃至成为其殉葬品。
昏庸寡德之曹锟，在周围小人的包围之下，一步步实施总统梦。他让部下索饷逼宫，迫走合法总统黎元洪。黎元洪是吴佩孚请回来的总统，遭到曹锟手下非法软禁、追讨国玺之羞辱，吴佩孚未能有力干预，致使全国舆论大哗。
赶走了黎元洪，曹锟以五千元一张的选票，坐上总统大位，却迅速走上自取灭亡之路。
经过这一套把戏，总统之位分及国会之尊严全被玷汙.曹锟贿选，是北洋政府永难洗清的一大汙点，也是吴佩孚平生最大的恨事，同时它也为北方政府和直系中央敲响了丧钟，可以说是直系由盛而衰、迅速垮台的一大转折点。
曹锟贿选之前，海内外舆论对吴佩孚好评如潮；曹锟贿选之后，“吴佩孚神话”几近破灭——吴佩孚连曹锟的恶行都不能节制，又如何为中国开一新局？浸淫民国政治甚深的李剑农评论说：“曹锟的势力全在吴佩孚，吴佩孚的潜势力全在他取得一部分舆论的同情；自吴氏听任驱黎、贿选以来，他所取得的潜势力已经完全毁灭了。他必定失败，已经很明白，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曹锟也很明白他自己得志的由来，坐上总统的椅子之后，向人家说：‘非子玉无以至今日。’”[19]吴佩孚标榜自己只是军人，不问政治，但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哪里有跟政治无关的军事？政治上的失败，必然带来军事上的挫败，以及影响力的丧失。吴佩孚在政治上的短视、天真与固执，使他在军事上的胜利只能耀彩于一时，而无法收成于久远。
吴佩孚的第二个灾星是冯玉祥。吴佩孚向来将冯玉祥视为心腹，殊不知冯玉祥因个人野心未得满足，早有了叛逆之心，暗中与南方国民党和北方张作霖有了来往。第二次直奉战争开战时，身为负责热河方面军事的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临阵倒戈，回师北京，推翻政府，软禁曹锟。吴佩孚连夜乘火车疾驰七百里回到天津，发现局面已不可收拾。腹背受敌的直系军队全面溃败，吴甚至在整个北方都无立锥之地。
在此危急关头，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出面调停，希望吴佩孚拥戴段祺瑞出山收拾残局，直系尚能保存部分实力。但吴坚持认为，中国有“千古不磨之成文宪章”，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世人认为中国共和政体成立之后君臣之义已灭，但吴认为可用长幼之序代君臣之义，他不愿因“结段以背曹”而失“大义名份”。他最后的回答是：“盖中国之兴微，系于大道之消长；我面临国家兴亡之边缘，独欲绍述斯道而无返顾。至关于个人之成败，本不在念中。此为我不能擅背曹而结段之原因，故宁为玉碎而不望瓦全也。”[20]他不愿牺牲原则而保持实力，直系在北方的力量就此瓦解。
吴佩孚择善固执，冯玉祥有奶便是娘。北洋政府的终结者不是蒋介石，而是冯玉祥。若非冯玉祥发动北京事变，致使吴佩孚及直系中央覆灭，然后奉军入关，政局败坏，岂会有两年后的党军北伐？
冯玉祥发动北京事变，有如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乃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之两大劫难。
此役，吴佩孚苦心训练的精锐之师一日尽墨。此后，在汉口查家墩复出，已是回光返照、外强中乾。
此役，北洋政府名存实亡，随后的段祺瑞之执政府和张作霖之大元帅府，已不能承续中华民国之法统，国会已被解散，段、张二人脸皮再厚，亦不敢自命为“总统”。北洋政府所凝聚的最后一点民心被耗尽了：
四年之间，三次大战，至是而北方之局面，既每况愈下；北洋之系统，亦淩乱不堪。盖任何一种势力之养成，其初基之草创，幼弱之滋长，壮盛之勃兴，乃至全局之底定，每历数十年之艰辛，与傥来之际遇，缔造之而不足；偶一失当，则一朝破败之而有余，及已至是，而再言恢复，便觉难若登天。[21]
两线作战，无力回天
第二次直奉战争惨败之后，吴佩孚四海为家，辗转投奔，世态炎凉，点滴心头。一九二五年，张作霖、冯玉祥关系破裂，段祺瑞执政府行将就木。吴佩孚趁机组成“十四省讨贼联军”，就任总司令，誓言“救国锄奸”。
在吴佩孚、张作霖夹击之下的冯玉祥，宣布下野出洋，以保存国民军之实力。段祺瑞倒向奉军，占据北京的冯玉祥部下鹿钟麟、张之江包围段祺瑞执政府，迫使段祺瑞遁入东交民巷。国民军恢复曹锟的自由，邀请吴佩孚入京主持一切，并在电文中表示，“此后动定进止，惟玉帅马首是瞻”。吴对冯玉祥及其国民军恨之入骨，不愿宽恕叛将，在电文上批复：“全体缴械。”同时命令手下几路大军快马加鞭北进。国民军遂向西北退却，扼守南口，以逸待劳。
一九二六年六月底，吴佩孚到北京与张作霖会面，获得统帅各派系军队讨冯的指挥权，亲赴南口督战。然而，此一时，彼一时也，他手下的军队各怀异心，且遇到国民军劲旅刘汝明部，致使南口久攻不下。
与此同时，南方局势丕变，国民革命军在唐生智的帮助下，进军湖南，连克湘乡、湘潭、宁乡、益阳、长沙，收湖南于囊中。南方告急电报，如雪片般飞来。吴佩孚咬紧牙关说：“南口一日不克，本总司令一日不能南下。”[22]此举乃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南口并非战略要地，攻下南口并不能歼灭冯玉祥的国民军。若早日率主力南下拯救两湖，或许可以翻转南方糜烂之战局。吴逞才使气，非得等到八月十四日大军攻克南口、镇远、青龙桥，才意得志满地南下。然而，此时北伐军声势已壮，吴佩孚率领的疲惫官兵，难以再打一场硬仗了。
湖南一省的战局，牵一发动全身，为吴佩孚始料未及。有史家指出，吴佩孚以善战驰名全国，实则有勇无谋，顾前而不顾后，顾左不顾右，二次直奉之役失败即由于此。一九一四年，德皇威廉二世以绝世枭雄犯了东西两面作战的错误，最终一败涂地，此例妇孺皆知，而吴悍然有所不顾。这一次，他既要北上与国民军为敌，又不惜挑起湘省战祸——只是为了支持对其有恩却被唐生智驱逐的赵恒惕，吴对赵确实有情有义，为朋友两肋插刀，却让自己手中捧了一包炭火。
清末以来，曾国藩在湖南招募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湖南成为不可忽视的军事大省。湖南问题是个不可触碰的问题，袁世凯、段祺瑞全胜时期亦无力解决。吴佩孚过去明白这个道理，第一次屯兵衡阳不进，第二次浅嚐辄止，这次却赌意气。
唐生智派欧阳任赴武汉与吴佩孚疏通，请以岳州作为缓冲地带。吴还是老脾气，对着欧阳提笔写了个“北”字，大声说道：“我本来打算向北用兵。”接着，又写了个“南”字，并且画了个箭头说：“现在要移师向南了。你叫他马上退出长沙，一切还好商量。”[23]
唐生智也是一名枭雄，岂能不战而降？唐听闻吴要讨伐他的消息时宣称：“我本无名之辈，宁愿以卵击石，与吴一战，无论胜败，便可声震群雄了。我也不入租界，我若战败，开枪自杀。”
此时，吴虽拥兵数十万，但绝少嫡系部队，东歪西倒的杂牌部队，只知道吃饭领饷，不懂得冲锋陷阵。吴明明无可用之兵，偏偏要一意孤行，横挑强敌。[24]曾任吴部政务处长的白坚武评论说：“吴帅再起，治本未遑，治标又误。其方略最为谬误者，对唐生智用兵也。自古用兵，无两方同时并进者。盖既根本不能容冯而出于用兵，则在冯未败之先，对唐不能部出于和缓。况唐逐赵后志在主持湘政，再次表示求盟，正应将计就计，缓唐对冯，何必自树多敌，迫之铤而走险，自招失败？”[25]若吴佩孚与唐生智暂时结盟，唐生智不会引北伐军入湘，党军自然不会仓促北伐，吴也就不止于陷入南北两线作战之窘境。
果然，既然吴佩孚要战，唐生智便与北伐军结为一体，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中路前敌总指挥。湘省局部之争使得党军北伐提前发动。唐与吴几番恶战而立于不败之地，遂使竖子成名。直到一九三七年，日军攻陷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作为守将的唐生智弃城逃亡，这个“佛教将军”才露出其怯懦无能之本相。或许感念其襄助北伐的功劳，即便丢弃首都，蒋介石也没有将唐生智像韩复渠那样军法审判、执行枪决。
吴佩孚匆匆南下，却已无法救湖南了，只能力保湖北。除卫队外，他所带只不过一旅兵力。靳云鹗部高汝桐师叛变，将其主力十几万人堵在武胜关外，远水救不得近火。前线无可战之兵，这才给革命军以可乘之机，否则北伐不会如此轻易成功。另一方面，吴佩孚对已经独树一帜的孙传芳颐指气使，孙传芳不愿听从其号令，拒绝出兵援助，吴遂陷入绝境。
国民党党史中大肆渲染的攻克武汉三镇的战役，其实规模并不大。汀泗桥之战，吴方参加军队不过一旅，双方总共参战的军队加起来不过万人。相传吴以大刀队督阵，吴且手刃后退的军官数十人，全系捏造。那时，东拼西凑的吴军已不堪任战，假如在二次直奉战前，直系全盛时期，革命军早就给吴打垮了。[26]时势造英雄，英雄却不能改变时势。
忠于哪个民国：真民国已成过眼云烟
失去湖北之后，吴佩孚率残兵败将退守郑州与洛阳一线。他虽在洛阳练兵，但河南并非可安生之巢穴。他在无比风光之时，可任命十多个省的督军，却未能像阎锡山经营山西、张作霖经营东北、白崇禧和李宗仁经营广西那样，以一省或数省为牢牢掌握之基地。他没有充裕的时间从容布局，更没有在军事之外管理行政和发展经济的禀赋。
中原为四战之地，腹背受敌，难以安居。原先那些服服帖帖的小军阀，个个觊觎这块肥肉；不等南军打过来，张作霖就已翻脸不认人，派奉军以飞机大炮为掩护抢渡黄河。若再不离开郑州，就成瓮中之鳖。于是，吴佩孚从河南入鄂北，沿着隆中山与白河的荒僻小路前进，一路躲避南北敌军、叛变部属之围追堵截：
所过之处多为人迹罕至的地方，攀藤附葛，有如登天。有时无路可走，须从这座山头，翻到那座山头。士兵们因路难走，又背着粮食，故一路走，一路向路边丢掷弹药。且风餐露宿，衣衫褴褛，真是被极艰辛。[27]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吴佩孚一行数千人终于进入四川境内。当时四川是刘湘、邓锡侯、杨森、刘文辉、刘存厚、田颂尧六分天下，川东的杨森愿意款待吴佩孚。杨森虽然接受国民革命军的番号，但颇念旧情，“吴玉帅与我，有旧日袍泽关系，何能于其日暮途穷之时，不许其在青天白日之下，为一含哺鼓腹之民”，遂向南京方面担保接待吴佩孚“纯出私谊，若有轨外行动，愿向中央担负完全责任”。[28]由此，吴佩孚在四川安居下来，先是住在白帝城，体制上仍维持元帅府，“不管谁到四川，就先看到飞扬的五色旗”。后因在白帝城惹人耳目，又移居更偏远大竹。
吴佩孚一生忠于五色旗。对他来说，五色旗才是真民国，青天白日旗是另一个国家的标志。革命前辈、国学大师、“中华民国”国号的发明者章太炎，也坚持此种国家认同。所以，章太炎才会不顾艰险，只身来到吴佩孚的“讨贼联军总司令部”就任“总参议”之职。
早在清末革命时，章太炎就与孙文一党发生过尖锐冲突，对孙文独裁专横的个性洞察秋毫。二十年代初，孙文投靠苏俄之后，章太炎批评说：“中山扩大民族主义，联及赤俄，引为同族，斯固大谬。”孙文在北京去世后，章太炎写了一副极不客气、却足以概括孙文之一生的輓联：“举国尽苏俄，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
章太炎也最早揭露冯玉祥“与俄通款”，“叛国之罪既彰，外患之罪斯立”，“今冯玉祥之用俄国军官，与李鸿章之用戈登无异”，两者都“事同叛逆”。在章太炎看来，广东的蒋介石、汪精卫“奉鲍罗廷以为主”，也是“招致外患，为罪至深”。[29]
一九二六年四月初，章太炎与一些士绅在上海成立“反赤救国大联合”，任三理事之一。他发表通电说：“赤祸日炽，汉奸公行；以改革经济为虚名，而招致外患为事实。不亟剪除，国将不国。”该联盟“以反对赤化、保障国权、实行民治为宗旨”，希望全国各界起来“共除国贼”。[30]在实际政治运作中，章太炎虽然强调“恢复法统”，也认可在没有合法的中央政府时，只要大家都反赤，实行区域自治或许比有名无实的统一更有效率，今日大势“宜分不宜合”，倒不如“废置中央，暂各分立”。[31]控制东南诸省的孙传芳和控制华中诸省的吴佩孚，都愿意接受章太炎的政治观点。
一九二六年八月，章太炎发表通电反对广东的党军北伐：“借外兵以侵宗国者谓之叛，奉外国以为共产者谓之奴。”他直接点名批判蒋介石说：“详其一生行事，倡义有功者，务于摧残至尽；凡口言国家主义者，谓之反革命。是其所谓革命者，非革他人之命，而革中华民国之命者也。”[32]
章太炎虽是一介书生，对全国局势的观察和分析却比“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吴佩孚更为精闢，他力劝吴“将北事付之奉晋，而直军南下以保江上”，并“与南省诸军共同讨伐……虽有小愤，待事定而后论之”。若是吴佩孚听取章太炎的建议，重新部署军事，早日率大军南下，并与唐生智达成妥协，与孙传芳结盟，北伐军不可能一举定三湘、克武汉。
北伐军围攻武汉之际，吴佩孚处境困难，无可用之兵；昔日为吴佩孚下属的孙传芳早已羽翼丰满，偏偏作壁上观，不愿加以援手。章太炎致信孙传芳，警告说：“蒋中正窃据广东，惟赤俄鲍罗廷之命是听；自署国民政府，则不冠中华之名；所用旗章，则不用国旗五色之式；昌言国民革命，须受第三国际指挥；察言观实，叛国之事正彰。”章太炎警告说，若党军攻占武昌，“则中央崩而四维解，长江上下，地将为赤俄之领土，民将为赤俄之顺民”。他建议孙传芳出兵援鄂，“国之废兴，在此举也”。[33]可惜，孙传芳与吴佩孚一样，过于低估北伐军的实力，且不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大剌剌地坐山观虎斗。等到吴佩孚溃败，北伐军打到自家门口，才悔之晚矣。
一九二七年年末，吴佩孚和孙传芳的大军灰飞烟灭，章太炎仍不愿屈从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在这位比孙文更有资格号称中华民国“国父”的革命前辈心目中，“旗帜”与“名节”是相通的。章太炎像明末的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三大家”那样，即便被国民党通缉、抄家，亦持守名节、拒奉新朝。[34]蔡元培请他到南京参与教育事务，张静江请他为其父写墓表，他都拒绝了，“非尚意气，盖以为拔五色旗，立青天白日旗，即是背叛中华民国。此而可为，当时何必反抗袁氏称帝耶？”五色旗是章太炎不断强调的中华民国的象征，这一旗帜决定着后起政权之统治正当性的延续或中断。一九二八年，北伐军进入北京之际，章太炎仍坚信：“今之拔去五色旗，宣言以党治国者，皆背叛民国之贼也。”[35]
南京政权改北京为北平，改五色旗为青天白日旗，改共和国为党国。自此以后，章太炎俨然以“民国遗老”自居，既然是“遗老”，在他心目中，“中华民国”已经灭亡了。
孔子与关羽，无法胜过二十世纪的新主义
与章太炎一样，吴佩孚生命中最后的十年成了“民国遗民”。与妻妾成群的多数军阀截然不同，吴氏与前后两任夫人均相亲相爱，虽膝下无子仍拒绝纳妾，更没有传出风流韵事。
有一位金发碧眼的德国小姐，视吴佩孚为偶像，非要嫁给他。吴在对方写来的绵绵情书上批了四个字：“老妻尚在。”可谓不解风情之至。吴对家人更是“绝情”，开府洛阳时，定下严格的规矩：“凡吴家近亲，上至父辈，下至自己之后三代，即天、孚、道、运、隆五世，永不叙用。”
吴佩孚一生最崇拜关羽、岳飞、文天祥、戚继光、史可法、彭玉霖等忠臣名将，自诩精忠报国，反抗异族侵略。他也推崇孔孟，又研究周易，着有《循分新书》、《明德讲义》、《正一道铨》等探讨传统文化的著作。在民国的军人中，吴是少有的儒将，难怪《剑桥中华民国史》称之为“学者将军”。
吴佩孚倡导“父老政治”、“耻道文化”，认为“民国成立首废礼教”是大乱之源，礼教要保存的是传统的道德、社会结构、中国的旧秩序。[36]他支持“五四”学生的爱国之举，却不能认同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新思想、新观念。晚年他对学生演讲说：“有两件要紧的事情，就是‘廉耻’，‘廉’是不要钱，‘耻’是爱面子。哪一个要是不赚公家的钱，就是爱面子，不知廉耻的人，就是不爱面子。”可惜，三十年代的学生，对这一套道德教化了无兴趣。
吴佩孚的失败，既是军事战略的失败，更是主义的失败。吴氏受近代以来从甲午到“五四”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冲击，接受并坚持近代民族国家的价值。但民族国家的价值还需要与其他近代化的意识形态相结合，才能形成一整套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如国民党用“三民主义”包装的威权主义，共产党则高举来自苏俄的“共产主义”，以及胡适、雷震等知识阶层所信奉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
然而，除了民族主义之外，吴佩孚不愿接受任何新思想、新观念。蒋介石给胡适的輓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的上半句，用到吴佩孚身上，倒恰如其分。吴佩孚基本的文化教育在清末就完成了，世界观也奠定了。他无法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发掘从生机勃勃的部分来支撑其南征北战的事业，更不可能吸纳新的、更有力量的意识形态来对抗国民党和共产党，他的失败早就註定。即便他打胜那场武汉保卫战，也无法建立一个持久而稳定的政权。
吴佩孚的思想观念，大概就是孔子加关羽，即文圣加武圣。他却不知道，儒家文化所依托的社会结构（由皇帝、绅士和农民构成的“三元社会”）和生产方式（农耕文明）已经解体，无论他怎样倡导儒家文化，如同刻舟求剑、缘木求鱼，无法解决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吴的人格堪称完美，却不幸成为一个被时代潮流抛弃的悲剧人物，用汪崇屏的话来说就是：
吴的政治理想，可以说是维持中国旧传统，仍要保持民为邦本、明君贤相那一套的政治道德标凖。他所言所行，几乎都向这个方面努力。凡为舆论所不容的，他就起而攻之，在他心目中这完全是弔民伐罪。他喜欢读周易，尤慕内圣外王之道，总希望将中国治好，使中国富强。并且认为中国事应由中国自己来解决，坚决反对列强干涉或勾结外援。他仍保持了中国旧军人完美的典型。[37]
晚年的吴佩孚手书一幅对联，挂在厅堂中自我勉励：“得意时清白乃心，不怕死，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入租界，灌园抱瓮，真个是解甲归田。”对联中嵌入他标榜的“四不主义”。仅不入租界这一条，他就胜过国民党和共产党：国民党和共产党早期都在上海等地的租界内活动，享受租界给予的法律保护。孙文长期居住在租界，蒋介石在租界内举行盛大的婚礼，共产党中央则在租界内给各地党部发号施令。对照之下，谁才是真正的爱国者呢？吴佩孚之表里一致，连国共两党的元老都表示敬佩。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说：“子玉先生的品格，不论你政见怎样，都是应该表示钦佩的。”共产党元老董必武说：“吴佩孚在失势时还能自践前言，这是许多人都称道他的事实。”
一九三一年，吴佩孚从四川移居北平，他生命中最后的六年时间是在北京度过的。他是北方人，更喜欢回到北方生活，而当时北平在张学良的势力范围内，至少不是直接处于南京政府的控制下，他勉强可以接受这个现实。他看不惯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的不抵抗政策，见面时对这个后辈出语嘲讽，以后张学良便躲着他了。
一九三七年，北平陷落，吴佩孚没有南下避难。有人说是昔日曾背叛他的部将于学忠故意没有通知他，其实是他自己觉得无处可走，且无走之必要。他虽然是一个“光杆大帅”，但有着最大的武器带在身上，必要时也许用得着，这件武器就是一个“死”字。[38]
日本占领军希望吴佩孚出面在北方组织傀儡政府，与南方的汪精卫政府形成一文一武两大系统。吴佩孚召开记者会，身穿中国传统绅士的长袍马褂，一字一句地声明说：“惟有‘平’乃能‘和’，‘和’必基于‘平’。本人认为，中日和平，惟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日本无条件自华北撤兵；二，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之完整；三，日本应以重庆为全面议和交涉对手。”说完之后，他厉声命令秘书“断乎不容更改”地将自己“最后的政治宣言”翻译成日文，告诉日方。
日本人知道无法让吴佩孚屈服，对他动了杀机。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底，吴佩孚吃饭时被一块骨头伤了牙齿，此后牙齿发炎，疼痛不已。一名德国医生应邀前来诊治，告知可以去受国际法保护的东交民巷内的德国医院动手术，吴佩孚为践行“不入租界”（使馆区亦形同租界）的诺言，婉拒之。
十二月四日，吴佩孚的老部下、已投靠日本人的前江苏督军齐燮元和一直尊吴为老师的日本特务机关长川本大作少将，带着日本军医处长石田和护士匆匆赶来。石田不顾吴夫人的反对，强行为吴拔牙，结果割开吴的喉管。数小时后，吴佩孚蹊跷死亡。中央社在香港发布消息称：“吴佩孚将军之死，经过多方面调查，得悉并非因病致死，确系经威胁利诱，迫其发表新政权宣言，经吴拒绝，乘吴牙疾就医致死。”[39]
吴佩孚晚年最大的心愿是，等国事上轨道，便到峨眉山出家，为昔日麾下战死的官兵念经超度。他的这个心愿再也无法实现了。
吴佩孚早已为自己写好悼词。他五十岁那年任直军总司令，大败奉军，权倾朝野，望重中外。那时，他写下踌躇满志、目无余子的《五十自寿》，此自寿诗亦可当作其一生之盖棺论定：
欧亚风云千万变，英雄事业古今同。
花开上苑春三月，人在蓬莱第一峰。
[1] 章君穀：《又谈吴佩孚》，见蔡登山主编：《北洋军阀·溃败灭亡》，（台北：独立作家，2014年），页109.
[2] 中州散人《吴佩孚凭通电成霸业经过》，见蔡登山主编：《北洋军阀·溃败灭亡》，页96-97.
[3] 《吴师长佩孚通电》，《大公报》，1919年6月11日。
[4] 李鹏程：《吴佩孚评价之我见》，见《吴佩孚新论：吴佩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页351.
[5] 陈冠雄：《奉直战云录》，（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页151.
[6] 章君穀：《又谈吴佩孚》，见蔡登山主编：《北洋军阀·溃败灭亡》，页110.
[7] 焦菊隐：《大风思猛士》，（北京：群言出版社，2015年），页9-10.
[8] 濑江浊物：《吴佩孚正传》，（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页149-150.
[9] （美）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页290.
[10] 王聿均整理：《汪崇屏先生口述历史：我所知道的五四运动及吴佩孚一生成败》，（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页46.
[11] 王聿均整理：《汪崇屏先生口述历史：我所知道的五四运动及吴佩孚一生成败》，页130-131
[12] 张一麐：《直皖秘史》，（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页155.
[13] 《新民学会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页209.
[14] 陈冠雄：《奉直战云录》，页137.
[15] 射陵外史：《北洋成败纵横谈》，见蔡登山主编：《北洋军阀·溃败灭亡》，页371.
[16] 章君穀：《吴佩孚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页445.
[17] 王聿均整理：《汪崇屏先生口述历史：我所知道的五四运动及吴佩孚一生成败》，页76.
[18] 王聿均整理：《汪崇屏先生口述历史：我所知道的五四运动及吴佩孚一生成败》，页129.
[19]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页575-576.
[20] 老随员：《冯玉祥抽后腿·吴佩孚摔得惨》，见蔡登山主编：《北洋军阀·溃败灭亡》，页72-73.
[21] 射陵外史：《北洋成败纵横谈》，见蔡登山主编：《北洋军阀·溃败灭亡》，页367.
[22] 章君穀：《吴佩孚传》，页594.
[23] 焦菊隐：《大风思猛士》，页153.
[24] 焦菊隐：《大风思猛士》，页154.
[25] 白坚武：《白坚武日记》，（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页501-502.
[26] 王聿均整理：《汪崇屏先生口述历史：我所知道的五四运动及吴佩孚一生成败》，页71-72.
[27] 王聿均整理：《汪崇屏先生口述历史：我所知道的五四运动及吴佩孚一生成败》，页85
[28] 杨森：《吴玉帅游川》，见蔡登山主编：《北洋军阀·溃败灭亡》，页130.
[29]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下），（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页836-837.
[30]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下），页855.
[31] 罗志田：《中外矛盾与国内斗争：北伐前后章太炎的“反赤”活动与言论》，见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页257.
[32] 《章炳麟通电》，《申报》，1926年8月15日。
[33] 章太炎致孙传芳电，《晨报》，1926年9月10日。
[34] 1927年5月4日，国民党控制的“各团体”纪念五四，通过决议，其中之一是请国民政府通缉“学阀”，指定为章太炎、张君劢、黄炎培、刘海粟、张东荪等人。6月16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临时执行委员会，又以“通缉学阀事呈中央”，第一名“著名学阀”仍是章太炎。该公文声称，章太炎等人“不知敛迹，且活动甚力，显系意图乘机反动，殊属藐视法纪”，所以要“儆反动而申党纪”。然而，章太炎并非国民党党员，党纪跟他有何关系？这种以“反动”为名打击异己的做法，是二十世纪专制主义钳制言论自由的新花招。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下），页888.
[35] 章太炎致李根源书，1928年5月27日，载《近代史资料》，总36号，页153.
[36] 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页164.
[37] 王聿均整理：《汪崇屏先生口述历史：我所知道的五四运动及吴佩孚一生成败》，页137.
[38] 焦菊隐：《大风思猛士》，页210.
[39] 章君穀：《吴佩孚传》，页658.
《纵览中国》April 10，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