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4月

五十九、优越感和上进心

问:你一直担任班干部和少先队干部,一直是学校里的“红人”。那么,你和普通同学的关系又是如何呢?是不是有所谓“落后”同学讥讽你“假积极”?你自己是不是有种优越感?

答:我主要是由于学习好而当干部的。我当的最多的职务是学习委员。其职责不外是催促大家交作业和帮助成绩差的同学补习功课。在小学阶段,班长、中队长和大队长一类角色通常是由那些大姐姐、或大哥哥式的同学担任——我念小学的时候,班上总有几个年龄稍大、显得更懂事的同学——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帮助老师进行管理。

在六年级时我被大家选为中队长。那时候课外活动很多,需要一个爱张罗、能干事的人带头。我这个人兴趣广泛,参加各种活动都很热心,所以大家选了我。

同学中历来有两种相反的倾向。有些人以赢得老师器重、当积极份子为荣;另外一些人则挖苦前者是“拍马屁”、“假积极”。应该说,后一种倾向多少带有酸葡萄的情绪。因为这些同学并非在理论上持有另一套价值标准。但也不尽然。我觉得一般同学最反感的不是你冒尖走红。他们是不喜欢你打小报告,不喜欢你装腔作势去管束他们。我的人缘一向很好,性格又随和,洁身自好有余,管束他人不足,所以很少招致同学的讥讽。不过老师难免不批评我太“好好先生”。

在我就读的学校,同学们都是普通人家的子弟,没人以父母官大钱多而自居高人一等。不过,学校既然有着自己的一套价值标准,你被公认为好学生一类,你就会有种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既刺激了你的上进心,同时也刺激了你的虚荣心。事实上,作为一个尚不具备独立价值标准的小孩子,上进心和虚荣心总是纠缠不清的。记得有一次我数学考试没考好,我缠着老师非要她把分数改一改不可。还有一次出去赛球没赢上冠军,气得我回家大哭一顿。我想,一个人必得经历多次磨炼,才可能逐步净化自己对优越的追求。

六十、晴朗的天空和几片阴云

问:你的童年的确是幸福的。尽管在这种幸福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不幸,在它的前面潜伏着深重的危险,但至少对于当时的你而言,它的确是幸福的。

答:我读有关遇罗克的文章,他也对自己的童年充满幸福的回忆,尽管他的童年实际上也并不那么幸福。每逢我想到自己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经历,我常常会联想起遇罗克。我们在很多方面是太相似了。一个小孩子,天资不差,自己又肯努力。他的长处、他的努力也受到周围人们的鼓励和肯定。他自然会认为整个社会都是美好的,人生是光明的。虽然他也有着自己的苦恼。这种苦恼,一部份是来自成长本身,一部份是源于与社会环境的不协调。后者虽然是十分深刻的,但毕竟在当时还是比较稀少和不够尖锐的。象晴朗的天空里的几片阴云,它不会败坏你的欢快情绪。直到后来你才发现,就是那几片若有若无的阴云,最终带来了一场狂恶的风暴。回首往事,你自然不会忽视那几片阴云的存在;不过在当时,它们在你的视野里却并不触目惊心。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我的初中时代。

六十一、跨入初中

问:六零年秋天,你升入初中。新的生活给你最初的印象是什么?

答:俗话说,远处的草地看起来更绿。当小学生的时候,觉得中学生很高大,中学生活很美妙。一旦身临其境,难免不有些失望。有了这次经验,以后我对新生活的预期就平实多了。

中学毕竟不同于小学。在中学,再也没有老师随时随地站在你身旁指教你、纠正你,我们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你既可以做得更好,也可以做得更差。十三、四岁的年纪,正式所谓“青春骚动期”的开端。处于这个年龄带的人们,突然意识到自己不必象过去那样对师长唯命是从,因而常常会有些没来由的反叛性举动。尤其是第一年,我们几乎都变得更淘气、更不守规矩、更不专心学习。这种状况又由于以下两种原因而变本加厉。其一是前些年的政治运动,既挫伤了老师的元气,又搅乱了学生的心志。其二是大饥饿,搞得人心浮动,校纪松弛。所以,我对中学生活的最初印象,简直是很糟糕的。在整个第一学年,实在是乏善可陈。拿学习成绩来说,虽然拿了全五分,但我自己很清楚其中的欠缺。我赶快调整自己。初中三年,也许是我过去生活中最顺利的时期。不过严格地讲,那并不是从一开始就顺利的。

六十二、为什么很少反抗

问:从六零年到六二年,正是“三面红旗”彻底破产,全国人民陷于空前灾难的三年。根据最保守的估计也有上千万人被活活饿死。人们常说中国的老百姓历来缺乏为自由斗争的传统,只有在没饭吃的情况下才会挺而走险。然而,为什么在所谓“困难时期”,我们却很少见到饥饿的人们起来反抗。

答:其实反抗者还是很多的。那时我们每年都要组织去参观“公安展览”,其中就有大量的“反动组织”、“反革命份子”和“美蒋特务”的“罪行”介绍。展厅中陈示着各种各样的“反动文件”——当然都是经过选择和删节过的,甚至还有准备暴动的武器。我想,在中共公安部的档案里一定有着更完整的记录,足以证明在那段时间来自民间的反抗广泛到什么程度。不过,相对于历代王朝饥民造反的规模,应该承认“困难年间”国人的反抗的确要弱小得多。道理很简单,共产党通过庞大的组织系统,对人民实行了极为彻底的人身控制,它使得任何自发的集体反抗行为很难发生。借助于对现代通讯手段的垄断,政府耳聪目明,老百姓成了瞎子聋子。暴力工具的高度发展,斩木为兵注定了不可能战胜机枪大炮。因此,当局就能够把人民的反叛扼杀于摇篮之中。我们要知道,人民起来反抗,一方面固然是苦不堪言、逼上梁山,另一方面也常常是因为他们对成功抱有某种希望。如果人们事先就认定绝无成功的可能,恐怕只会坐以待毙。你从《史记》对陈胜吴广起义的描述中可以发现,陈胜吴广敢于发难,一来是走投无路,“亡亦死,举大计亦死”;二来是审时度势,相信登高一呼,“为天下倡,宜多应者”。再看看南京大屠杀和纳粹集中营,成千上万的人毫无反抗地引颈就戮,就是因为他们完全丧失了死里求生、反抗成功的希望,因而完全丧失了反抗的意志,所以也就不再有反抗的行为。

问:当时大部份人是不是还相信共产党、相信共产党的那套宣传呢?

答:在当时,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无疑还是有很大力量的。共产党的专制不同于传统的专制。它不是作为人民的对立物、不是作为在人民之上或人民之外的东西而存在。它自称是人民的代表,人民利益的化身。我们已经习惯于把党、把政府看成是我们自己的。作为人民中的一分子,你怎么能对人民自己的政府不满和反抗呢?再说,象“三面红旗”一类政策所造成的灾难也和传统的暴君苛政造成的灾难有所不同:后者显然是出于统治者的骄奢淫逸,而前者却是出于一种极富理想主义色彩的美妙计划——起码从表面上看是如此。于是,人们就困惑了。意识形态的功用就在于,它使得人们无法从个人感受中直接引出任何普遍性的判断。在那些年间,我们经常听领导作报告。报告的要旨无非是教我们如何正确地认识形势。我们被反复地教导说,“形势大好,前途光明,道路曲折。”眼前的困难只是暂时的,并且毫无例外地都是国内外阶级敌人强加给我们的。退一万步讲,即便说“我们”也犯了错误,那也是因为我们正在从事着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因而免不了会有小小的失误。结论是我们必须坚定信心跟共产党走。这套弥天大谎,现在看来自然是不值一驳,但在当时却很有欺骗性和诱惑性。我们就象童话《皇帝的新衣》里那些自命聪明的臣民,我们越是自以为思想进步、觉悟高,我们便越是坚持认为我们看到了那本来不存在的东西。

六十三、牢骚的特点

问:可是现实生活既是如此严酷,人们又怎么可能去相信那套美丽的谎言呢?换句话,我们接受了共产党的宣传,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真诚的?

答:一般人的毛病恰恰在于:一方面,他们不能完全不要概念、理念、纯粹地“跟着感觉走”;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坚持深入的思考而独立地获得判断。实际上我们是陷入了一种分裂,感觉和理念的分裂。在私下,人人都发牢骚;在正式的政治学习和表态的场合,个个又都唱赞歌。我相信,如果在当时我们能听到不同的声音,如果我们有公开的自由讨论,我们一定会拒绝官方的宣传。但是在政府的声音就是唯一的声音的情况下,多数人很难产生独立的见解,更难以对自己独立的见解怀有坚强的信心。所谓牢骚,就是指那种基于个人直接感受之上的不满,这种不满由于缺少理念和意识的有力支持从而受到意志的某种自我抑制。发牢骚者的特点是既要说怪话同时又承认说怪话不那么对头。牢骚既不是忠贞的服从,又不是自觉的反抗。由此看来,我们在当时接受共产党的那套说词就既不是完全真诚的、又不是完全不真诚的。

六十四、热烈的爱国主义者

问:中共把大饥荒的原因,一是归之于自然灾害,一是归之于苏联修正主义。这两种解释到底起到了多大的欺骗作用。

答:以中国之大,局部地区的自然灾害无年无有。由于共产党控制了整个信息传播,它可以任意地夸大(或缩小)自然灾害的严重程度。因此,除去少数专家学者外,多数人很可能会高估自然因素的作用。苏联撤走专家、中止经济合作项目,本来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很有限的,但因为当时的人们普遍不具有从数字上理解经济的基本知识,所以也确有可能对这一因素的作用估评过高。不过在我看来,中共把饥荒的原因归咎于苏修,与其说是起到了很大的欺骗作用,不如说是起到了很大的转移视线、转移情绪的作用。人们对现状的不满有了一个可以发泄的对象。尽管许多人可能明知这个对象其实未必该对现状负那么大的责任。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一旦被刺激起来,谁要想再批评本国的统治者就更加困难了。

问:在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多少人仅仅是说了一两句对“老大哥”不够恭敬的话便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为什么在几年之后中共反过来大批苏修,竟然没有在民众中引出任何“转弯子”的阻力?

答:这也是物极必反吧。当年的“一边倒”本身就埋下了反弹的种子。中共反苏修,主要是为了争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盟主;老百姓接受了这套宣传,主要是出于民族的自尊和骄傲。在以前的宣传画上,总是白皮肤、黄头发的俄国人居于首位;自“反修”以后,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就站到了头排。后来中共又提出亚非拉的概念,俨然是“新兴国家”的领袖。到了“文革”中期,中共又改称自己属于第三世界,并处处以第三世界代言人自居而同时对抗美苏。尽管这种对抗本身常常没什么道理,不过那确实是有效地利用和迎合了我们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情绪。

问:你提到了爱国主义。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政治中的一个重大课题。很多人是从爱国主义的角度去认同共产党政权的。

答:在初中阶段,我的思想经历了一个重大发展。我成了一个热烈的爱国主义者。这一方面是由于共产党反帝反修的宣传,另一方面是由于自己对历史、尤其是对近代史的学习。记得在六二年,我看了电影“甲午风云”。这部电影在当时似乎并没有引起很大轰动。等到七七年华国锋执政期间再度公演,在观众中引起的反响好象还更强烈些。其中“邓大人”的形象——那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呼之欲出的邓小平————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是在六二年第一次看到这部电影时就十分激动。我立志要为中国的富强奋斗终生。当时我对自由民主可说是一无所知。我只知道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为我们古老的民族和国家彻底摆脱近百年的落后屈辱而重新跨进先进国家之林贡献力量。我的科学家理想也受到了这种爱国主义的强烈感染。过去,我梦想过自己能够进入科学巨人的伟大庙堂,那主要是出于对科学家本身的崇拜。如今我的这一梦想又添加了一层新的意义,那就是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为国家、为民族增光。

六十五、全校唯一的红领巾

问:你在初中时是不是已经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

答:谈不上。当然,在政治课上,我们学习社会发展简史,讲劳动创造人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五阶段论,学习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的成绩照例很好。我的作业和试卷常常被老师当作范例。但我对这门学科并无特殊的兴趣。当时,我和大部份同学一样,自以为是“革命接班人”。不过我们几乎都不曾以“马克思主义者”或“未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命。“马克思主义者”这种称号,就象“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一样,总是包含有很多理论的、理念的色彩。中共似乎并不重视从理论上、理念上教育我们,它只是简单地要求我们听话而已。

问:那么在政治活动上,你还是很积极的吗?

答:和小学阶段相比,在初中的三年中,政治学习、政治报告增加了很多,但政治活动却减少了很多——如果你把我们在小学阶段参加的那些活动,诸如宣传总路线、投入大炼钢铁、参观农村公社以及除四害一类活动都叫作政治活动的话。我就读的成都二十四中是一个只有初中部的不大的学校。在同学中共青团员屈指可数,因而团组织活动很不开展。你知道,在小学里,少先队组织十分重要,但在中学里就每每是名存实亡。我在初二那年被选为少先队大队长。我实在想不起来我这个大队长组织过什么会议或活动。我常常发现我是全校学生中唯一还系戴红领巾的人。

问:红领巾被视为红旗的一角,是用烈士的鲜血染成。你一直坚持戴红领巾,是不是因为你特别看重红领巾的象征性意义?

答:那倒不是。我只是认为,我既然还没有超龄脱队,我就还是少先队员,是少先队员就应该系戴红领巾。这就和我坚持全勤、不迟到不早退、认真完成每一项作业一样,我只是在做按规定要做的事。我相信其它同学之所以不爱戴红领巾,也不是出于任何郑重其事的政治理由。他们是怕麻烦、怕被别人还当成小孩子,或者是不那么情愿一板一眼地循规蹈矩。我只是比很多同学更老实或更拘谨些罢了。

六十六、苏联印象和美国印象

问:你刚才谈到苏联,这使我想起另一个问题。五十年代,全国上下学习苏联老大哥。尤其是青少年,一度都对苏联的东西很着迷。你是否也感受到这种影响?

答:在高呼“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个口号的岁月,我年纪还小。不过由于受到兄姊一辈人的影响,我也很早就对苏联的东西发生了兴趣。等到我上初中的时候,苏联的东西已经不再对望,但是我对苏联的兴趣依然保持了下来。我从比我年长六岁的姐姐那里,听会了不少苏联歌曲。我觉得苏联的歌曲,例如“我们的祖国多么辽阔广大”,要比我们自己的革命歌曲更为深沉壮丽。苏联的电影要比国产的电影更复杂也更有味道。我喜欢马雅科夫斯基的诗歌。我读过许多苏联学者撰写的十分有趣的科普读物。我发现它们要比我们的同类读物《十万个为什么》等更加引人入胜。在初中阶段,我阅读的外国小说不多。印象很深的是苏联小说《古丽雅的道路》。古丽雅开朗、勇敢、聪明、好强、热爱生活,有着多方面的才能和追求。那显然要比中共树立的英雄榜样更生动、更有魅力。总之,我心目中的苏联的确要比现实的中国更为美好。有趣的是,这种印象似乎并没有因为“反修”的开展而改变。尽管在所谓中苏论战中,我是、也只可能是站在中共一边。

问:当时一般人的美国又是什么印象呢?

答:那就比较复杂了,而且常常是充满矛盾。其实,我们那时基本上接触不到多少有关美国的信息,从文化到商品,除开中共当局对“美帝国主义”的不间断的谩骂。初中生已经有了关心外国、谈论国际大事的习惯。同学们对美国的印象是相当模糊的,但又是相当强烈的,是漫画式的,但又是很严肃的。一提起美国,大家就想起摩天大楼,想起原子弹。在一般人心目中,美国人似乎是吊儿郎当的,但偏偏又是最富裕的;美国佬大概是享乐贪生的,但美国又无疑是最强大的。美国似乎是一个腐败的社会,然而这种腐败又别有一种让人羡慕和佩服的东西。共产党成功地使我们相信“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头号敌人,不过它在培养我们对这个敌人满怀仇恨上却做得不那么成功。所以等到了七二年,毛泽东、周恩来对美国展开“乒乓外交”,国人几乎是毫不犹豫地立刻就表示出他们对美国的友好之情。

至于我自己,我当时对美国、对西方的印象也是很复杂、很矛盾的。那时,市面上很少有介绍美国和西方的书籍,偶尔见到一本,我便津津有味地读下去——我从小学高年级起养成了逛新华书店、逛旧书铺的习惯,杂七杂八、似懂非懂地看过许多书。我还常常一个人去电影院看《世界见闻》,对外部世界、尤其是对西方世界有很强的好奇心。电影院很少放映西方电影,一有放映我都不肯错过。印象较深的一部是《冰海沉船》,英国人临危不乱,镇定如常,在死亡面前仍然绅士风度十足,这幕场景以后我都常常想起。我有个舅舅在美国,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冶金专家。母亲见我学习好,有时说到等我长大后送到美国去留学。当然只是说说而已,我们都不以为能够实现的。不过这也加深了我对另一个世界的向往。大体上说,我当时对美国、对西方的了解是很纷乱的。我很希望能深入完整地认识它们。而在这种急欲穿越官方宣传进一步了解真实的西方的愿望背后,应该说已经暗含着对官方宣传的某种自己都不曾明确意识到的不信任。一个人只要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他迟早会和思想禁锢发生冲突的。

六十七、周恩来式,还是彭德怀式

问:中共在六一年、六二年开始大幅度调整经济政策。为什么这次向右转能够成功?

答:一方面是原先的“左”已经登峰造极、山穷水尽、难以为继。譬如说很多地方的农民已经纯自发地悄悄地搞起“三自一包”。另一方面,这一次,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采取了和彭德怀不同的策略。他们不是直接批评毛泽东而是通过让毛泽东了解危机的严重程度,让毛泽东自己下决心纠“左”。“伟大领袖”是可以纠正错误的,但必须是在充分维护自己权威的前提之下,必须给人们一种是“伟大领袖”自己最先发现失误、主动纠正偏差的印象。

问:在八零年北大竞选时,有同学把彭德怀和周恩来作对比,问你更敬重谁。你回答说你更敬重彭德怀。同学们热烈鼓掌。当然,彭德怀的为民请命、冒险直言的精神从道德上讲更令人钦佩,但周恩来式的委屈求全的作法却更有实效。彭德怀敢于批逆龙鳞,结果是帮了倒忙;周恩来表面上恭敬顺从,实际上却促成了毛泽东改正错误。从当时的国情出发,后一种作法是不是更可取?

答:不然。周恩来式的作法纵能见效一时,终将遗患无穷。在历史上,有许多聪明的大臣,极善于用曲折委婉的办法,帮助刚愎霸道的君主改弦更张,固然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智谋和讽劝艺术。但也正是这种作法,才养就了、维护了、乃至助长了专制统治者的骄横和“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暴政。直率的批评,或许会惹得统治者恼羞成怒、变本加厉。但倘若有较多的人坚持这样做,我们就会开创出一种新的、更公平、更合理的政治局面。

这也是自由只能靠争取、不能靠恩赐的道理。我们都知道,有压迫就有反抗。压迫愈深,反抗愈烈。这话反过来讲似乎也不错:有反抗就有压迫;反抗愈烈,压迫愈深。但我们只有坚持反抗,我们才能最终赢得自由。如果你放弃反抗,那只会导致压迫的稳定长久。在这种情况下,你是没有理由庆幸压迫的软化的,因为你自己都已经被驯化了。

六十八、充满希望的短暂时光

问:中共调整了经济政策,全国的经济形势逐渐回升。当时的老百姓实在太幼稚。我们不仅对党内斗争的具体情况浑然不知,我们甚至于连想都没有想到过其中竟会包藏着复杂的斗争。“调整”这个词,巧妙地给一种重大的转变赋予了连续性的外貌。

答:是的。我们不知道航船已经转向,我们只是发现了船外的景色开始变得不同。食物依然匮乏,但毕竟不再饥饿难当;日用品仍旧短缺,不过总算是略有增加。绝大部份公共食堂都已经解散,取而代之的是街头上兴办的各种饭馆,尽管它们供应的东西记单调又昂贵。五花八门的店铺——其中大部份属于个体经营——栉次鳞比,市面上开始有了一股生气。我母亲和几位街坊邻居合开了一家冲印照片的小店,挂在街道办事处的名下,到了六二年、六三年,生意搞得很红火。我在课余也常去帮忙。这是我第一次参与做生意,很投入,也觉得很有趣。文化生活逐渐丰富起来。电影、戏剧、各种读物都显着增多。当然,大部份都包含着浓重的政治说教,不过也有不少轻松的、更富知识性或娱乐性的。这是自中共执政以来、少有的一段没有大规模政治运动的时期。整个社会显得宽松,人际关系也不那么紧张。

作为学生,我对学校气氛的变化感受更深。二十四中是个老学校,师资力量强,教学质量高。在捱过了三年“困难时期”之后,教学秩序迅速恢复,学习风气日益浓厚。每一次半期考试和期末考试都郑重其事,常常是一连考上七八门甚至十门以上。老师把同学们的平均考分统计出来,抄好贴在教室墙壁上。学校还举办了各种知识竞赛。我的学习好,每次考试都名列全校第一,参加各种知识竞赛也都获得优胜。在六三年春天,我原先就读的小学特地请我回母校给毕业班同学作报告,讲自己认真学习的体会。那时,我和老师们,从校长到工友,和同学们,不论是成绩好的还是成绩差的,都相处得很好。

在这段时期,我家里的情况也在上升。母亲本来就善于理家,此时又有了一份工作,姐姐也从师专毕业当了老师,再加上继父的工资,家里的生活状况渐渐宽裕起来。母亲的慈祥宽厚,继父的热情豪爽,我们三个孩子的礼貌和好学,为我们在邻里中赢得了相当的好感和尊重。虽说在当时并非万事如意,不过我们确实都对未来充满了天真的希望。

(未完待续)

——旧《中国之春》93年4月号(总第119期)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