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石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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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北岛在上海国际文学周上为孩子们读诗。

现在的中小学生需要什么样的诗歌教育?他们在课本和课本之外能接触到什么样的诗歌?除了中国古典诗词,他们能否需要现代诗,能否读懂现代诗?诗人北岛选编《给孩子的诗》最初是为了给儿子选编“适合孩子的现代诗读本”,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专访时,北岛谈的虽然是《给孩子的诗》的选编过程,其实谈的也是他的诗歌教育理念。北岛对澎湃新闻记者说,“我曾开玩笑说,诗歌教育到博士阶段已经晚了,本科也晚了,应该从中学开始,‘从娃娃抓起’。让孩子们从阅读的源头获得启迪,可谓正本清源。”

澎湃新闻:诗歌对孩子的重要性在哪里?

北岛:简单而言,诗歌需要断行,通过跳跃寻找动力,获得想象空间。比如,我的儿子会突然引用芒克的诗句:“生活多美好/睡觉!”这就是诗。

澎湃新闻:孩子真的能读现代诗吗?

北岛:应该颠覆对孩子的成见。孩子的感受力和想象力,远比成人以为的丰富得多。保守、僵硬、分类化和模式化的所谓“儿童文学”概念,也需要被颠覆。

有人建议我做诗歌点评(指《给孩子的诗》中的诗),我认为点评更多会成为一种限制,不如把阐释的空间留给孩子们。小时候背唐诗宋词,只要背下来就好,不一定理解字面的意思。诗歌会渗透到血液中,成长过程中会不断有所领悟。

澎湃新闻:编选《给孩子的诗》,最初的契机是什么?

北岛:契机是我儿子从学校带回的一首诗《假如我是粉笔》,我当时看了很震惊,后来发现书店里也找不到适合孩子的现代诗读本,于是决定自己选。这件事我在书的代序《给年轻朋友的信》中讲了。

现在回头想,看似偶然的机缘,引领的是必然之路。我到香港后,发起了两个国际诗歌项目——“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和“国际诗人在香港”,花费了五六年来的大量精力和时间。工具理性对人的影响无所不在,诗歌属于“心灵的知识”,需要从内部打开空间。我曾开玩笑说,诗歌教育到博士阶段已经晚了,本科也晚了,应该从中学开始,最好“从娃娃抓起”。让孩子们从阅读的源头获得启迪,可谓正本清源。

澎湃新闻:《给孩子的诗》的诗歌大都不是特意给孩子写的,孩子能看懂吗?

北岛:懂不懂的概念,是理性范畴的概念,跟诗歌没关系。诗歌是感性的东西,靠的是悟性。这个意义上,诗歌并没有成人与儿童的严格界限。有些成年读者,自己读两遍不懂,就想孩子是不是也读不懂,这是低估孩子的悟性。悟性除了天赋,与阅读经验有关系。我在大学教书,无论翻译课,还是创作课,无一例外要带学生读诗。一首首诗读下来,你能感觉到他们内部的窗户在一扇扇打开,天生的直觉和悟性被照亮。

澎湃新闻:你在编选的时候,有具体的标准吗?

北岛:标准一边编一边摸索:我个人对现代诗的感受,加上经验与理性的成分。但一直有个念头在,就是我希望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读哪些诗。

比如叶芝的《当你老了》、里尔克的《严重的时刻》,我曾犹豫过要不要收入。可是,如果能唤回自己的童年青少年记忆,我们会发现,关于生命、死亡、时间,都是做孩子时曾经问的问题。其实每个孩子都有形而上思考,反而是随着社会化进程,越到成人,越形而下了。关于爱情的诗,我也犹豫过,但十二三岁的年纪青春萌动,很正常,很自然。生老病死、爱情、孤独,是孩子真实的人生体验,不应该被屏蔽掉。一些历史背景相对复杂的诗歌,我则较少选入,因为对孩子来说不够直接。

此外,还要考虑不同的文化、语言、地域和种族的平衡。欧美之外,要考虑亚洲、拉丁美洲、非洲,中英文之外,要考虑西班牙语、日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希望呈现诗歌本身的丰富性和广阔的文化视野。

我原来想象的读者,主要是青少年和小学生,今年春天,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教诗歌创作课,采用初稿做试用读本,效果很好,感到大学生也适合。有读者说,也适合有童心和诗心的成年人。

澎湃新闻:在选择中国新诗的时候,你的衡量标准是什么?

北岛:诗歌的衡量尺子是完全不同的,不会按十年或一百年跨度计。现代英语是相对年轻的语言,也有四百年历史,而现代汉语只有一百年,这么算,中国新诗的成就很不错了。新诗在早期的时候,非常不成熟。我选入的废名《十二月十九夜》一诗,与胡适、刘半农、郭沫若、徐志摩等相比,是中国新诗开幕中的幸运。

澎湃新闻:为什么选了那么多翻译诗歌?

北岛:整本《给孩子的诗》, 译诗占70首,中文原创诗31首,涉及20多个语种。顺便说,译诗部分除一首外,编辑全部查到了各个语种的原诗,保证了来源可靠性,这是件了不起的工作。形成目前的结构,一方面是由于世界之大,可资选择的非中文经典作品的基数大,把世界多元文化的精神财富呈现给中文世界的孩子们,也是我的初衷,这关系到中国孩子的世界想像。另一方面,中国新诗历史短暂,成熟作品还在积淀中。

此外,我的确特别重视与我们母语平行的一种独特文体——“翻译文体”。它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为地下文学提供了文体基础。甚至可以说,没有“翻译文体”的诞生与发展,中国文学不可能走到今天。

关于诗歌的可译性问题,我们发现,一个译者并不是什么诗都能翻译好。这有两层涵义,一是诗歌自身生命力,好的诗就是经得起不断翻译,好像转世投胎一样,那是生命另一种形态的延长。二是译者与诗作的缘分,比如洛尔迦与戴望舒就有一种特殊的缘分,可以说, 洛尔迦通过戴望舒在中文世界中复活了。

我以前说过,文学翻译处在母语与外语的边界上。如今我重新调整了“定位系统”——在我看来,文学翻译处在母语的边界之内,文学翻译就是母语的一部分。

澎湃新闻:在《给孩子的诗》里,你选了自己的《一束》这首诗,而不是《回答》,为什么?

北岛:《回答》对孩子来讲不合适,因为这首诗的背景是中国特殊的历史转折点,孩子们不了解这个背景,会感到费解。而《一束》讲的是爱情,含蓄,没有一个爱字,转折也有意思,转折里讲了深渊,是微妙复杂的爱情。

澎湃新闻:为什么选食指,为什么选《在你出发的时候》?

北岛:从革命诗歌到新诗潮运动,食指的诗构成重要的推动力。我在《七十年代》中,讲到1970年早春,我和另外两个同班同学,在颐和园昆明湖的船上,有一个叫史康成,他在朗诵一首诗,就是《在你出发的时候》。那个瞬间,我受到极大刺激。当时我正在写旧体诗词,是那个时代“知识青年”的时髦,受毛泽东诗词影响,加之上山下乡的处境,思乡怀旧,书信唱和。但我发现那些诗大多没什么意思,表达的往往不是我们自己的感情,受到严格的格律限制,不可能走得太远。那是一个重要的改变,我发现新诗更忠厚、自由。一首诗真的可以改变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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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的诗》书封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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