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8

刘晓波(网络图片)

刘晓波去世了。我生命中最宝贵的一部分也随之而逝。

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三日晚上,我在唐山书店举办《拆下肋骨当火炬》的新书发表会。我最后分享的一句话是,“拆下肋骨当火炬”这个苏格拉底和顾准都使用过的典故,也是刘晓波一生的实践,刘晓波就是拆下肋骨当火炬,照亮六四屠杀之后漆黑的中国。说到这里,我心中隐约有不祥的感觉。

会议刚结束,我打开手机,巨大的打击像石头一样砸过来,“晓波已经去了”,那是我最不愿看到的一行字,我险些晕倒在唐山书店的楼梯边,扶着墙才站住,一时间泪流满面,恍若在梦中。

以杀人来维系的政权再次杀人,多杀一个人对他们来说并不特别困难。接下来的几天,局势一天比一天险恶。并没有因为晓波的死亡,共产党就恢复了一丝自信。共产党不仅害怕活着的刘晓波,也害怕死了的刘晓波。他们不顾刘霞的强烈反对,强行立即将刘晓波的遗体火化,不允许骨灰下葬在故土,匆匆实行了所谓的“海葬”。

当局安排刘晓波的大哥刘晓光在一场精心导演的新闻发布会上露面,如木偶般说了一番“感谢党感谢政府的人道主义安排,非常完美,非常周到”之类的鬼话。刘晓光还说自己是家中的大哥,家中的事情由自己说了算。他真是个法盲,刘晓波的事情难道不该由他的妻子刘霞说了算吗?一个已经跟刘晓波断绝关系将近三十年的陌生人,一个一度企图瓜分刘晓波的诺奖奖金、得知刘晓波已经捐出奖金而无比失望并被刘霞基督鄙视的小官僚,有什么资格取代刘霞第一亲属的位置?难怪鲁迅说,人最大的敌人或许是他的家人。宣称没有敌人的晓波,会料到他的大哥有这场可耻的表演吗?刘晓波与刘晓光之间,除了血缘上的相同之外,再没有别的相似之处。

刘晓波不是周恩来和邓小平——周恩来和邓小平是自己选择“海葬”的方式,他们的骨灰污染了大海。他们都是杀人如麻的屠夫,他们不敢下葬在土地上,他们害怕被后人鞭尸,他们更不愿像毛泽东那样成为一块被风乾的“老腊肉”。

刘晓波“被肝癌”和“被海葬”了。这个“新纳粹”或“超纳粹”政权残害刘晓波的生命乃至毁灭了他的遗体。以他们掌控的亘古未有的暴力机器而言,这样做易如反掌。在此一事件中,共产党果然无比信奉唯物主义——他们对刘晓波实行“挫骨扬灰”政策。只有当刘晓波在物理意义上“尸骨无存”了,让友人和后人连追悼和纪念的地方都找不到了,接下来就是无边无际的遗忘了,那样共产党才能真正安心。

当年,亲人为在文革中被残害的林昭留下了一块小小的墓地,那块墓地就像是一道一直在汩汩淌血的伤口,人们络绎不绝地前去祭拜和凭弔.当局不得不在墓地旁边的树上安装摄像头,并安排警察日夜巡逻,以恐吓来自全国各地的林昭精神的仰慕者。这一次,当局吸取了教训,他们防患于未然:没有坟墓的刘晓波不会像有坟墓的林昭那样,继续成为党国的大麻烦了。

然而,信奉唯物主义的共产党绝对想像不到精神的力量、思想的力量有多大。刘晓波活在他的文字中,他的文字是不可战胜的、无法消灭的。这些文字中蕴藏着自由的密码,如同钥匙,如同解药,如同翅膀,可以帮助那些迷路的人回家,酣睡的人苏醒,沉沦的人飞翔。每一个字都是一粒麦子:麦子落到地上,死了,又结出许多籽粒来;文字印刷在书上,书是焚烧不尽的。由刘晓波的文字彙集而成的每一本书都是一束强烈的光,让在黑暗中跳舞的老鼠惊恐万分地逃遁。

对刘晓波这样的写作者而言,文字的功能,不是娱乐,乃是拯救,自我拯救和启发他者自救并行不悖。我就是被刘晓波的文字所拯救的读者之一。若不是刘晓波的文字,我怎能脱离中国人数千年来过的那种阴沟中的卑贱生活呢?若不是刘晓波的文字,我怎能毅然决然地抛弃自欺欺人的帝国儒学,“赤身裸体,走向上帝”呢?

第一次读到刘晓波的文字,是在六四屠杀之后的肃杀氛围中。还在四川念中学的我,无法忍耐教导主任在政治学习的时间段里对“民运黑手”的咒骂,偶然在新华书店买到一本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刘晓波其人其事》,蓝色封面,还有一个跟刘晓波本人惟妙惟肖的剪影。那是一本官方御用学者竭尽侮辱之能事批判刘晓波的文集,但编辑煞费苦心地在后面附录了多篇刘晓波“最反动”的文章,包括宣扬“三百年殖民地”那篇。我读得如醉如痴,在上面划满密密麻麻的符号。本来想划出重要的句子,却发现每一句都是警句。这本书珍藏在我美东新家的书房,我带着它穿越太平洋和美洲大陆,它已内化为我精神结构之一部分。

第一次接到刘晓波的电话,是一九九九年滴水成冰的冬天。有一天,我正在应邀去大学演讲的路上,突然接到一通陌生的电话,对方结结巴巴地自我介绍说是“我、我是刘晓波”,然后确认我是余杰,立即滔滔不绝地对我进行批评,一口气讲了几乎半小时。原来,一九九六年至一九九九年,在刘晓波第三次入狱期间,刘霞买了一本我在一九九八年出版的处女作《火与冰》送入狱中,希望刘晓波读了之后会有“后继有人”之感。没有想到,刘晓波却从中发现不少青春自恋、投机取巧的部分,毫不客气地在第一次通话中对我从头批评到尾。我心里想,他还真是“文坛黑马”,没有丝毫的客气委婉,率真得让一般人受不了。

第一次跟刘晓波见面,是在友人周忠陵(我们昵称“忠忠”)家中。那一次的交谈,我们发现彼此对许多人与事的看法极为相似,也就是后来余英时先生引述陈寅恪的话“气类相近”。我们两个口吃者遇到一起,更显得口吃加剧,让刘霞在一旁窃笑说,“听两个结巴谈话太累了”,她便掉头过去跟我妻子聊了起来——这一聊,她们倒俩成了比我跟刘晓波更快热络起来的“闺蜜”。忠忠家有一位四川保姆,做得一首好川菜,那天的那道辣子鸡珍堪称一绝。我记得晓波大口吃菜,大口喝可乐,大快朵颐,无拘无束。我很喜欢跟晓波一起吃饭,他的胃口很好,带动同桌的人也胃口大开,跟他抢着吃。那一次的见面,开启了我与刘晓波在此后十年间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直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八日刘晓波被捕。

若不是刘晓波的影响与引导,我不会在追求自由的路上走这么远,这是一条光荣荆棘路,也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

在绝大多数中国人都选择像草一样生活,歪歪斜斜、一吹就倒的时代,刘晓波坚持像树一样笔直地站立,因而成为时代的标杆。从“六四”到“零八”再到“一七”,他飞蛾扑火,再飞蛾扑火,最终焚而不毁。

这个时代,不是靠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这些面目狰狞的“巨婴”来定义,而是靠刘晓波这样形容枯藁的先知来定义。若没有刘晓波,这个时代的中国将宛如圣经中的索多玛城那样污秽不堪;而有了刘晓波,这个时代的中国暂时被上帝从毁灭的名单中删掉,刘晓波为中国赢得了一段认罪悔改的缓冲时间——至于中国是否真的会认罪悔改,那就不是刘晓波的事情了。

活着,并且站立,似乎这是两难的选择。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活着就意味着驼背,活着就意味着下跪,活着就意味着闭目,活着就意味着塞听。刘晓波却选择为那些六四死难的学生而活,他认为自己不配称为死难者的老师,因为孩子们死去了,老师却幸存下来,这是何其巨大的耻辱。失去耻辱感的知识界从此麻木不仁、与狼共舞,刘晓波却怀着一种赎罪般的心态开始了后半生矢志不渝的抗争。有人将抗争当作夺取权力或道德高地的手段,刘晓波却将抗争当作一件再平凡不过的职业和志业。

在北京的那些年里,我和妻子有好几次跟刘晓波、刘霞一起去郊游。在警察如影随形的监控中,我们总是能找到斑斑点点的光阴的缝隙。每当刘晓波和刘霞看到荒郊野外的树木,都会发出由衷的感叹:多美!刘霞很喜欢画树,尤其是那种挣扎着要想腾飞的树,从土地奔向天空的树。而刘晓波喜欢欣赏刘霞画的每一幅树,到了爱不释手的地步。

有一次我们去他们家作客,在狭小的客厅里面,刘晓波满头大汗地将刘霞的画一幅幅搬出来向我们展示。平日豪爽如女侠的刘霞,那一次会略带羞涩地对晓波说:“又不是你的画,干吗那么显摆?”而听到我们赞美刘霞的画,晓波比听到我们对他的文章的赞美还要开心,像孩子一样琅琅地笑了。

多年以后的二零一四年,我流亡美国之后的第三年,刘霞的哥哥到美国来找我。我问他,在长期软禁中的刘霞有什么需要,他说,刘霞特别叮嘱说,希望为她拍摄一些美国的树木。作为画家的刘霞,长期以来失去了外出写生的自由,只能根据照片画画。

于是,我带着刘霞的哥哥去了美东最大的国家公园仙来多,在美不胜收的蓝岭驱车并徒步数小时之久,拍摄到了很多高耸入云的参天大树。在这个自由的国度,不仅人自由,连树也如此自由,不会有龚自珍《病梅馆记》中写到的那种“病梅”。刘晓波是美国的热爱者,若他能在这座森林里面健步如飞,如果他能在这些高耸入云的大树下歌唱,那将多么幸福。

不知道刘霞后来有没有根据这些照片画出新的作品,不知道到刘霞有没有机会将她新画的树拍成照片带给狱中的晓波看?

圣经中说,爱神,爱人如己,爱是最大的诫命。刘晓波没有受洗,但他比绝大多数号称基督徒的人更好地履行了这道最大的诫命。

我愿意在此分享一段我与妻子生命中的幽暗旅途,若没有晓波的陪伴与安慰,我们真的不知道如何走出死荫的幽谷。

二零零七年初,妻子怀孕了,我和妻子一起满怀喜悦与期盼,守候着宁馨儿在母腹中成长。那时,妻子在一家外企工作,还要在方舟教会中参与很多的服事,忙得不可开交。

突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当我们去医院执行孕妇例行的体检时,医生告诉我们,婴孩已经在子宫中停止生长发育了。我们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再三追问医生。医生解释说,子宫中的是一个需要立即动手术取掉的、还没有胎儿雏形的死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医生说,他也无法解释,这些年来这种情况的发生率越来越高,也许跟北京的环境污染有关。

动完手术之后,妻子坐在轮椅上被推出手术室,脸色苍白,神色茫然。我们回到家中,抱头痛哭。妻子受洗之后,一直在教会忠心服事,为什么这样悲惨的经历会降临在她的身上呢?我们恳切地祷告,上帝始终没有给我们明确的答案,但上帝派遣了一位天使来到我们身边。

就在那几天,晓波打电话约我们吃饭,我们不便在电话中告诉他实情,勉强应约出席了。细心的晓波发现我们情绪低落,便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妻子含泪向晓波和刘霞讲述了我们失去孩子的事情。

晓波神情凝重地听我们倾诉完一切,向我们讲述了他也失去了孩子的痛苦经历,虽然不是同一个性质的“失去”:六四之后,晓波被捕入狱,婚姻破裂。九十年代初,他的前妻带着他们惟一的儿子刘陶远赴美国,离开这一伤心之地。后来,他跟儿子失去了联系,他等于是失去了儿子。或许,前妻不愿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蒙受父亲作为“国家敌人”的阴影,要让孩子成为一名单纯而快乐的美国人。(晓波去世前后,刘陶亦未现身,这是何等痛楚的父子关系。)

那天,一向笑声不断的晓波神情凝重地说,他以这种方式失去了孩子,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隐痛,但这也是从事人权活动可能付出的巨大代价。晓波又说,你们一定很快就会有孩子,上帝肯定会给你们一个更好的孩子。他还不是基督徒,却像牧师一样安慰我们。

然后,晓波从他常常背的那个帆布书包里掏出厚厚的一叠钱,对我说:“这是我刚刚拿到的一笔稿费,你去给刘敏买一些营养品和几件漂亮衣服。这么好的女孩跟着你受苦了。这个圈子里面,好多人因为对不住妻子,让妻子受苦,自己还不以为然,最后导致婚姻失败。你一定不要重蹈覆辙。”

我们没有收下晓波的这笔钱,因为我们知道晓波完全靠稿费生活也很不容易;但我们吃完饭离开时,妻子已破涕而笑,我也暗暗对自己说,一定要学习晓波珍惜和守护刘霞的做法。

这就是晓波的爱人如己,晓波就是上帝派遣到我们身边的天使。第二年,我们的儿子光光诞生了,上帝赐予我们一个又健康又敬虔又聪明的后代。孩子刚满月的那一天,晓波和刘霞赶到我们家中,带来了一份最好的礼物:刘霞画的一幅黑色的水仙花。刘霞对妻子说,这朵花就是你,也是我,是我们这些嫁给“国家的敌人”的可怜而坚韧的女子。

再后来,晓波四度入狱,刘霞去探监的时候,带去一张我妻子和孩子的照片,隔着玻璃给晓波看。她不能提我的名字,这是秘密警察给她的“特别规定”,她只能对晓波说,看,刘敏和她的孩子。探监归来,刘霞给妻子打电话说,晓波看到那张照片,凝视了足足一分钟,露出欣慰的笑颜。

对于我和妻子来说,晓波和刘霞是超越了血缘关系的亲人。晓波如同我的父兄一般,我知道,无论遇到多大的灾难与挫败,晓波都是那个惟一能帮助我的人。

如今,没有人能帮我了。

记忆是甜蜜的,也是苦楚的,所以人类学会了遗忘。

晓波入狱并成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却又成为史上最不为人所知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他的存在本身让世界感到无比尴尬:他在狱中,刘霞在软禁中,而世界无能为力。人们假装他不存在。

挪威政府在遭遇中国多年的经济制裁之后,不得不为这件由诺奖委员会决定、跟政府无关的事情,向中国当局私下致歉,其高层官员才被允许访问中国。中国似乎又回到了乾隆大帝时代“万国来朝”的盛世,谁敢为了一介匹夫刘晓波而得罪中国呢?在历届不同类别的诺奖得主呼吁中共释放刘晓波的联署信上,从来不曾出现奥巴马的签名,即便在其卸任美国总统之后。当美国国会将通过将中共驻华府使馆前面的那条街道命名为“刘晓波路”的决议案之时,作为总统的奥巴马威胁说他将否决之。同样是诺奖得主,品质相差何止千里之远。

关于晓波,人们只知道他是八九民运的知识分子领袖,只知道他是《零八宪章》的重要起草者和组织者。然而,作为思想家和“精神界战士”的晓波,却鲜为人知。

晓波去世之后,那些曾经百般辱骂他的“反共达人”,不知是良心发现,还是企图消费他,纷纷以一种“我的朋友刘晓波”的姿态,喋喋不休地言说昔日跟晓波的“战斗情谊”。

这还不算最糟糕的情形。

晓波去世之后第二天,晓波朋友圈中的一员、同样也是异议作家的莫之许在脸书上给我发来一条讯息,说一帮知识分子以“自由晓波工作组”的名义起草了一篇晓波的悼词,想征求我的意见。

我看了之后觉得甚不满意。首先,末尾有两段充满酸腐之气的文言文,像是来自皇家的诰命。晓波以全盘否定两千年中国专制文化传统而成为知识界的“黑马”,若是他地下有知,断然不能接受这种腐儒的纪念方式。

其次,我建议写入对于晓波而言虽然不无争议却是其重要的思想贡献:中国要民主开化需经历三百年殖民地;统一即奴役;人权高于主权;住民有自决权;既反对政府杀人,也反对民间的杨佳式的报复杀人等等。我认为,若没有这些部分,所呈现的就不是完整而真实的晓波。

莫之许深以我的意见为然。然而,他跟该文本的执笔者或“决策者”们讨论了许久,他们最终不能接受我的建议,说是要“避免争议”。

晓波的一生就是充满争议的一生,如何能避免争议呢?晓波被官方所虐杀,挫骨扬灰;同时,他也被所谓的民间或“同道”所扭曲,所改写,他们赋予他的“高大全”形象恰恰是他最不想要的。晓波一生都以乡愿和虚伪为唾弃的对象,没有想到最终仍然遭到乡愿和虚伪的同胞对其精神遗产的涂涂抹抹、删删改改。

从某种程度上说,刘晓波堪称“被背叛的先知”。

作为晓波的密友之一,在一九九九年到二零零八年之间,我跟晓波即便说不上朝夕相处,至少在共同参与的每一项人权活动中“心有戚戚焉”。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向世人呈现一个比一般媒体的报道更鲜活的、更充满人性的晓波,以及他那彻底的、决断的、“刘晓波化”的思想特质。

在那段将近十年的时间里面,我跟晓波有超过五百次以上的会面,单独谈话也有数十次至多,在晓波滔滔不绝地言说时,我做了不少笔记,也在日记中有详尽记录。我与晓波之间通过有上百封长长短短的电子邮件,既有讨论公共事件,也有分享私人生活,甚至有为笔会事务的激烈争论。这些材料成为我写作《刘晓波传》时有血有肉的原始资料。但《刘晓波传》并未全部涵盖这笔宝贵的素材。

二零零八年,晓波第四次入狱之后,我受刘霞的委托,为晓波编辑了一本文集《大国沉沦》,次年该文集在台湾出版,成为迄今为止最畅销的刘晓波文集。晓波几乎是“以一人敌一国”的勇气,对抗“大国掘起”的官方论述,将“大国沉沦”的真相呈现在世人面前,让中共当局每年高达数百亿的“大外宣”战略落败。

二零一零年,晓波荣穫诺贝尔和平奖之后,作为他的“同案犯”,我亦遭受中共政权的非法软禁、黑头套绑架、酷刑折磨几乎致死,然后流亡美国。我在美国重新安置家园和书桌,立即着手编辑十卷本的刘晓波文集。刘晓波已有多本着述结集出版,但流散在各类网站上并未编辑出版的文字仍有数百万字之多。我计划每年编辑出版两卷,五年累计完成十卷,那时,晓波就刑满出狱了,这十卷本的文集将是我给他最好的礼物。

然而,这一愿望随着晓波的突然离去而落空了。伤心欲绝之后,我仍要坚持完成这项浩大而艰钜的工程。

与此同时,在过去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在我撰写的各类文字中,有数十字万字跟晓波有关。其中,既有对晓波参与的人权活动中若干不为人所知的细节的披露,也有对晓波思想和精神的分析和论述。我想,这部分内容可以帮助世人更多认识晓波,让晓波的形象从模糊变得清晰起来。当然,我眼中的晓波,或者经过我的阐释的晓波,可能也是不完全的,甚至有偏差的,但我至少提供了“视角之一”,而晓波正是在众人“众声喧哗”的回忆和阐释中“向死而生”。

陶渊明说,亲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死者何所以,托体同山阿。人的冷漠、隔绝和遗忘,是人不可克服的罪性的一部分。晓波去世之时,全球媒体集中报道,全球政要纷纷发表声明,但此后将无可避免地走向冷寂,人们照样到北京去“恭喜发财”。这就是无比冷酷的现实。

然而,晓波不会在意这些。他在地中海炽热的阳光下,以惯有的大步流星向我们走来,跟我们拥抱在一起。

我相信,在未来中国民主化的历程中,晓波的思想和精神,必将如刘霞送给我们的那幅黑色水仙花般骄傲地绽放。晓波以这样的方式始终在场。

只要爱和公义不灭,晓波就永远活在爱他的人的心中。

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五日至十六日,台湾解严三十年纪念日前后,由宜兰至台北、台北至台中之旅途中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7/22/2017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