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中国正式进入漫长的德治时代。自此,道德和繁杂的礼仪成为维系这个庞大帝国政治统治的主要工具。

汉武帝之所以选择董仲舒和儒学,从大背景上看,秦亡于法家暴政,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实行宽仁政策,汉武帝延续了这一主张。从个人方面而言,董仲舒借助《春秋》大一统思想所提出的削弱诸侯、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理念,可谓“对症下药”,很讨刘彻喜欢。

从本质上分析,道德是在社会长期发展中逐渐自发形成的、人们心底普遍的行为规则,它不可能如法律那般有专门的创设与更新机构,针对社会发展及时进行改善。这正与中国古代帝王们所奉行的,只求稳定不求长远发展的治国策略相契合。而中国封建小农社会的长期缓慢发展,又反过来巩固了德治的地位,这是中国古代实行并最终推行德治的根本原因。

四书五经德治的任务就是以四书、五经为主要教本,维系这个庞大帝国的各种秩序。小到长幼尊卑、邻里关系,大到朝代更迭、军队征伐,都要以道德为依据。小叔子一不留神多看了兄嫂一眼、大臣实在憋不住在正式场合放了个响屁、新皇帝登基、军队凯旋……这些都要上升到道德层面,由其施以奖惩。

如此全面繁杂的规定,其最终指向是利益。即以维护皇权为中心,尽可能妥善地分配各阶层之间及各阶层内部的各种利益。让百姓安分守己,服从统治,以此换取生存权;让官员恪尽职守,服从上级,效忠君王,以此换取升迁与荣华富贵;让皇帝“谨尊天命”,勤于政事,施政天下,以此换取江山的延续。归根结底,他们都以道德为工具换取各自的利益,我称这种道德为牟利道德。

四书上说,叔嫂之间是不能有过密接触的。但也规定了“但书”,即当嫂子落水时,情势紧急、人命关天,小叔子就可不必恪守教条,伸出援手拉嫂子上岸。中国的历史上“嫂子落水”的“意外事件”是屡见不鲜的,这类“但书”规定为忤逆者颠覆既有统治秩序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动说辞,同时又不触动维系帝国秩序的传统理论根基。在保守内敛的德治教导下,改朝换代、重新洗牌之后,既有统治秩序得以迅速恢复,只是享受利益的统治集团做了变更而已。

说到底,此种“但书”存在的“合法”依据并非“情势紧急、人命关天”,而是“拳头”,谁拳头硬谁就讲道德。我称这种道德为强权道德。

总之,一个把道德当作工具的国度,恰恰是最不道德的。

2006年5月

文章来源:《吾诗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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