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3月10日起的西藏骚乱事件造成了两败俱伤的局面，许多藏人倒在枪口和棍棒之下、或被投向监狱，中国政府的国际声誉降到1989年以来的最低点。骚乱事件后，两种声音尖锐对立：一方面，国内媒体对所谓的达赖集团展开了文革式的语言攻击，另一方面，西方媒体几乎一边倒地对中共展开毫不客气的批评。
为了在奥运前尽量挽回国际声誉，迫于西方社会的压力，中国政府宣布与达赖重启对话，很显然，对中国政府来说，这是一种出于短期目标的考量，很难说具有多少诚意，但在2008年5月12日之前，通过与达赖的对话以减弱西方在奥运问题上的施压，是中国政府必须要做的一件难事。
汶川大地震似乎改变了中国政府的这一被动局面。由于地震造成的破坏实在过于严重，整个世界在地震面前惊呆了，而且，地震的突发性和由此带来的巨大人员伤亡数字，使西藏和奥运话题都暂时退居次要地位，中国和中国政府成了被同情被援助的对象，这显然大大化解了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压力，为其处置西藏问题争取了时间。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在灾难面前的表现也部分挽回了它在处理西藏问题上的形象损失：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没有再次驱赶西方记者；接受了年初雪灾的教训，温家宝迅速赶往灾区；更重要的是，政府和军队在十分艰难的自然条件下承担了救灾职责，并做出了很大努力。
民间社会和海外舆论对这些努力给予了相当的肯定。而且，触目惊心的人道主义灾难面前，如何减少人员伤亡并使灾民尽快恢复正常生活，成了摆在所有人面前的中心话题，在政府和军队的努力之外，成长中的中国民间社会以不亚于军队的行动速度投入了救灾工作之中，海内外的异议者及异议者组织也以直接救灾或发动捐款的方式，表达了对灾民的关心。一时间，除了《新华网》和《央视网》这种无聊媒体仍在借机造谣以诋毁王丹、王军涛等民运人士，中国社会各阶层似乎放下了对立，罕见地为了同一件事——救灾——而各显其能起来。
可以说，这是中国社会少有的团结场面。同胞的死亡重于一切，这种共赴国难的景象表明了中国人的善良、淳朴，表明了民间社会的理性，以及中国社会各阶层团结和凝聚的可能性。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救灾中表现合格的中国政府除了指使官方媒体展开拙劣的自我表扬运动之外，并没有看到这种共赴国难的行动背后隐含的社会和解与政治改革的良机。
一般来说，由上而下的政治改革需要较为宽松、团结的社会氛围，而当各种社会意见呈现尖锐对立时，要么没有政治改革，要么只能是某一力量推动的仓促改革乃至于革命。自1989年的六四屠杀之后，随着各种社会矛盾的积累，中国社会实际上一直存在民间社会对政府的极度不满乃至于仇视，中国人很难在任何问题上形成较为一致的意见，尽管有些异议的声音并不公开发言，但中国政府很清楚它们的存在，所以，19年来，社会稳定总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为了维护稳定，“党和政府”为自己设置一个又一个的假想敌，千方百计予以打压和防范，却总是打而不绝。
地震过后的共同救灾和举国一哭在一定程度上搁置了各种政治观点和利益的严重对立，其实这形成了开启政改的良好历史时机。在紧迫的救灾工作结束之后，中国应该迅速将政改提上日程：释放政治犯、将政治异议的代表人物和不被允许入境的敏感人士请上奥运观众席、为言论松绑乃至于开放言禁、给民间社会及各种民间组织更大的发展空间、逐步开放基层政权和人民代表的选举、立法保护人权、以权力制衡和法治的力量惩治腐败。
如果这种设想成为可能，70天后的奥运将会真正体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精神，成为中国人和解与自由的庆典，做成一次伟大的奥运被记入史册，而这也是对汶川地震死难者最好的告慰！
中国政府及官方媒体已经意识到地震使其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奥运前的形象危机，于是，在继续毫不谦虚地进行自我表扬的同时，更以西方国家对抗灾工作的肯定作为化解民间批评的盾牌。这是一种愚蠢的做法。俗话说，路归路，桥归桥，中国政府和军队在这次抗灾工作上的努力并不能完全抵消其校舍建筑质量低劣等问题上的错误。以CCTV为代表的官方喉舌所进行的自我表扬很可能使中国政府陶醉在“人民救星”的错误定位上，而忽视这难得的政改机遇。
诚然，以中共目前的社会控制能力，它仍然有能力顽固拒绝政改。但2008年的中国似乎正应了官方喉舌的一句常用语：这是一盘大棋。以中国之大，当然是一盘大棋，但在我看来，这是一盘围棋，黑白棋子的相互缠绕与纠结有时使人难以看清局势，胜负仅在关键的最后一两枚棋子之上。在看到借抗灾形成了社会凝聚力的同时，中国政府也要意识到，灾难面前的万众一心并不表明民众无条件支持政府，生活终归要恢复常态，中国政府仍然要面对各种困难：官民情绪对立、司法腐败、贫富严重分化、物价上涨、股市混乱无序、失业率上升等等，如果不能从源头上解决问题，一盘看似必胜的棋局未必不会急转直下，仅以四川灾区而言，善后及重建工作的压力也呼唤更为开放、民主的管理模式，近日已经出现的灾民游行、成都市民与警察的大规模冲突等都隐含着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令人感到高兴的是，在这次救灾过程中，中国政府的决策出现一些变化，比如在接受国际救援队、设置国家哀悼日、处理灾区官员私吞救灾物资等问题，基本是民间声音（尤其是网络声音）在先，政府决策在后，其中的时间差一般不超过两天。这种变化是值得欢迎和鼓励的，它表明了中国政府收集信息和形成决策上的进步，也是民间社会有能力迅速凝聚中心话题的作用结果，社会舆论具备了推动政府决策的能力。
中国政府应该看到，爱国的鼓动也好、社会凝聚力的形成也好、民众对温家宝的称赞也好，都不再是政府可以无条件利用的因素。那些称温家宝为偶像的网民同样会在电脑前焦急地呼唤海外救援队的到来，同样会向政府呼吁降半旗；当地方官员侵占救灾物资的消息传来时，一夜之间，网络上的抗议帖子就火得不能再火。
这种对政府救灾的支持和对救灾款使用的不信任心理并存的局面说明，政府只有在信息开放、政治民主、重视民生的前提下才能持续获得民众的支持。而政改无疑是会使政府获得最多的加分。
把政改的希望寄托在政府的自觉自愿上当然是幼稚的。但2008年的中国在向我们展现一种真实的力量：不需要政府动员，成千上万的民众就在第一时间奔赴灾区救灾；他们用网络上的呐喊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受了历史上的第一支国际救援队、第一次让国旗为平民而降；地方媒体记者置中宣部禁令于不顾，发挥来自灾区现场的真实报道；普通民众用眼泪和爱心诠释着人性的含义；电台主持人呼吁人们在高呼爱国主义的时候，不要忘记国际主义的救援。目前的中国政府不是一个民主政府，但我们在理论上拥有一套不拒绝民主的宪法和法律体系；中国政府并不在意一般民众的呼声，但当民众的声音大到一定程度时，它没有与这种声音对抗的坚定意志。
地震打乱了正常的社会节奏，也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原有的政治平衡。活跃起来的民间社会及其有效的动员力量将会导致更多公民以更积极的姿态关注和从事社会事务。因此，2008年中国政改的希望，除了呼唤中国政府以理性精神审时度势之外，更多的还是来自对于中国民间社会成长的信任。中国民主之路的开启需要的不是最高领导人的开恩，也未必是天鹅绒式的革命，只要每个人本着人性与常识的基本原则说话就够了，只要声音大到一定程度，我不相信当权者敢于装作听不见。这是对2008年作为政改良机的另一种注释。毕竟，这一场地震灾难使我们意识到了生命的可贵，但最可宝贵生命应该是自由而有尊严地生活。大灾面前，人同此心。而一步步结束挡在中国自由、民主道路上的制度障碍，我们和我们的后代才会活得更有质量。大灾之后，全社会应有情同此理的共识，并敦促权力者抛弃僵化的统治思路，以政改的社会动员方式，使中国走向真正的社会和解、团结与民主。
六十年来，海外救援队从未进入中国，但来也就来了，中国没乱；六十年来，国人不会在同一时刻为死去的平民肃立默哀，但5月19日下午14时28分，时间停止了，三分钟过后，中国并没有乱；那么，政改呢？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万众一心的政改会给中国带来动乱？！
2008年，地震之后的中国，愿团结、和解、民主会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议题。
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