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去年七一讲话,江泽民提出“与时俱进”以来,“与时俱进”就成为中共宣传话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新词。

不少人以为,“与时俱进”既然与僵化、一成不变针锋相对,总是一件好事嘛。他们没有考虑到,在中共那里,虽然正统教义的具体内容常常变化,但是其强制性和绝对性却从来是不变的;唯有伟大领袖(或曰“核心”)才有权改变教义,他说怎么变就怎么变,他说何时变就何时变。其他党员必须紧跟,变早了不行,变晚了也不行,不变不行,变得不一致也不行。这一点党是说明了的,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与时俱进”是专属领袖的特权,一般党员和干部哪有“与时俱进”的资格,他们只能“与党中央俱进”。

不难想见,如果一个党员有自己的头脑有自己的主见,又不肯盲从不肯违心,那么他在这样的党里是很难混下去的。正象当年苏联的一则政治笑话说的,诚实、聪明和共产党员,三者不可兼得:如果一个人既聪明又是党员,那么他一定不诚实;如果一个人既诚实又是党员,那么他一定不聪明;如果一个人既聪明又诚实,那么他一定不是党员。

上面的笑话讲的是苏联后期的情况,到了今天的中共,矛盾变得更尖锐,连“聪明”这一项都尽可去掉。如今中共的所作所为,离共产主义理念南辕北辙,离其早期理想主义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就连傻瓜也不可能看不到。因此对今日中国而言,诚实和共产党员二者不可兼得:一个诚实的人不可能是党员,一个党员不可能还诚实。

我不是说洪洞县里无好人。中共六千万党员里当然有好人,或许还有很好很好的人,但是如果他们侥幸未被驱之党外而仍在党内,他们就不得不给自己戴上假面,不得不过双重生活。问题是,一个在坏党里的好人,如果终其一生都总是戴着假面过日子,到头来他还有多少理由可以把自己归类于好人呢?这是一个真正的哈姆雷特的问题: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

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作者)早就发现极权主义正统教义的多变性格。他指出这种多变性不是更好而是更糟。奥威尔说:“在极权主义和过去所有正统学说之间,不论是欧洲的或东方的,都有好几个至为重要的不同点。最重要的不同是,过去的正统学说并不变化,或者至少并不很快变化。在中世纪的欧洲,教会决定你该信仰什么,但是至少它允许你从生到死保持同一信仰。它并没有叫你星期一信仰这个,星期二信仰那个。今天不论什么样的正统基督教徒,印度教徒,佛教徒或者伊斯兰教徒,或多或少都是这样。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他的思想是有限定范围的,但是他的一生都是在同一思想框架内度过的。他的感情不受干扰。”

然而极权主义却不同。奥威尔指出:“在极权主义方面,情况恰恰相反。极权主义国家的特点是,它虽然控制思想,它并不固定思想。它确立不容置疑的教条,但是又逐日修改。它需要教条,因为它需要它的臣民的绝对服从,但它不能避免变化,因为这是权力政治的需要。”

奥威尔说得好,对当时的正统教义口头上表示奉承是容易做到的,但要在感情上跟着转弯子,说转就转,那从心理学上来说就是不可能的。由于极权统治者翻云复雨,并强迫其信徒“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这是一切凭真心真情信仰的人万万难以做到的。极权主义只会使得它的信徒见风使舵,人云亦云,丧失操守,丧失原则。

结果是很清楚的。中世纪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政教合一毕竟还可能给后人留下某种信仰、理念或道德的传统——西方的基督教和中国的儒家思想就是这样传下来的;而共产党的“与时俱进”

的一党专制却只能造就出信仰、理念或道德的真空。

我当然不是反对变化,问题是必须要有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象中共这样,一方面其正统教义不断地“与时俱进”,另一方面却又始终禁止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这就造成最恶劣的后果。那些为中共“与时俱进”唱赞歌的人能否定我的这个论断吗?◆

2002年12月

《数人头胜过砍人头》第六辑 时事纵横
(晨钟书局 二零零六年十月。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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