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去年七一讲话，江泽民提出“与时俱进”以来，“与时俱进”就成为中共宣传话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新词。
不少人以为，“与时俱进”既然与僵化、一成不变针锋相对，总是一件好事嘛。他们没有考虑到，在中共那里，虽然正统教义的具体内容常常变化，但是其强制性和绝对性却从来是不变的；唯有伟大领袖（或曰“核心”）才有权改变教义，他说怎么变就怎么变，他说何时变就何时变。其他党员必须紧跟，变早了不行，变晚了也不行，不变不行，变得不一致也不行。这一点党是说明了的，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与时俱进”是专属领袖的特权，一般党员和干部哪有“与时俱进”的资格，他们只能“与党中央俱进”。
不难想见，如果一个党员有自己的头脑有自己的主见，又不肯盲从不肯违心，那么他在这样的党里是很难混下去的。正象当年苏联的一则政治笑话说的，诚实、聪明和共产党员，三者不可兼得：如果一个人既聪明又是党员，那么他一定不诚实；如果一个人既诚实又是党员，那么他一定不聪明；如果一个人既聪明又诚实，那么他一定不是党员。
上面的笑话讲的是苏联后期的情况，到了今天的中共，矛盾变得更尖锐，连“聪明”这一项都尽可去掉。如今中共的所作所为，离共产主义理念南辕北辙，离其早期理想主义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就连傻瓜也不可能看不到。因此对今日中国而言，诚实和共产党员二者不可兼得：一个诚实的人不可能是党员，一个党员不可能还诚实。
我不是说洪洞县里无好人。中共六千万党员里当然有好人，或许还有很好很好的人，但是如果他们侥幸未被驱之党外而仍在党内，他们就不得不给自己戴上假面，不得不过双重生活。问题是，一个在坏党里的好人，如果终其一生都总是戴着假面过日子，到头来他还有多少理由可以把自己归类于好人呢？这是一个真正的哈姆雷特的问题：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
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作者）早就发现极权主义正统教义的多变性格。他指出这种多变性不是更好而是更糟。奥威尔说：“在极权主义和过去所有正统学说之间，不论是欧洲的或东方的，都有好几个至为重要的不同点。最重要的不同是，过去的正统学说并不变化，或者至少并不很快变化。在中世纪的欧洲，教会决定你该信仰什么，但是至少它允许你从生到死保持同一信仰。它并没有叫你星期一信仰这个，星期二信仰那个。今天不论什么样的正统基督教徒，印度教徒，佛教徒或者伊斯兰教徒，或多或少都是这样。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他的思想是有限定范围的，但是他的一生都是在同一思想框架内度过的。他的感情不受干扰。”
然而极权主义却不同。奥威尔指出：“在极权主义方面，情况恰恰相反。极权主义国家的特点是，它虽然控制思想，它并不固定思想。它确立不容置疑的教条，但是又逐日修改。它需要教条，因为它需要它的臣民的绝对服从，但它不能避免变化，因为这是权力政治的需要。”
奥威尔说得好，对当时的正统教义口头上表示奉承是容易做到的，但要在感情上跟着转弯子，说转就转，那从心理学上来说就是不可能的。由于极权统治者翻云复雨，并强迫其信徒“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这是一切凭真心真情信仰的人万万难以做到的。极权主义只会使得它的信徒见风使舵，人云亦云，丧失操守，丧失原则。
结果是很清楚的。中世纪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政教合一毕竟还可能给后人留下某种信仰、理念或道德的传统——西方的基督教和中国的儒家思想就是这样传下来的；而共产党的“与时俱进”
的一党专制却只能造就出信仰、理念或道德的真空。
我当然不是反对变化，问题是必须要有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象中共这样，一方面其正统教义不断地“与时俱进”，另一方面却又始终禁止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这就造成最恶劣的后果。那些为中共“与时俱进”唱赞歌的人能否定我的这个论断吗？◆
2002年12月
《数人头胜过砍人头》第六辑 时事纵横
（晨钟书局 二零零六年十月。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