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裕:“改良派”的道路就是非暴力的“和平演变”的道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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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余杰《刘晓波的道路就是胡适的道路》

对中国自“戊戌变法”以来有关政治变革之争,一向有个传统的“二分法”概括——“改良与革命两条道路”之争,余杰年前发表的《刘晓波的道路就是胡适的道路》(以下简称“余文”)中延续了这一传统划分,并作了不少独特的发挥,将“两条道路斗争史”归纳如下:

“刘晓波的道路是康梁的道路,是胡适的道路,是改良的道路,是渐进的道路,是非暴力的、‘和平演变’的道路,是文化启蒙与人格更新的道路;而与之对立的,则是孙章的道路,是左派的道路,是激进的道路,是革命的道路,是暴力夺取政权的道路,是冤冤相报、以暴易暴的道路。晚近一百年来,极其不幸的是,中国在多个历史转折关头都选择了后者,而抛弃了前者,从而酿成了不断地以更加严酷的专制取代不那么严酷的专制的悲剧。”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晚清“维新保皇派”一向被公认为中国“改良派”之祖,因此说“康梁的道路……是改良的道路”当然顺理成章,但说“刘晓波的道路是康梁的道路”,也就是说把刘划到当代的“维新保皇派”——“改革保党派”之中,显然没有任何根据,他至少还没有象康梁那样热衷于从政并当官。

当然,根据“余文”,余杰很可能会辩解说,此文把两者的道路等同,并非是基于他们有类似的“保皇”或“保党”政治身份或倾向,而是只强调他们的言行在坚持“非暴力的、‘和平演变’的道路”方面的一致性。但是,只要对康梁的言行和相关史实稍微了解一点的人,就会对此发生疑问,因为康梁不但没有任何坚持“非暴力”、“和平演变”的现代思想理念,反而一直都有主张和支持采用暴力手段推动“变法维新”和“保皇勤王”的言行。众所周知的史实如下:

1)110年前“戊戌变法”的“百日维新”后期,光绪皇帝支持康梁等“帝党”维新派的激进变法措施,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靠山的“后党”顽固派的强烈抵制,康梁等就曾密谋游说当时正编练“北洋新军”的袁世凯举行军事政变,企图以暴力夺取“后党”的权力并诛杀容禄等顽固派大臣,只不过由于袁的临阵反戈才一败涂地。

2)康梁等“保皇党”在流亡海外之后,虽然与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党”有“帝制”与“共和”之争,但对是否要用暴力推翻“后党”统治的问题上并不存在对立,而且还伪造光绪皇帝的“衣带诏”,组织“保皇勤王”的“自立军”,发动武装起义,并在这方面与孙中山合作,只不过失败后没有象孙等“革命派”那样坚持不懈而已。

3)康梁即使后来分道扬镳,前者坚持“保皇改良”至死,后者转向“共和改良”而在民国成立后加入袁世凯政府,但两人在政治变革中一直没有排斥过选择暴力手段——康支持了张勋的武力复辟,梁不但支持了段琪瑞的武力“讨张”反复辟,与其老师以暴力相对,而且在那之前还策动过蔡锷发动“护国战争”,反对袁世凯称帝。

由此可见,“余文”把“康梁的道路”与“非暴力的、‘和平演变’的道路”扯到一条线上,根本违背史实。一向坚持非暴力原则的“刘晓波的道路”,无论是否可以被看作是“改良的道路”,但可以肯定不是“康梁的道路”。

事实上,那个时代的“改良派”根本就没什么坚持“非暴力”一说的,直到非暴力的“甘地革命”在印度成功之前,古今中外都难找到例外。康梁等“改良派”本来主要就是想师法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道路,而“明治维新”就是以纯粹暴力的“倒幕战争”为前导的。与康梁同时和稍后的“改良派”,则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前清“立宪派”北洋军阀、官吏及其幕僚,更没有什么一定要坚持“非暴力的、‘和平演变’的道路”的言行。至于此后国民政府时期的“改良派”,“胡适的道路”从来不是公认的此派典型道路,在此暂且不提。

无论如何,“康梁的道路”足以说明:“改良派”的道路并不一定就“是非暴力的、‘和平演变’的道路”,也一样可能“是暴力夺取政权的道路,是冤冤相报、以暴易暴的道路”。

恰恰相反,那些能始终坚持“非暴力的、‘和平演变’的道路”而成功者,倒基本都是公认“革命派”,从菲律宾、印尼“人民革命”,到东欧民主变革典型的波兰“团结工会革命”、捷克“天鹅绒革命”等,也都被认为“是激进的道路,是革命的道路”,但却都不“是暴力夺取政权的道路,是冤冤相报、以暴易暴的道路”。

2008年1月2日

来源:纵览中国

《张裕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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