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裕:“胡适的道路”是对共产党专制的非暴力改良道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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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疑余杰《刘晓波的道路就是胡适的道路》

余杰的《刘晓波的道路就是胡适的道路》(以下简称“余文”)开门见山归纳“两条道路斗争史”如下:

“刘晓波被抓和零八宪章发表之后,海内外有良知的中国公民、华人及国际友人(如哈维尔、拉什迪等)纷纷以各种形式呼吁中共当局释放刘晓波和公开支持零八宪章。当然,也有一些以未来中国的总统、总理、议长自居的‘民运领袖’发表若干幸灾乐祸的言论,污蔑零八宪章是向中共‘献媚’。关于零八宪章所引发的争论,不是第一次出现,早在一百年前康(有为)梁(启超)与孙(文)章(太炎)之间就发生过,在胡适与左倾的民盟诸君之间也发生过。刘晓波的道路是康梁的道路,是胡适的道路,是改良的道路,是渐进的道路,是非暴力的、‘和平演变’的道路,是文化启蒙与人格更新的道路;而与之对立的,则是孙章的道路,是左派的道路,是激进的道路,是革命的道路,是暴力夺取政权的道路,是冤冤相报、以暴易暴的道路。晚近一百年来,极其不幸的是,中国在多个历史转折关头都选择了后者,而抛弃了前者,从而酿成了不断地以更加严酷的专制取代不那么严酷的专制的悲剧。”

由此而来,余文描述了“两条道路”对立的特点及其一脉相承的代表人物,可以简略地概括如下:

1)改良的道路——渐进的、非暴力的、“和平演变”的、文化启蒙与人格更新的道路:一百年前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三十年代末期的胡适—现在的刘晓波;

2)革命的道路——激进的、左派的、暴力夺取政权的、冤冤相报、以暴易暴的道路:一百年前的孙文和章太炎—三十年代末期“幻想与中共‘肝胆相照、同舟共济’”的章伯钧、罗隆基等左倾的民盟诸君—现在“与法轮功结盟”的范亚峰(国内)和袁红冰(海外)。

同时,还隐含了作为改良或革命对象一脉相承的当权者:

0)专制的道路——保守的、右派的、暴力维持政权的道路:一百年前的清廷—三十年代末期的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现在的中共胡温当局。

稍为了解一点中国近现代史的人,都不难看出以上排比的不通之处。笔者在前三篇质疑文《“改良派”的道路就是非暴力的“和平演变”的道路吗?》《“专制立宪”还是“民主立宪”?》《“诤友诤臣”还是“独立学人”》中,已经指出了余文“两条道路斗争史”的一些“有违史实和自相矛盾”的硬伤所在,尤其是时空错位和张冠李戴的问题,“三十年代末期”其实是把“三十年代初”和“四十年代末”的两群根本不同争论对象的不相干事件混为一团;同时也以事实质疑了“康梁—胡适—刘晓波的道路”一脉相承的归纳,指出了其似是而非之处。

其实,余文“两条道路斗争史”更明显不通的还是另两条道路的一脉相承。“专制的道路”的各政权其实并非一脉相承,而是彼此更对立三个,但还可以说它们至少有“专制”的形似,但同时与其更对立的“革命的道路”,却明显不应该是余文归纳的那种“一脉相承”。

即使根据余文的定义、逻辑和相关人物,对于全中国而言,基于事实的三条道路大致应该是:

0)专制的道路:清廷—[北洋政府袁世凯、段琪瑞等—]国民党蒋介石—[共产党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当局。

1)改良的道路:康有为、梁启超、[袁世凯—梁启超、章太炎、胡适、张君劢、鲁迅]—胡适、罗隆基、章伯钧、[张君劢—章伯钧、罗隆基]—刘晓波、范亚峰;

2)革命的道路:孙文、章太炎—[孙文、蒋介石、陈独秀—陈独秀、鲁迅、]毛泽东—[蒋介石、蒋经国、胡适—蒋经国、王炳章、]袁红冰。

以上括弧里补充了这几条道路在其它历史时期的并存,因为各派人物在发生政权更迭前后的道路选择变化,往往更能说明其真实性质,尤其是否坚持“非暴力”。革命爆发以致导致政权更迭,往往是不以个人尤其是“改良派”的愿望为转移的,平时共性明显的“改革的道路”由此一定会分道扬镳。笔者在《“改良派”的道路就是非暴力的“和平演变”的道路吗?》中已提到,康有为坚持效忠被推翻的清廷,并支持暴力复辟,梁启超则转向加入民国新政权继续其改良道路,不惜以暴力反复辟以维护共和。当蒋介石的国民党通过“北伐革命”以战争推翻民国北洋政府时,胡适、张君劢等“体制外改良派”虽不支持但也不反对这种暴力变革,后来还加入体制内以图“宪政改良”;而鲁迅那样的改良派则转向支持共产党的“继续革命”。当共产党的“暴力革命”引发内战并得以建立新政权时,胡适、张君劢、罗隆基、章伯钧等“宪政改良派”也分道扬镳——胡张虽都继续坚持对国民党政权的改良,但胡在内战中坚决站在国府一方并在败退台湾后一直支持以武力“光复大陆”;张则坚持反对内战、主张和谈,在大陆变色后流亡香港,拒不接受中共拉拢,但也反对以武力“光复大陆”;章罗在共胜国败的转折时期转向与共方合作,以加入新政权继续其“改良的道路”。

由此可见,在以上已故历史人物中,只有梁启超、罗隆基、章伯钧、张君劢四人能一生坚持改良信念,即使改朝换代后进入新政权也不改初衷。不过,惟有“中国宪政之父”张君劢才是始终坚持“和平演变”的先驱,而其他三人则都曾支持以“暴力夺取政权”来推动宪政改良。

胡适虽然一直坚持对民国非共政权的改良,但也从来没有一概而论地反对“暴力革命”,早在1920年代初他主张“好人政府”的改良主义道路时,就明确说过:“可改良的,不妨先从改良下手,一点一滴地改良他。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革命手段的必要了。”因此,他既未否定“辛亥革命”,也不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北伐革命”,更支持蒋介石使用武力“反共复国”,1954起还担任了“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极力劝阻蒋后来一度想恢复的国共和谈。将“反共复国”“光复大陆”归于“革命”当然会有争议,但至少在两蒋时代的国民党政权就是如此自我定位。彼此对立的两派政治势力都自称“革命”而以此否定和打击对方,这在“革命时代”是很普遍的,本文不作“真假革命”的判断,只是把占据全国统治地位的一方依例归于“专制政权”,而照用试图推翻此政权的一方自许为“革命”。

正如康有为虽然是对清朝从一而终的“改良派”,但对于民国却是不惜使用暴力的“复辟派”,胡适虽然坚持对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和平演变”,但至少对于中共政权而言,“胡适的道路”就并非如余文所说“是改良的道路,是渐进的道路,是非暴力的、‘和平演变’的道路”,反倒可以说是“与之对立的……激进的道路,是革命的道路,是暴力夺取政权的道路,是冤冤相报、以暴易暴的道路”!余文一方面称赞“胡适的道路”与中共强权势不两立的先见之明,另一方面又无视胡适支持蒋介石“反共复国”也是“暴力夺取政权的道路”,既有违史实也自相矛盾。

至于目前在国内合法从事律师职业的范亚峰,余文指控说:“今天在国内有范亚峰,在海外有袁红冰,一个类似刘邦,一个类似项羽。以范亚峰而论,虽然自称基督徒,但毛选对他来说远远重于圣经。他企图绑架数千万家庭教会信徒,使之成为其政治野心的工具,并与结盟,共同推举所谓的‘总统’和‘总理’。他则躲在幕后操纵,以国师自居。对于不愿加入他的‘棋盘’的人士,则统统要打倒之”。但并没有提供任何“类似刘邦”以暴力颠覆暴秦的证据,根本无法使人相信范的言行与刘晓波等人的“和平演变”主张有何根本对立之处。退一万步说,即使真有范主张革命的证据,就象被中国当局绑架回去以其在海外鼓吹过“暴力革命”而判处无期徒刑的王炳章那样,反倒证明他们在反对共产党专制方面倒是“胡适的道路”的继承者。而且,无论刘邦的主观意图多少自私,他“以暴易暴”颠覆暴秦的史实早有众所周知的公认:他开创的汉朝比暴秦开明而宽松得多,其后还产生过史书上评价最高的“文景之治”,恰恰相反于余文断言“晚近一百年来”的那种“历史规律”——“以更加严酷的专制取代不那么严酷的专制的悲剧”。余文还把手无寸铁的范亚峰比做统兵数百万的毛泽东,等于说蒋介石相当于秦二世甚至秦始皇,那么自许为蒋“诤臣”的胡适成了什么人呢?怎么又值得高度称赞呢?可见余文附会历史人物到了多么不顾事实和逻辑,多么任意剪裁又自相矛盾地步。何况,余文也根本没有提供刘晓波与范亚峰发生过任何“道路之争”或其它争论的证据,更没有提供任何范有暴力言行的证据就作如此严重的指控,这哪里是真在推崇的“胡适的道路”?分明比当年以公开信暗示“陈独秀托派”人士为“汉奸”的“鲁迅的道路”有过之而无不及,显然不能采信。

在中国的历史上,至今所有因“革命”而导致的改朝换代,从“汤武革命”算起,虽然大致都符合余文所概括的“是暴力夺取政权的道路,是冤冤相报、以暴易暴的道路”,但是除了极个别例外,都不符合余文所归纳的“历史规律”,倒正好相反,基本都是以“不那么严酷的专制”取代“严酷的专制”。余文断言“晚近一百年来,极其不幸的”的例外“历史规律”也不符合史实。

近代的民国取代清朝并非例外。无论如何评价民国开国元勋孙文、袁世凯及其开创的国民政府和北洋政府时代,但是作为“开明专制”,比起晚清时代的腐朽没落——从镇压“戊戌变法”,历经利用“义和团”排外引起“八国联军”入侵和“庚子赔款”,到“皇族内阁”统治倒行逆施镇压民间“保路运动”,以促成“辛亥革命”成功而告终,还是要“不那么严酷”且朝气蓬勃得多。因此,以梁启超为代表前清“立宪派”主流,都义无反顾地坚持民国法统,与康有为等“保皇派”一刀两断,并不惜以武力相向。虽然他们的改良道路仍不成功,但也没有遭到前清曾有过的那种残酷镇压。在民国无论哪届政府治下,“改良派”尤其是“体制内改良派”的命运都比他们的前清前辈要好得多,即使改良失败,不但基本没有性命之忧,而且往往都能全身而退,到学界或工商界发展,并有不少获得成功。

国民党政权取代北洋军阀政权是否例外,虽然目前有些争议,但是那些认为蒋介石政权比北洋政权是“更加严酷的专制”的论者,往往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其所取代的并非早期较为开明的专制,而是经过北洋军阀混战而非革命“不断地以更加严酷的专制”出现的张作霖政权,是最无合法性或民意基础的地道“僭主”政权,也是最无改良前途的军阀政权,无论在哪个方面都难以与取代它的“一党专制”的国民党政权相比。正因为如此,除中共等左派要“继续革命”以外,当时的各派政治力量尤其是“改良派”,无不接受国民党政权统一全国,连胡适等温和派学者也逐渐大批进入体制内以图改良,使得蒋介石的专制至少不比张作霖的专制“更加严酷”。

现代的共产党毛泽东政权取代国民党蒋介石政权,是中国“革命史”上几乎唯一的例外,的确是“以更加严酷的专制取代不那么严酷的专制的悲剧”,但仅这一例显然不足以归纳为余文那“历史规律”。否则,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纳粹政权、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和日本军国主义政权,都是通过“改良的道路”上台的,也都是“以更加严酷的专制取代不那么严酷的专制”甚至民主的,不是更有理由归纳为“历史规律”了吗?

“胡适的道路”无论是否成功,也只是非共政权下的“改良的道路”,而他本人更一直坚持与任何共产党政权势不两立,从不相信其“改良的道路”——无论是作为“独立学人”还是“诤友诤臣”能够适用于中共专制之下,因此他最终只支持“反共复国”的道路。换句话说,“胡适的道路”对于不同的专制政权是有选择性的,是区别对待的,至少“一分为二”——对非共政权是“和平演变的道路”,对中共政权是“暴力夺取政权的道路”。

胡适在台湾雷震被判刑后沉默至死,说明他已对“和平演变的道路”是知其不可为而不为,至少已不在这方面对他已公开表示“太失望”的蒋介石政权继续抱以任何希望;如果他那时仍有忍辱负重情结的话,那就是蒋介石坚持“汉贼不两立”是“反共复国”的唯一希望,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胡适的道路”,其实最终成为一条基本把希望都寄托在一个“开明专制者”蒋介石身上的道路,成功的概率之低可想而知。余文以台湾的民主变革来证明其成功,即使不谈比他实际贡献大得多的国民党蒋经国、李登辉和前“党外”后“民进党”的那些非“胡适的道路”,其实仍忽视了“胡适的道路”的有选择性和全中国性,至多只能说明他对国民党政权的可改良性判断没错,但并不能证明他对共产党政权“太坏了不能改良的”判断也没错,更不能证明他选择的基于先实现台湾民主后“光复大陆”的道路,就比章罗选择的直接对中共专制进行改良的道路更有成功的可能性。余文一方面赞扬对中共改良不抱任何希望的“胡适的道路”,鄙视对中共改良抱有希望并付诸行动的“章罗的道路”,并幸灾乐祸他们因批评当局而遭致打击“无一幸免”;另一方面又谴责对中共改良也不抱任何希望的“XXX的道路”(XXX为余文中谴责的任何反对中共者),推崇对中共改良抱有希望并追求与之“良性互动”的“刘晓波的道路”。这种双重标准的自相矛盾显而易见。

综上所述,在针对中共专制政权方面,“刘晓波的道路”和“张君劢的道路”更为接近,与“罗隆基的道路”也只有体制内外改良的明显差别,但与“胡适的道路”则基本是对立的两条道路,使用余文中语汇则是:

刘晓波的道路是张罗的道路,“是改良的道路,是渐进的道路,是非暴力的、‘和平演变’的道路,是文化启蒙与人格更新的道路;而与之对立的,则是”胡适的道路,“是激进的道路,是革命的道路,是暴力夺取政权的道路,是冤冤相报、以暴易暴的道路”,虽然也“是文化启蒙与人格更新的道路”。

也只有在最后一点的抽象概念上,这两条道路能找到共同点,但具体而言,以与两条道路都相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启蒙”,对专制政权性质可否改良,对改变专制是否需要革命和可否使用暴力,则会有完全不同甚至对立的诠释,“胡适的道路”对不同专制的“一分为二”也正在于此。

“胡适的道路”可以改为对共产党专制的“非暴力改良道路”吗?这也仍然是一个问题。

2009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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