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再回顾（六）
美国哲学社会科学家詹姆斯·伯恩斯在其代表作《领袖论》中对列宁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论述比较客观。请看他这方面的见解:
1917年秋，克伦斯基临时政府为防止一次军事威胁，允许红色卫队重新武装，并释放了他们的首领。9月，布尔什维克分子在彼得格勒的苏维埃中赢得大多数，不久之后又在莫斯科获得多数。10月，列宁仍然坚持要采取行动，并且由于害怕遭到温和派分子的反对，建立了一个军事革命委员会来准备发动一次武装起义。在一个年轻人领导下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布尔什维克分子结成了同盟，这时列宁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急躁，他不顾自己最亲密的伙伴要他推迟行动的请求，一味要求采取行动。但是，正如乌拉姆所着重指出的，受到列宁激励的一些布尔什维克分子“几乎像宿命论那样认为，他们宁可冒一切风险，也不能抛弃他们的领袖”。事件突然发展到高潮。临时政府是如此软弱无能，政治空缺是如此之大，以致尽管布尔什维克分子只不过是拥有一批武装的乌合之众，尽管他们有重大的失误和遭到种种灾祸，但却能够把政府接管过来。……
历史的评价总是偏向于胜利者而不偏向于失败者。它对列宁的评价是: 他在1917年表现出了娴熟的领导能力。对他成功的解释是各种各种的。是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吗？这种学说在预言资本主义垮台和无产阶级胜利时，只是提供一点使人恢复信心的东西，对列宁来说也只能算是一般的指南。但是，列宁作为一个理论家，在具体困难面前却表现出敢于藐视这种学说的惊人能力。在一个时候他看来几乎要拥抱无政府主义，在一个时候他又支持恐怖主义，这二者都确确实实是极其讨厌的东西。在关于革命的两个阶段这一旧的传统问题上，他看来不断地改变态度。他口头上说的是为革命建立广泛的工人阶级联盟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而在行动上却远远超过无产阶级的见解。
另外一些人把列宁的成功归于他高度的自我约束力、富于统帅的气质和绝对的自信。列宁在他的伙伴和追随者之间往往像一个仁慈而又威严的父亲那样行事；维克多.沃尔芬斯坦说，他从心理上是在执行一个父亲的任务。“列宁可能并不是有意识地渴望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但是在无意识中他却感到非当领袖不可。” 对渴望获得最高领导权的人来说，与同事的关系是很难处的。 “但是当他自己成了领袖的时候，当他能像父亲对待他的革命的孩子那样行动的时候，喜悦和满足的感情将超过关系的紧张……” 他变成了一个领导人，“这位领导人既有权威又很公正，他的孩子们都爱他、怕他和尊敬他……” 这位领导人用非人格化的办法来处理他对追随者的矛盾感情，也就是说，用建立客观规则和程序的办法以及对他的追随者保持集中控制的办法，在这样做的时候通常是通过一个有纪律的政党。列宁对这两种手法都采用了。
作为决策者，列宁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能够抓住历史进程的关键时机，并且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个时机。从1917年9月开始，列宁不止一次告诫全党，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的千载难逢的时机到来了。10月12日，列宁说: “毫无疑问，九月底是俄国革命史上，显然也是世界革命史上的一个最伟大的转折点”。 “危机成熟了。俄国革命的整个前途已处在决定关头。布尔什维克党的全部荣誉正在受到考验。争取社会主义的国际工人革命的整个前途都在此一举。” 10月14日，列宁说: “拖延简直等于犯罪”，“等待” 就是对革命犯罪。10月21日，列宁又说: “俄国革命和全世界革命的成败，都取决于这两三天的斗争。” 11月6日，即起义的前一天，列宁告诫道: “情况已经万分危急。非常清楚，现在拖延起义确实等于自取灭亡。” 列宁强烈警告中央委员们: “历史不会饶恕那些延误时日的革命者，他们本来在今天可以获得胜利(而且一定能在今天胜利)，却要拖到明天去，冒着丧失许多，丧失一切的危险。”
有了历史时机还不够，还必须很好地利用它。此时的列宁临时抱佛脚，研究导师马克思关于起义的论述，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起义方略准备举事。他对同党说: “武装起义是受特殊规律支配的一种特殊的政治斗争形式，必须仔细考虑这些规律。卡尔.马克思把这个真理说得非常清楚，他说武装 ‘起义也正如战争一样，是一种艺术’。”
马克思虽然对军事问题有兴趣，但并非军事家，在武装起义问题上能给列宁同志提供什么锦囊妙计呢？列宁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出了以下这些 “艺术的规则”:
一、任何时候都不要玩弄起义，在开始起义时就要切实懂得，必须干到底。
二、必须在决定性的地点，在决定性的关头，集中强大的优势力量，否则，更有训练、更有组织的敌人就会把起义者消灭。
三、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坚决采取进攻。 “防御是武装起义的死敌。”
四、必须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不放过敌军还分散的时机。
五、每天(如果以一个城市来说，可以说每小时)都必须取得胜利，即使是不大的胜利，无论如何要保持 “精神上的优势”。
马克思用法国大革命杰出的革命策略家丹东的 “勇敢、勇敢、再勇敢” 这句话总结了一切革命中关于武装起义的教训。
对照马克思以上言论，列宁在实际行动上基本践行了马克思的这些教导，真不愧是马导师的嫡传弟子啊！
列宁立即把马克思的有关起义的论述活学活用到准备起义的工作中。他说，如果把这点应用于俄国，应用于1917年10月，那就是说: 一定要既从外面，又从内部，同时地、尽可能地出其不意地、迅速地对彼得格勒进攻。要使用全部舰队来进攻，要使集中的力量大大超过那拥有一万五至两万(也许更多些人)的俄国士官生和一部分哥萨克。列宁说，要把三支主要力量——海军、工人和陆军部队配合起来，一定要占领并不惜代价守住:(1)电话局，(2)电报局，(3)火车站，(4)特别是桥梁。列宁指出，要挑选最坚决的分子组成一些小分队去占领一切最重要的据点，并参加各处一切重要的军事行动，例如: 包围彼得格勒，使之与外界隔绝，用海军、工人和陆军部队的联合进攻去把它占领——这是需要有艺术和三倍的勇敢才能完成的任务。列宁还指出，要把优秀的工人编成配备枪支炸弹的队伍去进攻和包围敌人“中枢机关”(士官生学校、电报局、电话局等等)。口号是: 宁可全体牺牲，决不放过一个敌人。
列宁的这个口号是何等令人毛骨悚然啊！
为统一领导起义，1917年10月22日，彼得格勒苏维埃决定成立军事革命委员会。列宁是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是十月革命准备和进行期间公开的军事作战司令部，其代表来自布尔什维克党的彼得格勒委员会、党的军事组织、工厂委员会、工会、芬兰陆军、海军和工人区域委员会、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喀琅施塔得苏维埃、铁路工会、邮电工会、左派社会革命党等组织。该委员会中，托洛茨基、安东诺夫–奥弗先柯和波德沃伊斯基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起义日期近在眼前，列宁在秘密住宅中再也呆不住了。11月6日，列宁给秘密住宅的主人福法诺娃留了一个便条: “我走了，到您不愿意我去的地方去了。再见！”
从此以后，列宁不再用化名了。震撼世界的一天出现了。
悉尼·胡克在指出 “没有列宁，就不会有十月革命” 第四个证据后，又阐述了列宁在十月革命成功后在维护苏维埃政权中的作用:
四、在以后的几年中，他们保住了政权，这主要也得力于列宁的指导方针。中央委员会的一部分人想跟德国继续作战，同时号召德国工人支持布尔什维克。另一部分人提出了 “不战不和”的政策。列宁坚决要求签订和约，让布尔什维克从外国敌人那里暂时取得一个喘息的机会，同时让他们获取足够的时间巩固自己，来对付内部敌人。这个时期，列宁最初还是属于没有希望的少数，但是他埋头干下去，直到他们让了步。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签订了。
如果列宁没有回到俄国，或者死在路上，很难假定，当时支配布尔什维克政策的加米涅夫、穆拉诺夫和斯大林会掉转方向，会把反对临时政府的战斗进行到底。如果在六七月里，列宁不在场，没有在头脑发热的布尔什维克和其他的 “头脑发热的人” 中间进行说服工作，制止起义，整个组织都会被消灭在血泊里。如果在十月革命前夕，布尔什维克不顾列宁的劝告，踌躇了，克伦斯基就能够调动可靠的军队，守卫议会会场，从从容容地对付布尔什维克。如果列宁没有答应德国人的一切要求，使他们停止下来，他们的军队就会占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因为军事抵抗早就无法进行了。列宁和他的同志们就会要么遭受到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在德国遭受到的命运，要么被赶到广大的俄国的各个角落去。
当然，列宁并不就等于布尔什维克党。但是布尔什维克党却因为列宁，才成了它所成为的那种工具。在他以前，有没有什么人，在一个政党里掌握过那么大的权力，很难说；不过在一个自认为民主的或社会主义的组织中，肯定是没有的。
如果列宁当时不在场，没有哪一个革命领袖能够代替他。斯大林不行，他自己承认了。列宁最亲密的信徒季诺维也夫不行，他在十月革命的时候跑开了。加米涅夫不行，列宁是在改变斯大林的思想的同时，改变了他的思想的，可是他和季诺维也夫一样跑开了。托洛茨基也不行。虽然记录证明，在1917年4月以前，俄国的杰出人物，只有托洛茨基的理论立场和实践纲领跟列宁的相一致，但是在列宁成功的地方，他会失败的。就举一件事来说，他到俄国比列宁晚了一个月。那时列宁已经完成了整顿布尔什维克党的工作。虽然这种整顿工作托洛茨基也会做的，不过他不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他自己的党派人数不多，没有什么力量。八月，他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由于列宁赞赏他的才干，经常保护他，不让他受到党内二流领袖们的猜忌和反对，他才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建立了威信。托洛茨基单枪匹马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尽管他在别的方面很有才干，但他缺少组织天才，而这种天才却是政治上成功的必要条件。他的高傲专横态度刺激人们，他不善于以自己的长处感化人们。他能煽动听众，但是他不能像列宁那样争取党内反对派。他公开鄙薄庸庸碌碌的人，这一点在他这么一个新来的人身上，是不会得到谅解的。
悉尼·胡克在其《历史中的英雄》一书中认为，苏联既是对西方民主的威胁，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因为从黑格尔以来直到斯大林主义，他们的 “社会决定论” 都一方面可能直接堕入历史宿命论，另一方面则可以转变为英雄崇拜。而这两者都可以为极权主义政治所利用。但是胡克又在某种意义上承认社会决定论的相对真理性。他说: “尽管社会决定论有着种种的缺点，但却给我们这个时代的种种思想类型留下了一笔永久的财产。”
胡克认为英雄有时会对历史起决定作用，因而个性等偶然因素也就对历史有重大意义，但只有当历史局势容许今后有发展道路和重大选择余地时，英雄人物的活动才会发生决定作用。还必须假定没有其他因素(经济、军事、文化的)插足进来，而这些因素比个性因素在这上面具有更大的作用。所以，胡克认为英雄的历史作用在历史的交叉点上会最大限度地表现出来，因为此时历史发展的前景呈现出多种可能性，而历史的偶然性在这一时刻也有更大的意义。胡克指出: “理智和意志的取得胜利永远不会违反自然的和社会的必然性。它们的作用不过是刺激人们身上本来具有的那些无可怀疑的潜力，使之能够更好地迎合这些必然性而已。理智和意志，由于本身的努力就能够给人们提供若干有利条件，以便把可能变为现实。”
悉尼·胡克在该书第十章《俄国革命：一件用来检验的事例》中以列宁在十月革命中所起的作用诠释了他的上述论点。他这样写道:
要是十月革命没有发生，或者发生了而没有成功，历史的后果会怎样呢？……
要是布尔什维克失去了他们的最有利的时机，左派社会革命党和某些无政府主义集团也许会有夺取政权的打算。但是他们能够取得的成就，充其量不过是一阵吵吵嚷嚷的骚乱。他们没有组织纪律，也提不出一个统一的控制计划，更谈不上执行了。即使出乎常情取得胜利，他们的纲领也会在布尔什维克纲领开头的地方，就是说把土地交到农民手里——停下来。
……
有些历史学家承认十月革命的胜利不是命定的，也就是说，不是当时形势之下的唯一的历史可能性。但是他们认为，如果没有十月革命，或者如果十月革命失败了，唯一的另一前途就是沙皇制度的复辟: “代替沙皇制度的不是立宪君主制或自由主义的共和国，而是布尔什维主义……代替布尔什维主义的(如果它经受不住内战的考验而失败的话)……不会是按照最新式的同等投票权和比例代表制选举出来的切尔诺夫，而是一个军事独裁者，一个高尔察克或者邓尼金……”
科尔尼洛夫的反革命叛乱，在十月以前就像烈日下的雪一样融解了。……实际上，外国的干涉反而加强了布尔什维克的独裁。有许多敌视布尔什维克的政治统治的人都跟布尔什维克们并肩作战，因为他们把这场内战看成反侵略的民族战争。在俄国，保皇党实际上得不到社会支持，支持他们的是大地主和依靠大地主的人们。农民们抓住了土地不放手。当他们有了选择的机会时，他们宁愿选择布尔什维克，因为布尔什维克答应让他们保持土地；而不会选择反革命分子，因为反革命分子夺走他们的土地。如果立宪会议能行使它的合法职权，那么来自右的新的暴动大概不会发生。即使竟然发生，也不过是昙花一现，因为它会面临实际上团结一致的人民。
为什么俄国在沙皇独裁制和布尔什维克独裁制之间找不到一个民主的中间道路，通常举出的也就是 “证明” 英法不可能(发生)革命的那些理由。
……相信未来的历史学家们会认为十月革命是一个转折点，它在人类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幸福和不幸的时代；相信根据已有的证据，他们会把那次革命的成就的主要作用归功于列宁的创造事变的性格。
* *
关于列宁在俄国革命中具有的创造事变的重大意义，上面的分析仍不完全。如果不能把一个亲自参加过严酷的革命斗争、相信俄国革命有其必然性的重要人物的论点驳倒，就不能保证这个分析得到人们的承认。列夫.托洛茨基在他的出色的《俄国革命史》中，企图按照马克思主义原则，证明在沙皇专制政体垮台之后，十月革命是俄国惟一的可能发展的道路。他的著作中有很多这样的句子: “十月革命以一种实际的必然性向前迈进。” 它具有 “一种深刻的自然的必然性”。它证明了 “伟大革命的有力发展”。……
但是那种说明与他的论点一致吗？
在他的著作中，有两种精神在他的内心中交战: 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精神，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得按照一元论的教条来解释历史；还有经验主义者的精神，作为经验主义的研究者，他得跟着证据走。事件绝不能驳倒历史唯物主义的信条，所以只需把它们解释得恰当能行了。而科学的历史学家却非得向顽强的事实低头不可。我们要来说明，他的教条主义精神所提出的东西与他的经验研究所揭露的东西，是互相抵触的。
托洛茨基的经验主义的分析是建立在证据确凿的基础上的，这个证据就是沙皇制度无力经受任何大规模的战争。即使没有战争，它也腐朽了，到了崩溃的程度。再来一次内部骚动，大约就会垮台。到了战争头一年年底，甚至连贵族们都在用抽签的方法来决定由谁去杀死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左右了。但是从沙皇制度的注定崩溃到十月革命的不可避免性(或者占压倒之势的可能性)还有一段长路要走。托洛茨基企图弥补这个缺口，他指出1917年的俄国不管在什么政权之下，都不能继续作战下去；还有，不解决土地问题，这个国家不论是和是战，都避免不了混乱。在这里，论点也是得到证据的充分支持的。然而，并不因此就可以认为布尔什维克党的胜利在历史上是必然的。
悉尼·胡克在1940年代在政治上是托洛茨基的拥护者。他公开与美国著名托派首领坎农、卡尔佛顿等人联系，商谈成立 “反斯大林主义的共产主义者新党”，并出席 “墨西哥义勇法庭” 为托洛茨基辩护，以推翻对托洛茨基的政治和法律的判定。在论述十月革命成败问题上，胡克在 “非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名义下，继续发展其实用主义哲学观。在评判托洛茨基对十月革命评价问题上，胡克对历史决定论进行了批判。
(未完待续)
东欧政治笑话(19)
当年波兰党中央第一书记盖莱克访问苏联时，勃列日涅夫送给他一辆伏尔加牌小汽车。盖莱克说，车子很新很好，可是我不会驾驶。勃列日涅夫说: “不要紧，你只要上去按按喇叭就行了，我会给你掌握方向盘的。”
荀路 2020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