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军涛讲的几句话所想到的
中国宪政协进会主席王军涛将于三月底来墨尔本，与他同期到达的还有从德国来的民主中国阵线主席费良勇和香港民主党主席、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和中国劳工权益活动家韩东方。他们四人将作“中国民主化前景”的演讲，墨尔本是这次世界性巡回演讲计划的一个站。
我今天只谈谈王军涛。
直到今年元旦的一次晚餐上，我才见到久闻大名的王军涛。
对王军涛，他放弃许多中国人求之不得的当高官发大财的机会，而选择了坐牢、流放，献身于中国宪政民主事业，我是敬佩有加的。
王军涛思维敏捷，健谈、直率、随和，给大家留下很深的印象。
老戴维聪明，说耳朵不好坐到王军涛身边去了，所以对他讲的话，特别是他作为“六·四黑手”所提及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内情，老戴维都听得很清楚很仔细。我坐得最远，除了时断时续听到一些外，就是觉得他对大菜不感兴趣，吃了不少花生米。
王军涛说的有一点我特有感触，今天把它写出来。
他说有位教授对他讲，搞政治的都杀人，所不同者，好政治家杀了一个人，他无法饶恕自己，始终不得安宁，忏悔终生，这种人很难再杀第二个人。而坏政治家，他杀了第一个，没事，从不忏悔，接着杀第二第三个，不断杀下去。
简单几句话，做人的分界线就很清楚了。
这位教授说的杀人，我不认为是字面意义上的杀人，它泛指错误或其他坏事。
是人，就难免犯错误甚至做坏事，无论是有意或者无意，程度深还是浅，区别“好政治家”，“坏政治家”的关键在于你反省不反省，忏悔不忏悔。反省忏悔，就有希望改正，就有新生的机会，就“很难再杀人”；反之，拒绝反省，拒绝忏悔，你就会“不断杀下去”，到最后自己死路一条。
有没有忏悔之心，不仅关系到自己有无新生的机会，同时，它也是受害者精神补赏的重要方面。你看，今日德国人对于希特勒杀害六百万犹太人的罪行，仍然在忏悔，犹太人对这笔历史旧账，采取了向前看的态度。而那个着书否认希特勒杀了六百万犹太人罪行的作者，最近被判了五年刑。世界人民对有忏悔精神的德国人，理解与敬佩之情有目共睹，而德国人自身也在忏悔中轻装前进。
我们知道有的日本人的表现就很糟，他们对南京大屠杀的罪行至今躲躲闪闪，甚至闭眼不承认南京大屠杀客观存在的事实。否认一次错误等于犯了两次，这只能引起受害的中国人加倍的反感、愤怒与蔑视。对比德国，孰优孰劣，孰好孰坏，一目了然。我们肯定更愿意相信德国不会再走军国主义的道路。
同样是中国人，中国、台湾政府对待自己犯下罪错的态度也截然不同。
四七年二·二八在台湾发生的屠杀，国民党公开认错，它新一代领袖马英九不久前还在向被害人及其家属鞠躬道歉。除了恢复近七百个受害人的名誉，政府对他们的家属也一一作了经济赔偿。做了错事哪怕是罪行，能够如此认真悔改，看着是很感人的。这对被害人和家属在精神上起码是解了套。
“二·二八”事件没在台湾重演，悔过自新了，他们“很难再杀人”。我认为，这在历史上可称为偶发事件或稀有事件。
可是，四九年后在中共治下，中国大地上发生的镇压与屠杀，地区之广，次数之多，时间之长，人数之巨大，那就不是“二·二八”这个偶发事件能够相比的了。中共从第一个“二·二八”事件开始，就不曾忏悔过，“接着杀第二第三个，不断杀下去”。到现在，面对八千万非正常死亡的生命，面对上亿非正常活着的生命，共产党公开忏悔认错道歉了吗？从来没有，现在也没有！
连账都没有勇气认，更别提公开忏悔、经济赔偿了。
今年五十周年的反右斗争，他们自己认帐的是五十五万右派，根据共产党一贯自我美化不说真话的德性，实际人数肯定大得多，加上右派家属超过好几百万人。对于右派及其家属这个集体，经历了如此巨大的精神打击，承受了如此巨大的生活苦难，共产党公开赔不是了吗？拿钞票给他们补偿了吗？没有！非但没有，国内今年还非常“和谐”，特别“安静”，对于这样严重的历史罪行，哪怕不是发生在现任领导手里，他们竟然也如此虚弱不堪，禁止公开谈论此事，不准报纸发表有关纪念文章。大概是想用拖赖时间的办法，五十年过去，右派死了许多，六十年、七十年过去，右派死光了，这段历史就遗忘了，就抹去了。由此，大家可以看到他们没有一点点改悔的诚意。所幸，如意算盘不是只由他们敲打，怒气冲冲的七、八十岁的右派们，在受害五十周年后的今年，终于发出了吼声：公开道歉，赔偿损失！
应该自己认错改悔的事，却要别人来逼着干，别说政府，就是做人做到了这个份，也让人瞧不起到极点。
看看人家英国政府，两百周年后的今天，还在为曾经有过的奴隶贸易“深感悲哀与遗憾”，表示“道歉”，并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制止如今尚存的童工、人口走私等变相的奴隶贸易。可见，时间的流逝并不能冲淡历史的记忆，它的巨手紧紧抓住拒绝悔改者不放。
作为民族和个人也一样，有错就得认错，哪怕事情已经过去几十年，哪怕责任分散难以追究，哪怕后来他自己也成了受害人，哪怕主要罪责在毛泽东和共产党身上。
就以文革打人来说，有的人打人，有的人不打人，有的人把别人朝死里打，有的人手下留情，有的人只做了个打人的姿式……各自的品格特质在此具体支配着各自的行为，每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举个小例子。文革一开始，北京郊区就打死了三百八十多人，小的才几个月，老的七十岁以上。三百八十个受害者，需要多少人多少拳脚才把他们打得死呢？我看，那是很多很多的。就算五个人打死一个，就有一千九百人介入。如果把那些挨了打命大不死、受伤残废的，以及伤势不重治疗痊愈的受害人也算进去，那些用拳脚搞革命的肯定就不止一千九百人了。
实际上站在一旁沉默围观的人，他们是在用默许来支持群体打人，也应当自责忏悔。
可是，时至今日，这一千九百个打手，以及更多的人，有没有站出来忏悔自责呢：文革中，我打了人，我踢了人，也许我的那一拳太重，也许我的那一脚踢到了要害，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的那根稻草。我非常后悔，我不该……
我没有看到，听说有一两个，不会多。因为我们中华民族没有忏悔的习惯，我们中华民族认为把罪错缺点掩盖就能证明自己完美。没有忏悔的习惯，掩盖罪错缺点，就不会进步，就没有新生的希望。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而且，事实上，拉了命债而不忏悔，不良心发现，这样的人能睡得安稳，能心安理得地度过自己的余生吗？
对于一个拒绝忏悔的党，你能保证它不会为了它的权力而“七、八年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对于一个拒绝忏悔的民族，你能保证它不会再次发疯参与制造浩劫？对于一个拒绝忏悔的人，你能保证他不会为了一己私利而打死别人？
想起阿木“反省文革中的自己”里提到的一则伊索寓言，一只在天上飞翔的鹰被箭射落，临死前发现那支箭是用自己的羽毛做的……
不再“杀第二个人”，还是“不断杀下去”，选择权在我们自己手上。
《齐家贞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