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人性子急,很容易被感情左右,属于挨头刀那种,可对有的事又非常慢,属于西方人说的very slow,脑子有点愚钝的那种。德国电影《别人的生活》,中文译为《窃听风暴》,荣获奥斯卡最佳外国语影片奖,我是奥斯卡粉丝,网上也好评如潮,我都没有动心。直到简昭惠看了,写的文章也发表了,在她鼓励下我才驾起势去看了。

这部电影当真值得一看。

大家都说震惊,我也有震惊,不是西方人震惊的“居然连两口子的事都监视,难以置信”,而是共产极权政府,无论地处哪个洲,无论什么人种,皮肤是什么颜色,真的是一娘所生,竟至于如此惊人的相似。岂止是相似,常常是相同,都毫无道理地对自己的老百姓搞监视、窃听、跟踪等鼠窃狗偷的勾当。就像老虎,美洲虎、欧洲虎、亚洲虎,没有不吃人的虎一样,电影演的是东德,我感觉它就发生在我的身上,就发生在今天的中国。但愿下辈子,我就是变只偷糖偷粮的老鼠,也变在民主社会里。

不少强手已经对《窃听风暴》发表了很专业的文章,介绍并评价了这部影片。我只谈谈我的个人体会。

对我而言,除了震惊,这部电影更唤起了我遥远的记忆。尽管遥远,发生在四十六年前,它却是那么清晰,那么不可忘怀。因为,那是青春岁月的绑架,那是年轻梦想的崩溃。

我与电影里那个作家有很强的可比性。我也是一个被监视者,我也有一个非同寻常的与电影很相似的故事。尽管时间、地点、场景、方式有所不同,但实质是一样的。

我手上一份墨尔本电影院说明书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这部不同凡响的电影,深入德国现代史的核心,紧紧抓住了令人恐惧的东德国安部秘密警察这个主题。技巧纯熟的导演,把故事从柏林墙倒塌前五年──一九八四年说起,那个时期,令人不寒而栗的东德国安部使用现代网络技术,强化对自己公民的特务活动,监听监视他们的每一件事、每一点秘密,玩受害人于股掌之中。他们怀疑社会的每个成员,毁灭所触及的一切……

说我一生的毁灭从此开始,一点不过分。

东德五十岁的深受人们爱戴,安分守己并且很爱国的剧作家德雷曼,因为在他的一出新剧里表露了对“令人恐怖的爱”的反感情绪,被上面盯住,由一个叫魏斯勒的特务全天候监视,这个特务的代号是HGW XX / 7。

早了二十多年,远在亚洲中国的重庆,高中毕业生齐家贞,二十岁的无名小卒,她想出国读书当中国的居里夫人,也被一个女性的HGW XX / 7的特务监视。

我暂时不提这个女人的名字,称她J,她具体的作为,以后的故事里会有详述。除了她,逮捕我的一、两个月前,公安局还在我家隔壁的旅馆里租了一个房间,房间窗户正对我家楼梯,进出的每个人他们都看得一清二楚,几个男公安轮流住在那里值班。有时候,朋友到我家玩,公安人员就跑到对面的仓坝子坡上朝我家房间张望,他们不辞劳苦,也是全天候行动。这个秘密,是我的“反革命集团”成员朱文萱发现的,她说,齐家贞,对面坡上那两个男人在看我们,我俩哈哈大笑,觉得他们是神经病。

既然是监视,当然,秘密警察躲在暗处,被监视者浑然不知。倒霉蛋们,无论是东德的知名人物德雷曼和他的舞台明星女友斯南德等,还是重庆的小虾扒齐家贞、她爸爸齐尊周、朋友朱文萱、尹明善、吴敬善等,大难临头还“逍遥自在”地过日子。

东德的德雷曼和重庆的齐家贞,都是很多年以后才知道自己被秘密监视的真相。不同的是,德雷曼是在八九年底柏林墙倾倒,东德走向民主后,他向也跑到西德去的原文化部长问了一个天真的问题,为什么我没有被封杀,为什么我没有被监视?得到答案后,他去有关部门查看了解密档案,一切迷雾缭绕的个中曲折,全部盘根错节的似是而非,豁然开朗,洞察无遗。

遗憾,我没有德雷曼的幸运。八九年的地震,震倒了柏林墙,而作为地震中心的中国,它的柏林墙反倒给“我们的党”收拾得益加坚固了。那些四十年前的档案今天还是特级秘密,压在那里不见天日。作为当事人的我,对于以J女士为首的特务们当年的所作所为,仍然无权获知。我多么期望,在我有生之年,也能够像德雷曼那样坐在档案馆里,一面流泪唏嘘,一面惊讶无语,既痛心又释然地读着那些侵入我生活的人们写下的,关于一个少女的秘密报告。

之所以我知道了J的身份,那是一种偶然,也是我的运气。一个了解内情的“陌生人”,不顾自己的安危向我透露了J的根底,他提醒我悬崖勒马停止与她交往。可我使他大失所望,听完叙述,我说,谢谢你对我的关心,但我不相信这是真的。接着是朱文萱和她丈夫叶光远,根据红卫兵造反从公检法揭露出来的机密,向我详细讲述了他们长期以来对J的怀疑。我还是坚持朋友间不要乱猜疑。直到三弟齐治平告诉我,妈妈早就认为J是公安局派来的,你俩被捕后,只有她一个人胆敢来我家看望,还送了十块安慰钱给妈妈,从此她搬家消失。

隔壁旅馆老板的儿子杨四,读了《自由神的眼泪》里关于J的描写后,告诉治平,在我被捕前,他家楼上住过公安局暗探。几位友人看了书,认为J算个人物,自告奋勇要找她今天的下落,都没有结果。她那时公开的工作单位“重庆兰香园糖果点心厂”早已解体,J在那里当开票员,后来分去了哪个单位,无人得知。如果她还活着,应当是八十岁以上了,她当时为了接近我,说小了年龄。

我最想强调的是,德雷曼不可多得的幸运还在于,他发现了一个新的灵魂,特务魏斯勒牺牲他自己的前程,营救了被他监视的对象。

党和政府的忠实鹰犬魏斯勒,以其一流的专业知识,使用最先进的现代化设备,全职投入对德雷曼的监视。从每天十二个小时到后来他一个人顶着干,魏斯勒深深卷入了别人的生活。

德雷曼充满生命意义的写作生涯、享受人间有血有肉的真爱情和尊严自主的生活,使魏斯勒感到自己生命的空虚、无情与渺小,他的良知、人性、人格在不知不觉中觉醒了。魏斯勒改弦易辙,从监视者蜕变成了保护人,从恶魔变成天使,从地狱进入了天堂。

无限遗憾,我的J在同她自己称之为“一个女学生”打的交道中,没有因为对方极度的单纯、幼稚、无知而于心不忍,手下留情,没有表现出一点点魏斯勒那样的人性──那是一种多么难能可贵的转变啊。在J的奋力工作下,受害人杀的杀、关的关,她继续戴着面具假装普通人招摇过市,一直在搞她的老行当,直到她身疲气竭。

尽管魏斯勒这个角色闪耀着编导者理想的光辉,现实生活里这样的人凤毛麟角几乎不存在,但看了这部电影,我还是很受鼓舞,无法不这样想,要是我的J也改恶从善了,哪怕我的一生已经被毁,我都认为值得。

我从来不恨J,正如一位记者采访我时问到了这个问题,我回答,我信奉雨果的这句话:我们向未来索取的不是仇恨,而是正义。

《窃听风暴》一开头的审讯,就是在演我。凶恶的王文德连续的急行军似的提审,使我像一只饿得要死累得要命的狗,在鞭子的抽打下奔跑,不再有自己的意志,不再有自已的思维,审讯三日我灵肉俱毁,出卖了父亲和朋友,也加倍出卖了我自己。但是,我把J对我讲的每句反动话──量刑时都添斤加两──全扛到肩上,交待说是我讲的。我暗想,J上有七十岁老母亲,下有八岁的小女儿,她不能出事!我单身一人坐牢,十年、二十年怕什么。我庆幸保住了Jーー这是自己心甘情愿的选择,我终生无怨无悔。

在我十年牢狱之灾后,J又跑来当我的“好朋友”,我差点“二进宫”;她两个弟弟得知面前这个齐家贞,就是J当年提到的被她搞过的“女学生”时,力劝她以年龄渐大、身体不好为由放弃这个伤天害理的职业,J一口拒绝,说要当无名英雄——她可能真的是在为她的信仰献身,我敬重这样的人。

八二年二月,父亲和我的案子在重庆市中区法院重审,十年牢我已经坐满,还原真相理应是我的责任,我把属于J的“财产”归还给J.受理此案的孙白亮庭长一个一个走访了我的“反革命”成员,也去了J那里。

J回答:“总不能为了自己平反,把责任推到别人的头上。”

对这种侮辱,我无法不表示蔑视而且愤怒。

在特务对手的表现上,齐家贞的不幸与德雷曼的幸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无论幸与不幸,极权国家花费不计其数的人力物力,利用那么多人的青春生命ーー比如老光棍魏斯勒和单身母亲J,专门践踏、葬送许许多多别人的生活与生命ーー比如已经不年轻的德雷曼和尚未开始踏入社会的齐家贞,害人害己害国,罪恶滔天,愚蠢至极。

《窃听风暴》这部电影,通过对东德特务横行无忌的最黑暗年代的揭露,歌颂了良知、人性、人格的深层面的觉醒。很多影评都赞扬扮演魏斯勒的演员演技精湛,面部表情自始至终冷酷无情、麻木不仁。我觉得,从影片最后定格在魏斯勒特写的脸上,我读到了人情味和男子汉的个性魅力。

观众站不起来了,他们的心在流泪!

《齐家贞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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