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一个俄国友人的来信,他的名字叫“德柳辛”,是一位汉学家,我们是一九四九年就认识了,已经很多年不见了。俄国的邮政有很深的问题,一封信常常一走就是几个月,所以通信也不多,但是我们俩都知道彼此心里关注的是什么,他在这封信的开头写道:“我经常对自己提出的问题是,究竟到什么时候中国和俄国才能找到一条真正光明的道路:知识份子对于两国落到今天的这种田地究竟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我们这里也象中国一样很多人在争论这个问题有人把十月革命以来的所有的灾难多归就于知识份子,另一些人则认为问题在于人民本身,在于民族性格,就象鲁迅和我们俄国的很多哲学家和作家所写的那样,德柳辛在信里写道:”俄国国内的一个情况和中国不同“。他说:”我们这里有很多共产党人他们倾向于东政教,有的倾向于法西斯,当然也有纯粹跟共产党无关的法西斯份子,崇拜希特勒的人,有保皇派认为沙皇的后裔应该护卫,也有社会民族主义份子,史达林份子,还有各种派号的民族派,总之一些货色应有尽有。“

我们中国啦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那是因为还没有政策自由,几十年来,我们看到前苏联和中国不同的方面比较多,而两国相同的一面就看得少了,而不同的方面,又是苏联不如中国方面的看得多,比中国强的一面看得少,其实两个国家相同和相似的地方还是很多的,德柳辛在信里面就写道:“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甚至还学起中国改革经验的结果,苏联改革的失败,根本上是由于苏联党内特权基层和保守力量抵抗和破坏而造成的。”我们中国又何常不是一样呢,不然就不会发生“六四”大屠杀,而没有“六四”的话,中国现在那就会大不一样了,就会有更多的民主,改革不至于走上邪路,腐败也不至于闹成今天的这个样子,我们两国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是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而苏联没有,这当然是中国的一个很大的不幸,但是文革大大的削弱了中囯共产党,这才是改革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是党内反改革势力不象苏联那么强大了,就这一点而言,这又成为中国的一件幸事,问题是我们没有能够充分利用文革造成有利条件,没有能够动员广大群众形成一个强大的力量去制服保守派,后来又错失了一九八九年的大好时机,这才落到今天这么一种局面,我亲自在信里面写过,解决中国问题离不开人民的大多数,德柳辛赞同我的想法,他写道:我认为你关于农民的看法是对的,因为这是民族的基础,很多事情将取决于他们采取什么态度,单靠于学识和知识份子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制度的,而极端激进份子他们得不到人民的支援,也达不到民族派所争取的目标,他最后写道,说来令人难过,我们两国的一个相识之处是官僚主义和腐败都繁荣昌盛而谁又都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和这种邪恶作斗争,最糟糕是人民对它习以为常了,并不怎么在意这些事,我最近收到一本国内出版的俄罗斯歌曲集,它里面的歌词有中文的也有俄文的,这表明中国人对俄国人的文化兴趣很高,我们估且仍然从俄国人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俄国发生的事,无论是好事坏事,也许比任何其他国家的事对我们都更富启发性,一方面因为一九一七年前的俄国和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国国情相近,同时两国又都经历了几十年同样的政治经济制度,后来又有一个同样坚难而痛苦改革历史,而这最后一点呢,就是这个改革呢,现在都尚未完成,成败未卜,吉凶未卜,所以不容我们掉以轻心。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刘宾雁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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