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7-28
《消失中的江城》封面
各位听众：今天的热邮节目，向给大家介绍一本书。
Peter Hessler，中文名字何伟，现在已经是西方著名的“知中派”媒体人。他的《寻路中国》一书从一个旅行者的角度观察中国，深受好评，也是我在台湾教书的时候指定的重要参考书之一。如果说，《寻路中国》是在动态中观察各个不同的中国的面向的话，他的另一本书《消失中的江城》（吴美真译，八旗：2012.4.），则是以一个long stay的方式，通过几年的在地工作和生活的经验，对底层中国做出的观察与描述，与《寻路中国》正好相互匹配，可以让我们对中国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在这本书的中文版的封面上写着：“一个四川小城的故事，一部中国人都未必能观察的底层心态史学”。这一句话概括除了本书的主要内容，可以分别用小城，观察，底层，心态这四个关键词来概括。而这个小城，就是四川的涪陵。何伟在这里的一所大学教英文，同时深入了解涪陵这个小城的方方面面，按照中国研究学者吴介民的说法：“何伟写作风格兼具新闻摄影，旅游文学，民族志调查，社会评论等多重角色。”在我看来，对于一个国家的观察与认识，其实不必一切都从宏大叙事和政治的角度出发，在这本书中，何伟的描写可以用“普通”两个字来形容：普通的人，普通的事情，普通的叙事方式。2015年5月5日的《苹果日报》上，张铁志写了一篇题为《中国的审查制度》的文章，里面提到：“《纽约时报》书评在本月刊登一篇文章《一个在中国的美国英雄》，作者是张彦（Ian Johnson）这个英雄指的就是何伟。张彦说：何伟的著作挑战了过去外国媒体对于中国的报导方式，因为他主要是观察和描述他所见到的和遇到的中国人，而很少表示立场和意见。他也不会去报导重大的新闻，而是通过书写一般的中国人，来凸显中国的巨大变迁。
但是正是这种“普通”当中，才真正蕴含着更深层次的中国的底蕴。比起上海，北京等大都市来说，这里发生的事情虽然普通，但是也代表着更广泛的中国的发展样态。而如何从普通中看到不普通的问题，这才是一个好记者的本事，也是本书的诱人之处。
举例来说，我们都知道“洗脑”这个词，我们也知道有不少中国人对于很多问题的认识是被“洗脑”的结果，我们甚至也知道这种“洗脑”的工作，在学校的教育中就已经进行了。但是如果进一步探问这样的“洗脑”的具体的执行方式，恐怕很多人也不知就里。而何伟则在书中展示了具体的“洗脑”方式：涪陵师范专科学校的“每一位涪陵学生都随身携带一张红色的身分证，这个证件的正面有八条”学生规章“，而前二条是：1.热爱祖国，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社会主义大业服务，为人民服务；2.勤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逐渐建立无产阶级观点，正式历史唯物主义观之正确性；第三条才是要用功读书，努力精通基本理论，职业知识，以及基本技能。可见，中国的教育要求中，政治正确才是最重要的。这样的”学生规章“不一定能为中国的年轻人真正认同和理解，但是如果你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学校纪律的要求下，至少不容易对这样的要求产生方桉。有的时候，熟悉产生了亲近感，人与人之间是这样，人与制度之间也是这样的。
但是，这样的教育制度，这样的‘洗脑“的工作，真的可以保证政权的稳固吗？显然不可能。历史经验证明，洗脑是很多极权国家都会做的事情，但是最终都无法挽回极权体制的瓦解的命运。如此缜密细緻，全面庞大的”洗脑“工程为何不能保证政权的稳定？这里一定有什么原因。
何伟在《消失的江城》一书中讲过一个普通的小故事，他说：“有几次，我要学生解释下列这些用语的含义：历史唯物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他们无法给我简明的答桉。如同欧威尓所说的，这是一种文字和含意分道扬镳的情况。唯一重要的是，学生必须使用正确的术语和正确的政治结构来看周围的世界。当自由经济正在学校周围风起云涌地反驳共产主义，学生们竟然可以上共产主义课程，并相信这些课程。”
问题就在这里了：这些学生受的教育，其实他们自己也不理解，他们只是机械式地死记硬背，以通过相关的考覈。这样获得的知识，不可能让他们产生感情，而没有感情，就谈不上真正的信仰。因此，这样的“洗脑”固然在中国年轻人的社会化过程中，奠定了一些符合中共政权需要的价值观，但是这样的价值观在他们心中不可能稳固和持久，很容易在遇到外来的刺激的情况下动摇和崩解。年轻人本来就有盲从和未经世故的特点，这些特点可以是优点也可以是缺点，因此对中共来说是不确定因素。这对于任何一个极权主义的政府来讲，才是潜在的内生的深层次的危险。（待续）
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