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丁在《明报月刊》五月号的文章《“六七风暴”的前因后果》（下称〈西文〉），笔者有以下评说。
（一）在命名问题上，〈西文〉综合各方提法有：“六七暴动”、“反英抗暴”、“六七群众运动”和港英的骚乱之说。我要补充的是，还有“Roundtable教育及专业发展部下的通识教育交流协会”于2014年的口述历史计划：“爱国学校教育及当时社会运动——六十年代参与爱国学生运动历史研究”。我收过他们的计划书，但未知是否完成。这个计划意图扭曲美化“六七暴动”成为崇高伟大的“爱国学生运动”的目的是昭然若揭的。
西门丁认为使用“六七风暴”这个中性词，可能比较切贴，亦容易为各方接受，笔者认为未免过于“和稀泥”了，未能反映事件的真实。对事件命名就是定性，应该根据事实，万不能随意。查“暴动riot”一词的定义是：聚众采取暴力行动，反对统治集团，破坏社会秩序。据戴耀廷先生在文章《暴动罪的法律定义》所引，若集结按《公安条例》第十八条被定为非法集结，而非法集结的人中任何一人，作出了破坏社会安宁的行为，非法集结就会变成暴动，而所有集结的人就是集结暴动，参与暴动的人即犯暴动罪。
1967 年5 月至12 月在香港所发生的非法集结，放火，烧车，袭警，放炸弹，光天化日杀人，正是严重破坏社会安宁的行动，“暴动”一词当之无愧，甚至达到现代义意的“恐怖主义”程度。何况当时港英当局正实施严厉的宵禁和紧急法令，则更罪加一等。暴动就是暴动，即使你赋予它爱国呀或反英呀等这些足以称之为伟大的目的，这个目的也不能把暴动的罪责缷去而得到平反，这不是冤案。“六七暴动”是根据事件真相而命名的。
（二）笔者在香港出生，经历六十年代，对〈西文〉所说六十年代的社会矛盾，官员贪腐，警黑勾结，市民生活困顿，受尽不公平对待的情况亦亲身感受，对港英殖民统治者的恶行深恶痛绝。我就是被愤慨不平之心所驱使而加入共产党的。但如果说这就是“六七暴动”的主因，却是无法认同的。要不是中共地下港澳工委为了政治目的，利用和激化劳资纠纷，正常情况下，劳资纠纷绝对不可能发展到组成“地下锄奸突击队司令部”去公开杀人的地步。
（三）〈西文〉以很大篇幅，逐日纪录暴动的经过，目的是谴责港英军警的无理镇压及残忍施暴，似乎是为了解答作者自己提出的问题：点火者是谁？但对成为事件转折点的两姊弟及林彬之死则只一笔轻轻带过，对肇事者不作批评斥责，实有歉公允。〈西文〉指港英警察对被捕者毒打，凌辱，施以重刑，甚至活活打死，我还要补充有一种迫人饮头髪水的酷刑。五十年了，我至今未知那位受刑者胃里的头髪是否己经完全清出。港英为了平乱实施严厉镇压，警察滥用警权超越紧急法令的规范，是无需回避的事实。我们可以继续控诉指责港英政府，但港英的暴行不能成为暴动合理的理由。
（四）〈西文〉有两个记述需要商榷。其一是：“5 月12 日镇压警方枪杀了一个十三岁的洗头仔陈广生，这是六七风暴的第一个死者。”据张家伟专著《六七暴动：香港战后历史的分水岭》中却另有查证：“防暴队在黄大仙徙置区搜捕骚动者时，十三岁少年陈广生在冲突中丧生，左派报章指他是被防暴队毒打致死，左派稍后成立的各界斗委会向陈母致送五百元。但非左派报章指陈广生是被骚动者投掷的石块击中致死，陈母更向斗委会退还慰问金。”网上资料更显示当时死因庭裁定该少年死于“横祸”。西门丁把陈广生之死写成是警方枪杀，是不是为了更进一步激起阶级仇，民族恨，使暴动合理化？
其二是关于“三警案”。〈西文〉写道：“26 日上法庭时李安死于庭上。事后有三名庭警被控谋杀，审来审去，不了了之，最后无罪释放。”根据网上资料，李安死后三名警员被捕，法医官认为李安死于右肾爆裂，三人被控谋杀李安。经审讯后裁定误杀罪名成立，分别被判入狱八年及六年。至1 9 6 8 年1 月三警上诉，由于死亡时间有疑点而疑点归被告，三警上诉得直，当庭释放。翁静晶有一视频对案中法官和大律师的理据有详尽介绍和分析，可知全案经严谨法律程序审理。三警幸运脱罪，是彰显法治的结果，应该尊重。事实上，港英这个殖民专制统治者基本上还是遵守法治的。什么“审来审去，不了了之”，西门丁这样语焉不详的写法，实有误导读者之嫌。
（五）作为一个当年的地下党员，全程参与“六七暴动”，我可以答覆西门丁：“六七暴动”并非“文革小组通过渠道要新华社发动的”。其实事情很简单，当年地下港澳工委（即新华社）的头头梁威林，祁烽等人受文革崇毛思潮，特别是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学说影响，为了表现革命豪情，紧跟文革形势，要干出一番成绩立功勋，学习澳门把香港也变成半个解放区，却遇上死不投降的港英。他们搁不下面子，于是牙关一咬，实行背水之战。提出“港英不低头，便要它走头”这种进入穷巷的极端口号，引诱煽动热血勇敢的群众，视死如归地冲上前线作出牺牲。中央同意这场斗争并全力支持，周恩来全程领导但也受到干扰，有时未能完全控制大局。中央文革小组利用可能的机会不断激化斗争，把形势推高到好像要解放香港似的。中央与港澳工委在《人民日报》《文汇报》《大公报》上相互轮番升级叫嚣，直至斗争严重影响外交关系，绷紧的斗争之弦被周恩来掐断，才善罢甘休，失败是必然的结果。
这篇文章内容立论失之偏颇，失去持平中肯的态度。文中显示他心中有恨，恨港英军警残暴镇压，恨中共视他们如弃屣，一心用尽一切说词证明暴动有理。西门丁们现在愤恨地问：我们有什么错？我可以和大家一起说，我们错在信错了共产党。无论是中央或是港澳工委都没有真正全程为工人争取利益，他们发动的文革或“六七暴动”都只是为了夺取或巩固自己的权位。我和大家都是受骗者，而我更是暴动的组织者，不断地向你们道歉才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也是必要的责任。
笔者非常感激戴耀廷先生为香港引入“公民抗命”的理论。今天，和平、理性、非暴力抗争的信念己经深入人心。更重要的，是引进对公民抗命行动承担罪责的法治精神。即使是为了崇高的自由民主理想，参与者亦要自行向执法部门自首，交由执法部门决定是否起诉。这种高风亮节，自我犠牲的精神境界正在香港传播，占中三子以及一群朋友正在践行，做出高尚的典范。回想一下，那时的“六七暴动”与上述的信念和精神真有天渊之别。时代巨轮不断前进，暴动的参与者实在应该反思过去，跟上时代。
2017年6 月1 日
（本文刊于《明报月刊》八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