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鲁迅诞辰120周年,他唯一的儿子周海婴所著的《鲁迅与我七十年》,首次公开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据说有周谷成等人,罗稷南先生也是湖南老友,参加了座谈。大家都知道此时正值‘反右’,谈话的内容必然涉及到对文化人士在运动中处境的估计。罗稷南老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其他文化界朋友若有所感,绝不敢如此冒昧,罗先生却直率地讲了出来。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他把这事埋在心里,对谁也不透露。

一直到罗老先生病重,觉得很有必要把几十年前的这段秘密对话公开于世,不该带进棺材,遂向一位信得过的学生全盘托出。“(370-371页,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9月第一版)

今年7月,王元化在上海对周海婴说“他也听说过这件事情”。(同上371页)

罗稷南曾译过高尔基的大量作品,也是狄更斯名著《双城记》的中译者,是个卓有成就的翻译家,当时在华东师大任教,“湖南老友”这一特殊身份使他有机会亲口向他的老乡问这一常人不敢问的问题,而当他亲聆如此毫无遮掩的严峻回答后,“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44年后我读到这段话时却一点也不感到吃惊。以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性格,以毛泽东扫平六合、一统山河的帝王之气,这一切乃是再平常不过了。在一个没有言论出版自由,连人身自由也没有任何保障的制度下,鲁迅如果要坚持他的社会批判、文化批判,结局自在意料之中。

在北洋军阀时期,鲁迅虽然上过黑名单,在国民党时期,据说他还遭到过浙江省党部的通缉,但他至少可以从容地“逃走”,可以“避到租界”,不至于“关在牢里”写作,更不会“识大体不做声”。鲁迅所生活的1936年前的中国,和毛泽东混一宇内之后相比,真的是天翻地覆慨而慷,写作环境不可同日而语。鲁迅的时代,至少他还可以办《语丝》、《莽原》、《奔流》,不需要什么党或什么机构的恩准,因为这是他作为民国国民的权利。他可以在《京报》、《申报》这样的民间报纸发表他匕首、投枪一般的杂文,还有北新书局等民办出版社出版他的著作。那毕竟是储安平说的自由“多”还是“少”的时代,1949年结束了这个脆弱的公共空间一息尚存的时代,开始了一个不许批评、不能容许任何不同声音的时代,这是一个自由“有”还是“无”的时代,幸亏鲁迅死得早,否则他注定了将在无休止的批斗、监禁、劳动改造中度过风烛残年。

鲁迅生前对毛泽东所代表的革命事业曾寄予很大希望,对苏联模式、对无产阶级文学都有过不切实际的赞美,对红色中国的未来,他有过朦胧的期待。朱、毛红军抵达陕北后,他还发过贺电。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在他身后21年,曾被他视为民族希望的这个集团主宰了整个大陆的命运之后,至高无上的伟大领袖甩给他的竟是这样一句话——“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这不仅是鲁迅期望的巨大失望,也是对他当年期望的无情嘲弄。虽然他身后被誉为“民族魂”,虽然毛泽东1940年为他盖棺定论时,称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说他的骨头是最硬的,是“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一口气用了三个“伟大”,七个“最”,其实这些都是虚的,毕竟鲁迅已死,可以成为领袖“打天下”的一个得心应手的道具。假如他活着,在不可一世的一代枭雄毛泽东眼里,他只不过是个臭老九而已,至多是一个可以利用的统战对象罢了。读罢斯言,20世纪后半叶中国精神史上的一切秘密都迎刃而解。幸亏鲁迅先生死得早,让我为他松了一口气。

2001年10月31日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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