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又是丁酉年！1957年席卷中国文化知识界的旷古冤案过去已经整整一个甲子。抚今追昔，多少悲欢离合，多少痛苦磨难都被埋葬在六十年的岁月里了。当年被难的“右派分子”如今大多数已经辞世，留给后人的只是无尽的哀伤。追寻历史的足迹，凭吊湮没的灵魂，深感岁月并未抚平巨大的伤痛，民族的耻辱分明横亘在我们面前！
1957年春夏之交，由毛泽东所发动的“反右派斗争”，是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之外对全国文人学者的政治迫害，是一桩空前绝后的文字狱。以互相揭发批判，无限上纲上线，深文周纳，罗织罪名，激发人性中最黑暗丑恶的欲念，这种群众斗群众的政治运动的形式，以思想围剿的整肃所进行的政治斗争，是毛泽东政治生涯的一大发明。早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毛泽东运用这套权术，在党内整肃异己，一统思想，建立个人的政治权威。建政以后，历经高饶事件、反胡风斗争，毛泽东更是树立了不容挑战的权威。以人民的名义发动政治运动，以国家的前途挑动群众斗群众，以崇高的社会理想进行阶级斗争这一套极权统治的手法，成为了毛泽东维持至高无上权威的御民之术。
储安平无疑是那场文字狱最具悲剧色彩的人物。不仅仅是他的结局之悲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在虚空的历史中留给后人只是一个大大的问号。更是因为这个才高八斗，爱国笃深的一介书生，曾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在国民政府时期放言时政，臧否人物，名满天下，最后以“党天下”的忠言谠论，竟做了伟大领袖政治“阳谋”的一具牺牲，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普罗米修斯。六十年前，储安平“党天下”一语既出，撼动朝野，触怒龙颜，喊出了那一代自由知识分子的最高音调。六十年后的今天，储安平的思想并未过时，困扰和阻碍民族前进的依然是“党天下”的问题。
由于时间的久远，更由于官方对于“反右运动”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忌讳莫深，今日中国五十岁以下的人可能对何谓“反右”都不甚了然。1956年东欧的波兰、匈牙利发生了反对苏联占领、脱离华约的民主运动，并引起了东欧阵营的动荡，苏联悍然出兵镇压。波匈事件刺激了毛泽送，毛担心东欧脱离社会主义阵营的民主运动会波及中国。在当年11月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阶级斗争就在党内”的观点，警告党内要警惕波匈事件对中国的影响。次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正式提出阶级斗争在中国将是长期的论断。（刘劭夫）
（2）
鉴于波匈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此时开始谋划“引蛇出洞”的“阳谋”了。所谓“引蛇出洞”，就是在全国范围发动知识分子“大鸣大放”，向中共提意见，帮助中共进行“整风”，让“资产阶级”自我暴露，便于实行剿灭。1957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次日晚，毛泽东召集陆定一、陈伯达、康生策划于密室。毛说，“我赞成放，放得尽些，才能让各阶级都出来表现。不放，怎样来辩论？放半年，不够，放一年。左派要有准备”。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毛作了批示，进一步号召知识分子突破框框，大胆鸣放。在5月2日至12日，全国各地召开28250多次各类会议，向党中央、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提出了372345条意见和建议。
此时毛泽东坐不住了，渐露凶相。他在《情况汇总》上面作了批示：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共产党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冈山！毛随即在5月13、14两日召开政治局会议，研讨局势。但是会议意见分歧，决定“要正确引导，要再观察一个时期。”5月15日，毛泽东按耐不住了，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分送中共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阅，建议发至党内17级以上干部参阅。令人注意的是，陈云、李富春、刘伯承、张闻天阅后并没有在文章后面批注意见或签上“已阅”。毛的文章对鸣放的阵营做出了区分，建议要让右派“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在这篇文章里，毛第一次提到了右派的概念，并且已经举起了屠刀。我们看到，热衷于策划“阳谋”的毛泽东以诈术对付他的假想敌，展现了似可玩味的政治人格，他可能不会自觉，正是他的这一系列“阳谋”，他的高超的权术，正在开创一段中国文化最黑暗的历史。他一手斫伤了中国的文化命脉而再难修复。在对待谏诤和文化人上，他远不及他曾经轻视过的唐宗宋祖。
6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毛泽东吹响了围歼知识分子的进军号角。这时距离储安平6月1日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那篇震撼全国的发言只过去了5天。（刘劭夫）
（3）
就在那天，储安平经不住党组织的多次的循循善诱，终于在中共统战部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作了《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的发言。这篇发言第二天全文登载在《光明日报》上。正是储安平的这个发言，原先进行的整风运动紧急刹车，继而中共发动全国开展“反右斗争”，“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指示称，“这是建国以来，一场大战，战斗是无烟，无光的，在党的心脏展开。他们大多已在不同领导岗位，有一定追随力量”。7月17日至21日，毛泽东在青岛召开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讨论对全国反右斗争的部署。毛泽东在会议上说，“匈牙利事件会不会在中国重演？我看有可能，可能五年、十年，也可能不用五年。纳吉式人物有可能在会场内。”看来匈牙利事件对毛的刺激很大，使他终身都怀疑身边的人，怀疑党内有人背叛他。这个讲话，表明毛对民主党派人士的鸣放做出了政治定性，并且决心铲除可能发生匈牙利事件的隐患。
中共中央成立了“反右斗争”领导小组，由时任政治局常委、总书记的邓小平担任组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这场由毛泽东发动，邓小平亲自操刀的政治整肃在全国拉开了。储安平的厄运开始了，成为首当其冲的遭到猛烈批判的中央级的那几个著名的知识分子之一。
储安平1909年出生在江苏宜兴市。19岁考入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1932年毕业。大学时代的储安平是一个文学青年，创作了多篇小说以及散文，向《新月》，《语丝》，《真善美》等文学刊物投稿，一度曾被看作是新月派作家。大学毕业的储安平在《中央日报》的副刊担任编辑，醉心于自己的文学之梦。可是没过多久，储安平发觉自己的文学天分不高，因而转向政治学。1936年储安平赴英国伦敦大学做政治学的研究。抗战爆发，1938年储安平返回国内，投身抗战。储安平的一生中，在英伦的两年游学对他的思想影响巨大。储安平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那两年，师从费边社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拉斯基，成为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从储安平日后的政论文章看，他所鼓吹的平等、自由、宪政以及关注底层人民疾苦和改善社会福利等主张，都是受到了费边社的影响。所以说，本质上储安平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就解释了他能接受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回国后的储安平先后担任《中央日报》撰述、编辑，复旦大学教授，中央政治学校研究院教师。1940年8月，担任国立湖南蓝田师范学校教师，并担任桂林《力报》主笔，湖南《中国晨报》主笔，逐渐显示其作为政论家的才华和锋芒。（刘劭夫）
（4）
桂林失守后，储安平撤退至重庆，创办《客观》周刊。储安平一生之中的事业巅峰是他在抗战胜利之后回到上海，在1946年9月1日创办了《观察》时政半月刊，担任社长和主编。
从1946年9月创刊，至1948年12月被国民政府查封停刊为止，《观察》仅仅存活了两年零三个月。就是在这短短的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储安平所领导的这一份《观察》，在中国社会转折的历史关头，扮演了引领社会舆论的角色。聚集在《观察》周围的那一代的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通过《观察》这样一份刊物，参与社会，干预政治，展现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和责任感。在《观察》杂志封面上赫然写着的英文是：INDEPENDENCE（独立）、NON-PARTY（无党派）、THE OBSERVER（观察），概括了《观察》的基本立场。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公平、独立、建设、客观是《观察》的基本原则和主张。《观察》作为中国近现代自由主义标志性的刊物，遵循客观公正的原则，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进行自由评说，以言论的力量影响政府的决策，并以此唤起社会的良知。《观察》作者都是国内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有权利以言论臧否政府的公共政策，以坦率、公允，智慧的笔触吸引了大量的知识分子读者，起到了左右自由主义舆论风向的作用。这些当代的精英知识分子放言论事，大言高论，以犀利的笔锋，对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的焦点问题做出了尽可能的客观报道和评论，时局艰危也不避让，自许肩负国家仅存的一点正气，敢冒刀枪环绕之危险，为社会尽一点责任。储安平的政论时评，着眼于批评国民政府政治的腐败，给以学生运动以同情和支持，维护言论自由的权利和价值，讨论美国对华政策之得失对错。《观察》聚集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最“星光灿烂”的群体，有曹禺、胡适、卞之琳、马寅初、梁实秋、冯友兰、傅雷、费孝通、傅斯年、朱自清、钱钟书等人。
以储安平为首的《观察》同人，意气风发，挥斥方遒，把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思想，发挥到了淋漓尽致。不久，随着江山易色，《观察》也成为了三十年以来中国自由主义的绝响。储安平因《观察》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声望，当他选择一只脚踏入新朝的时候，一定不会想到的是悲惨的命运在等待着自己。
历史来到了1948年的12月，国军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战败，国共内战胜负局面已定，江山易主已成不可逆转之势。《观察》左右舆论风向，大胆言政，支持和同情学生运动，尖锐批评国民政府，终于越过了国民党政府的容忍底线。（刘劭夫）
（5）
蒋介石亲自下令查封《观察》期刊，并逮捕《观察》工作人员。至此，《观察》这一面中国自由主义的旗帜终于落下。秉持欧美自由主义是中国知识分子有别于激进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相对保守的三民主义知识分子之外的第三个知识分子的群体，他们希望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外寻找中国的第三条道路，也就是走英美的道路。随着《观察》的查封，随着国民党的节节败退，共产党在全国政权的建立，自由主义走完了在中国的历程，他们的努力和梦想都付之东流。作为自由主义旗帜的《观察》，其灵魂人物储安平，也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储安平绝对不是一个天真烂漫的书生。作为一个政治学者，一个名闻天下的政论家，他对于中共执掌政权之后的中国社会制度，还是有着非常精准的预判的。“今日中国人民都在要求民主，争取自由，然而假定在共产党统治下，究竟人民有无‘民主’，有无‘自由’，此实大爲可研究之事。我个人的答复是负面的。我不相信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人民能获得思想及言论等等基本自由，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凡是在一个讲究‘统制’，讲究‘一致’的政党的统治下，人民是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因之也不会有真正的民主的。人类思想各殊，实爲一种自然的人性，假如任何政党想使在他统治下的人民，在思想上变成同一种典型，这实违反人性而爲绝对不可能之事。而人民之有无思想自言论之自由，又爲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之有无‘民主’的前提。因爲假如一个人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则他何能自由表示其意见。假如人民不能自由表达其意见，则这个国家或这个社会，又何能实行民主？”
“……共产党是否能容许今日生活在共产党统治区域中的人民有批评共産主义或反对共产党的自由？假如容许，则我们何以从来没有看到在共产党区域中出版的报纸有何反对共产党或批评共产党的言论，或在共产党区域中有何可以一般自由发表意见的出版物？……就我个人言，共产党今日虽然大呼民主，大呼自由，而共产党本身固不是一个能够承认人民有思想言论自由的政党，同时共产党所谓的民主，是‘共产党民主’，而不是我们所要求的‘人人可以和平地，出乎本愿，不受任何外力干涉，而自由表示其意见’的民主。”（《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五卷蔡尚思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5、26页）储安平的这些表述，已经明明白白的预判出在中共的统治之下绝无自由民主的可能。我们不得不佩服储安平的政治敏锐和眼光独具。（刘劭夫）
（6）
从来没有进入过共产党体制的储安平，早在中共的执政之前就能看到了政权的本质，储安平不愧是具有政治洞见的政论家。储安平还说过一段非常精辟的话，“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这句话，可以说是对中共和国民党做出了本质的区分，应该成为当时面临着人生抉择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警戒之言。可惜的是，即使是说出这番话的储安平最终还是做出了对于他个人来说的错误的选择。
1949年，中国上演着政权更替江山易主的历史大剧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都面临着留在中国大陆为新政权效力还是随着国民政府败走台湾或者流徙海外的抉择。储安平最后选择了留下来。现在人们都在评说储安平当初为什么要做出这个选择？要说储安平跟那些躲在书斋里不了解中共，不明政治凶险的自然科学家一样的话，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储安平是一个政治学者，一个政论家，一个视自由为生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对政治的熟谙，对中共的了解，应该在许多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之上。那么为什么在那个历史关头，储安平还是选择留了下来呢？
有的论者认为储安平作为一个费边社会主义者，在信仰上跟中共的社会主义有所重合。信仰的相似决定了储安平的选择。这个说法不无道理。但是，中共的社会主义跟费边社所信仰的社会主义，在政治制度上的设计有着本质的差别。中共的社会主义其实就是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说明了这个社会主义是什么货色。而费边社的社会主义，是福利社会主义，是民主社会主义，是第二国际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本质上跟斯大林的独裁专制社会主义完全不同，更别说后来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那就是斯大林主义跟皇权的混合体。在储安平看来，自己在社会理念上与中共的社会理想相近，在中共的天下混应该不会有问题。储安平甚至可能还会有另一个想法，那就是觉得自己在推翻国民党的政权，帮助中共夺得天下，多少还是有一点功劳的。何况自己已经主动表示效力于新政权，以自己的名望，在新朝里面受到器重，应该是不在话下的。再退一步说，即使在中共的天下没有言论思想自由，没有民主，也断然不会在日后会以如此的方式绞杀文化人，自己的下场会是如此悲惨。我绝对相信，在那个历史关头留在大陆的所有的知识分子，没有一个人会预想到自己日后的悲剧。（刘劭夫）
（7）
中国历史的经验，改朝换代之际，许多前朝旧臣走避江湖，拒不应诏，以示忠于旧主。天下甫定，新皇朝为了社会稳定，一般都会笼络人心，起复旧朝官员。若能主动效忠新朝，博个一官半职应该是没有问题。所以民国的这些读书人的乐观不能说是自作多情。中共以及毛泽东的器量以及对待读书人的手段，是中国历史上没有先例的。最后，历史证明了储安平错了，证明了那一代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错了！
1949年11月，《观察》复刊了，储安平依然是主编。但是，新《观察》的自由主义风格荡然无存。原先的《观察》的那种评点时政，批评社会，鼓动自由，放言高论都不见了。储安平为复刊的《观察》写了三篇署名文章，思想行文毫无昔日的锋芒，甚至否定了《观察》以前的价值和意义。刊物由原来的批判性一改为歌颂新社会，歌颂劳动模范这样颂圣性的刊物。在某种意义上，《观察》作为一份社会批判，宣传自由民主，鼓吹公平正义的知识分子同人刊物，已经死亡了。而储安平作为一个具有社会良知和责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已经死亡了。1950年，储安平离开了《观察》被调往新华书店总店担任副总经理，彻底离开了自己倾尽心血创办的杂志，此时他只有41岁。
储安平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直到1957年的4月，储安平沉潜了7年。没有文字记载储安平在这七年中的思想和生活。但是一个曾经叱诧风云的言论界的骄子内心的苦闷是可想而知的。我想，假如没有接下来的那场风暴，储安平就这样碌碌无为的平安的度过此生了。到了1957年的4月，一纸任命，储安平来到了《光明日报》担任总编辑。据说是胡乔木推荐的，胡乔木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这项任命很可能是出自圣意。回到了自己的老本行，储安平内心应该是欣喜的。谁也不会想到，正是这项任命，仅仅在两个月后，就把储安平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使他坠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储安平走马上任后，中共的喉舌《人民日报》连发数篇文章，号召全国人民投入中共的整风运动中去，向党和政府提意见建议，帮助中共整风，言之谆谆，不由你不说话。但是储安平还是按兵不动，这对于他一个以言立世的书生来说当属不易。到了6月1日，储安平决定说话了。这个场合是中共统战部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这是一个适合储安平身份说话的地方，储安平的这份讲话稿一定是经过他的再三斟酌的。接下来我们知道，此文一出，石破天惊，撼动朝野。（刘劭夫）
（8）
这个讲话，直接导致储安平的悲惨结局，也因为这个讲话，“整风运动”紧急刹车，陡然变向，毛泽东痛下杀手，开始收网，全国范围的“反右运动”自上而下开始了。为了了解真相，所以不避冗繁，把储安平的讲稿照录于后，以供后人研读：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记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重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党走，但跟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想法，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面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6个副主席中有3个党外人士4四个副总理中有2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被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12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没有一个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可以被培养来担任这样的职务？（刘劭夫）
（9）
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党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期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平心而论，这份后来叫做《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的讲话稿，比起昔日储安平对国民政府的批评，痛骂国民党“拆烂污”不知要委婉温和多少了。今天重读这一份讲稿，我感到储安平讲话理性平和，有理有据，温和敦厚，完全是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尽着对国家的责任，并非如中共所言，是向党和人民的猖狂进攻。当然，储安平的讲话之所以令毛泽东震怒，是因为储安平抓住了中共和毛的命门，那就是“党天下”的问题，也就是一党专政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在今天来说，依然是中共的大忌。储安平不愧是一个政治学者，不愧是一个政论家，他一说话，就抓住了问题的核心。他看得很明白，所谓的干群问题，抑或是中国其他所有的问题，林林总总，症结无非是中共对国家政治的垄断，无非是中共把持着对国家政治的独裁。解决了“党天下”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尽管他说的很委婉，但是他的意见对于毛来说是要命的。
储安平的这篇讲话第二天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全文刊载。据说毛泽东“一连几天没睡好”。章伯钧阅后钦佩不已，说“储安平是一个勇士”。6月6日，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邀请党外人士举行座谈，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首先发言，批评储安平的“党天下”的提法是严重的错误。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亲自执笔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吹响了反右的进军号。同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此后，对储安平铺天盖地的揭发、批判与控诉接踵而至。子女被迫划清界限，长子储望英宣布与他脱离关系，他的妻子易吟先与他离婚，同事纷纷“检举揭发”，储安平陷入天下围攻的局面。（刘劭夫）
（10）
6月21日，储安平在九三学社举行的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扩大会议结束时“承认错误”，他说他看到台湾和香港的反动报纸为他喝彩时，“感到很沉重”，并表示“要认真地挖掘自己的思想根源，并且交代同章伯钧、罗隆基的关系”。7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储安平作了题为《向人民投降》的发言，《人民日报》全文发表。1957年8月，储安平和徐铸成等人被打成大右派，送往郊县劳动改造。但是对储的批判并没有停止，11月12日，作为《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储安平和社长章伯钧同时被撤职。在1958年1月18日至24日召开的九三学社第四届中委会第三次会议上，储安平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职务被撤销。1月31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召开，储安平的人大代表资格被罢免。从此，储安平被一顶特大号的“右派分子”的帽子死死扣住，终生不得翻身。储安平政治上被宣判了死刑，成了一个庶人，不，一个罪人，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
这一次，储安平真的永远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中了。1958年，储安平只有49岁，正是盛年。可是，他人生已经结束了，他被整个社会所抛弃，被剥夺了做人的基本权利；他的家庭生活也完全失败，妻离子散，众叛亲离，孑然一身。他基本上没有朋友，没有人可以倾诉交流，据说只有一个梁漱溟跟他有偶然的交往。我们可以想见，在西风残照的城墙脚下踽踽而行的储安平，形容枯槁，内心死寂。这个曾经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曾经自许肩负家国天下兴亡责任的一代国士，如今成为了一具行尸走肉。
所谓“右派分子”，全称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1957年的那一场“反右运动”，根据官方的所公布的数字，全国大约有50多万名的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分子”。但是根据近年解密的反右运动的档案，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实际人数将近320万，另有143万多人1958年经补课被划为“中右分子”，所以，实际上最后被划定为“右派分子”的一共有463万之多。如果以当时全国人口6亿计算，“右派分子”占总人口比例达到0.77%之多。考虑到五十年代知识分子占人口的比例，那么，在知识分子中的“右派分子”的比例应该远远高于总人口的比例，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可以说，“反右运动”是中国文化知识界整体的灾难，是毁灭性的打击。
历史应当记住的是，当“反右斗争”这一场灾难降临到民族头上的时候，这个国家并没有全体沉默，还有那么几个代表民族良心的人，站出来说了公道话。（刘劭夫）
（11）
1957年5月30日，人大副委员长宋庆龄致信毛泽东，对全国范围党内、民主党派内、知识学术界展开反右斗争，表示十分忧虑、十分诧异、十分惊奇，要求对没有行动的反党“右派”，右倾人士，做不同意见的争论处理。1957年6月10日，人大副委员长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分别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信中对展开反右斗争表示很不能理解。李济深在信中写道，在政治上出尔反尔，营造斗争气氛，制造对立阶层，会造成深远创伤。
这样的抗争，可能对于四百多万的被难者无济于事，当时也不可能被人民所知，无法温暖人心。但是，站在受迫害者一边的这些抗争，起码对独裁者，对于施暴者是一个警告，一种反抗，也是维护自己最后的一点尊严。
时间来到了1966年，“文革”全面爆发。但是造反派并没有放过储安平这一只“死老虎”，每一次的批斗大会，储安平从不缺席，不是被批斗，就是被陪斗，人格侮辱无以复加，人格尊严荡然无存。储安平面对如此国家，面对如此人生，已了无生趣，唯有赴死，来表达最后的抗议和自尊。1966年8月31日，也就是作家老舍投太平湖自尽的同一天，储安平独自来到京西青龙桥边潮白河投河自杀。可是储安平没有死成，被人救起后押送回九三学社后院的小屋里。数日后女儿储望瑞的丈夫熊荣光来探望孤苦伶仃的岳父。这个在北郊农场工作的青年，骑着自行车，揣着两个农场自产的水蜜桃，悄悄的来了。
——所有的门窗都是敞开的，任人出入。储安平静坐在床边，室内空荡无物。熊荣光问一句，他答一句，不问则无话，遂将两个水蜜桃放在岳父的手心，不敢久留。出门回望，储安平一手捧着一个桃子，仍然静坐在床边。这竟是他最后时光的人生镜头。（摘自《章诒和：怀想储安平：屠狗功名，雕龙文章，岂是平生意？》）
从此，谁也没有再见过他，谁也说不清他去了哪里？根据储安平的小儿子储望华的回忆，他推测父亲的失踪应该是9月上旬的事情。“当时他从关押他的’九三学社’后院小屋回家，看到家里已是第二次被’红卫兵’抄家。居室、客厅均被洗劫掠夺一空，除了满地的碎纸乱片外，已一无所有。面对这般情景，父亲的心便整个地绝望了。于是他踽踽离开家中，走了出去。”到了9月中旬，九三学社的人打电话给储望华，询问储安平的去向。到了9月20日，中央统战部居然下达命令：一定要在国庆节之前找到储安平，以确保首都的安全。这真是令人出离的愤怒，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储安平，能对你们的首都造成什么危害？（刘劭夫）
（12）
九三学社带着储安平的两个儿子，遍寻北京之后依然无果。到了两年之后的1968年，几个军装干部找到储望华，说是奉周恩来之命，成立了由公安部、统战部组成的储安平专案组，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查找储安平的下落。
后来有人杜撰出储安平的结局，一说是在北京某处跳河死了；一说是在天津跳海了；一说是在青岛跳的海；还有说他逃到苏联了；甚至还有人说他在江苏出家当了和尚了。这些说法纯属臆测，毫无根据。储安平这样的知识分子落到了那样的下场，他还会留恋生命吗？他还会毫无尊严的苟且活命吗？我们可以想见，当他从拘禁他的九三学社的小屋出走的时候，他已经抱定必死的信念了。他不跟任何人告别，选择了连尸首都找不到的死法，决绝的从这个世界消失。这样的自我了断的方式，才能为自己保存一点尊严，一点骄傲，才符合储安平的性格。
历史并没有把储安平真正翻过去。1980年，当中共为全国的右派“落实政策，予以改正”的时候，储安平还是未蒙皇恩，他跟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罗炳仁一起，成为“不予改正”的五大右派之一。邓小平是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的组长，是“反右斗争”的实际领导人，主持着全国的“反右”工作。对于“反右斗争”，当时邓有过一个结论。他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1981年在邓小平反右运动必要论基调的指导下，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指出，“这一年，（一九五七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我不清楚，中共包括邓小平是否知道，“反右斗争”对于全民族的伤害，对于数百万人的是一种怎么样的罪过？这些党国大员是否知道甘肃夹边沟“右派”死亡集中营的往事？难道轻飘飘一句“扩大化了”就能抹去历史的罪过吗？因为这五个“右派分子”，就能说明一场全国范围的文字狱合理合法吗？所有的“右派分子”都是在循循善诱之下给党提意见的，怎么就成了猖狂进攻呢？怎么就可以以言治罪呢？邓小平从来没有为自己在“反右斗争”中对几百万的“右派分子”所造成的痛苦表示过一点歉疚和悔恨。在“反右”这个历史积案上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强词夺理，不惜指鹿为马，不过是让人看清了邓某人的局限而已，与毛泽东庶几乎？（刘劭夫）
（13）
2015年5月18日，储安平的衣冠冢在宜兴落成，储安平的子女储望华、储望英、储望德等主持了落成典礼。所谓的衣冠冢，因年代久远，储安平的衣冠早已不可寻，落葬的陶罐里面，放入的是包裹在一方红布里面的储安平的一帧照片和一本书籍。当局安排了这么一个仪式，隐含了某种政治意味。魂兮归来！储安平的不屈的灵魂能否回到他的故乡不得而知。苦难的这一页是否真正翻过去了，同样不得而知。但是一代国之英杰，终于有了安魂之地，庶几可以告慰在天之灵了。
六十年过去了，“反右斗争”并没有随着这些苦难的英灵的逝去而成为如烟往事。执政的当局至今还欠着对他们一个真诚的道歉，甚至对欠着整个民族一个郑重的道歉。没有这个道歉，事情就不会过去。公道自在人心，公道自在历史。不管历史如何发展，不管过去多久，对于“反右斗争”没有一个对得起历史和民族的说法，这个民族的伤痛就不会痊愈。
实际上，中华民族对于“反右斗争”是集体失忆的。这当然是因为官方不愿意让全体人民记住这些苦难，因为细细的扒出这些苦难会令为政者尴尬不快。同时也是因为苦难接踵而来。当人们还没有从“反右”的惊恐中缓过神来，紧接着就是大饥荒，就是饿死几千万。比起填饱肚子来，言论和尊严又算得了什么？紧接着，刚刚解决了饥饿问题，“文革”又来了。一个苦难甚于一个苦难，一个苦难的受难面更大与前一个苦难。所以，我们的民族根本没有时间来反思所降临的苦难。等到一切的苦难似乎过去了，庙堂又告诫人民，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团结一起向前看。也就是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继续纠缠于历史问题似乎显得人民不够宽容大度了。不应该讳言民族的懦弱，尤其是它的精英群体知识分子。当毛的时代过去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并没有挺起脊梁，去追问“反右”的真相，去寻找湮没的灵魂，去救赎民族的罪恶，去反思苦难的根源。
我坚持认为，在一个国家的历史上，在一个民族的记忆里，那些由统治者所造成的巨大灾难，那些由统治者对人民犯下的罪行，会被化作一缕青烟，消失在历史的记忆里，那么，这个民族的苦难将会绵绵不绝。“反右斗争”，受难人数几百万，一大批的民族菁英被戕害，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被摧残，致使整个民族遭受重创的重大历史事件，如今竟然在我们民族的记忆里断裂和失忆，这是我们民族的耻辱，更是知识分子的耻辱。这样的民族凭什么受人尊敬？
记取苦难就是为了不再受难。与极权斗争就是与遗忘斗争。（刘劭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