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刘晓波之死是中华民族大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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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平民主转型的象征性人物

从八九民运到《零八宪章》,刘晓波先生一直是后毛时代中国民主运动最重要的民间领袖,也是中国式非暴力反抗路线的代表性人物。二○一○年,身陷囹圄的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是当代中国人从西方主流社会所获得的最高的道义尊重和最具权威性的价值肯定。从那以后,刘晓波更是成为世所公认、无可争议的反抗中共暴政的道义英雄和中国和平民主转型的象征性人物。

可以说,在八九“六四”之后的中国,对于人权、自由、民主、宪政的事业,还没有哪个人的个人影响力比得上刘晓波,没有哪一种转型方案的理性说服力超过《零八宪章》,没有哪一条转型道路的可操作性、现实可行性大于非暴力抗争路线。

事实似乎就是这样,凝聚于刘晓波一身的道义影响力、国内号召力、国际知名度,已经超过了中国异议、维权群体其他人士的总和。如果说,中国的人权、民主事业必须推出一位国际公认的道义英雄,那么,刘晓波不仅是首选,恐怕也是唯一之选。这倒并非是因为人们执意要把实现民主转型的宝押在刘晓波身上,而是客观事实如此,国际舆论如此,国内局势流变如此。

当代先知、圣贤的光辉行列

当然,对于刘晓波的言论、品行、业绩,对于他的道义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也充满了争议。即使是在追求人权与民主的同一个阵营之中,有的人有异议,有的人不服气,有的人很反感,这都很正常,正如莫罕达斯?甘地、马丁?路德?金、纳尔逊?曼德拉、昂山素姬的品行和业绩也曾经遭遇过无数的争议和质疑一样。

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屡败屡战、不屈不挠的抗争勇气,漫长而苦涩的政治犯生涯,拒绝流亡、坐穿牢底的顽强意志(注:刘晓波病危期间曾向当局、并通过朋友向国际社会表达了愿携带妻子出国治疗之意,此举与此前其宁愿死在牢里、也不出国避难的一贯立场相异。对此最合理的解释是,刘晓波自知不久于人世,欲将最后的生命奉献给爱妻刘霞,亦即,他申请出国的唯一目的并非为了自己“死在自由的土地”,而是为了让刘霞趁机获得自由),对普世价值的真诚信仰,对和平转型的坚定支持,对“以暴易暴”的彻底否定,大仁大爱、“没有敌人”的宽广胸襟,以及由此所获得的崇高声望和国际知名度,……这一切,已经让刘晓波进入了莫罕达斯?甘地、纳尔逊?曼德拉、瓦茨拉夫?哈维尔、昂山素姬们的行列,这个行列,就是当代先知、当代圣贤的光辉行列。

也许,刘晓波将成为绝唱

令人扼腕歎息的是,刘晓波逝世时年仅六十一岁──远低于中国人的平均寿命,而他的十一年刑期,也只剩下了两年多一点时间。让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刘晓波没有突然死去,如果他能像前三次那样熬过他的第四次牢狱之灾,刘晓波将会有什么样的个人命运:他会像曼德拉、哈维尔、昂山素姬那样领导自己的国家实现和平民主转型,进而成为首任民选总统吗(昂山素姬虽因军政府刻意阻挠而未能获得总统任职资格,但她仍然是缅甸首届民选政府的中心人物)?《零八宪章》又会有什么样的未来前景:会像南非《自由宪章》、捷克《七七宪章》那样成为全民认可的转型共识,进而在和平转型的进程中将宪章各项目标逐一达成且逐一超越吗?许多中国人──包括笔者在内──对出狱之后的刘晓波先生的未来作为、对《零八宪章》的未来前景,曾经抱有强烈的期待。

然而,人们的期待落了空,刘晓波死了,死于屈辱、寂寞的监禁状态之中。刘晓波空有曼德拉的传奇经历、哈维尔的抗争业绩、昂山素姬的国际声望,却没有曼德拉、哈维尔、昂山素姬走出监狱之后的辉煌晚年,他终究不能成为中国的曼德拉、中国的哈维尔、中国的昂山素姬。刘晓波之死切断了我们的“晓波梦”,这是中国民主转型事业的巨大损失,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

在当前中国异常严酷的政治气氛之下,产生出下一个刘晓波,大概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当今时代是一个犬儒辈出、而非英雄辈出的时代,国内政局返毛化,国际格局民粹化。也许,刘晓波将成为绝唱,正如失去梁启超之后的中国立宪运动再没有出现过第二个梁启超,失去宋教仁之后的中华民国也再没有出现过第二个宋教仁。

动向20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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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杨光:刘晓波之死是中华民族大不幸”的一条评论:

  1. 假如刘晓波用抵触论辩护法庭的指控,刘多半不会坐牢。所谓的抵触论,乃是,刑法
    中的『颠覆国家政权』,也可理解为『抢夺中共的政权』。如此理解之后,就可引
    宪法79条为武器,说刑法105条抵触宪法79条。不过,不幸的是,刘及他的律师们,
    都理解颠覆国家政权成『推翻中共政府』,用作武器的是宪法35条。而这个武器,
    刘晓波的前人如郭泉等等都用过,都不灵。律师们竟然重蹈覆辙,怎能算好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