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自由的发展》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的最新著作《自由的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于1999年年底由美国的阿弗雷德·克诺夫出版社(Alfred A.Knopf)出版。这是一本主要写给非经济学专家的普通读者的书,因此,尤其值得向一般读者大力推荐。

《自由的发展》一书的中心思想,用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阿罗(Kenneth J.Arrow)的概括就是,“经济发展,在本质上,也就是自由的增长。”针对那种认为穷国要取得经济发展就必须以牺牲自由民主为代价的观点——这种观点如今常常被冒充所谓“亚洲价值”,阿玛蒂亚·森通过历史事例、经验证据和严谨有力的分析,证明了,经济发展和自由民主绝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互相依存的。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对森教授的研究成果称颂备至。他说:“联合国在它的发展工作上,从森教授的睿智和良知中获益良多。”

《自由的发展》一书共366页,内容除序言外分为12章,涉及到人权、自由、市场、民主、经济发展、社会公正,涉及到人口问题、粮食问题、环境问题、饥荒问题、妇女问题、文化问题,等等。作者结合了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和经济学分析,一方面对若干复杂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另一方面又对许多重大的现实问题展开了认真的研究;一方面对社会上的种种弊病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另一方面又从政治决策的角度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因此,作者的这本书,不仅对学者、对知识分子,而且对政治家、对实际工作者都有很大的裨益。

在《自由的发展》一书里,作者进一步论证了民主是一种普遍的价值观。作者认为这个观点实际上是二十世纪的产物。在十九世纪,理论家们还在争论某个国家是不是适合于民主的问题。到了二十世纪,人们认识到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不需要判定某个国家是否适用于民主制,相反,国家必须通过民主制才能适应社会需要。作者尖锐地批判了那种以东西方文化差异为借口拒绝民主的观点即所谓亚洲价值,他提醒人们,提出这种观点并不是学者而是政客,而且就是专制统治者自己。

一班为专制辩护的人,常常举出印度作例子,证明穷国不适宜搞民主,证明民主不利于政治稳定,不利于经济发展。阿玛蒂亚?森正好是印度人,对印度的情况最熟悉。在这本书里他多次讲到印度的问题。作者指出,民主制在印度实行的相当成功,正是因为实行了民主制,象印度这样一个国土辽阔、人口众多、成分极为复杂、有着多种语言和多种宗教的国家,才得以保持了长期的和平稳定。印度的经济固然不够发达,但自从实行民主后却从没有发生过饥荒。阿玛蒂亚?森认为,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很复杂的,没有可信的证据可以证明专制有利于经济发展。学术界公认,要促进经济发展,需要实行开放竞争,利用国际市场,鼓励投资和出口,加强教育,而采取这些措施和民主绝无矛盾。

在谈到人口问题时,作者对中国的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和独生子女政策提出异议。作者认为,只要实行恰当的经济政策和文化政策,伴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用不着采用强制手段,人口的增长也会得到控制。他特意把印度的克拉拉邦(Kerala)和中国作对照,因为这个邦的种种情况和中国比较接近,事实证明,在降低出生率方面,克拉拉邦做得同样成功,而且由于没有采用强制手段,还避免了例如性别比例失调等许多副作用。其实,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人口增长过多的问题并不全然是自然的和必然的。毛泽东“错批一人,多生三亿”。再加上当年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客观上鼓励多生多育。中共在农村实行统购统销,给农民留下的粮食以人头计算,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口粮,在基本口粮常感不足的情况下,多生孩子就在所难免了。

对平等问题和社会公正问题的强烈关注,是森氏著作的一大特色。瑞典皇家科学院的赞词说,森氏结合了哲学和经济学的概念,从而使人们在讨论重大的经济问题时重新找到道德基础。《自由的发展》一书中的有关论述,对正在进行经济改革的中国尤其具有启发意义。

2.《民主模式》

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了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李基法特(Arend Lijphart)写的《民主模式》(Patterns of Democracy)一书。

对于一切关心中国民主转型和民主制度建设的人来说,这实在是一本非常重要的、非常及时的参考书。我希望这本书能尽快地出中文译本。

有关民主的书,中国人写了不少,也翻译了不少,但是在这些有关民主的书籍和文章中,讲理念的多,讲制度的少;在讲民主制度的书籍文章中,一般介绍的多,分析评论的少,个案研究的多,系统比较的少。若问起什么是民主,一般中国人,包括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甚至包括异议人士,常常只会说三权分立、自由选举这些原则、原理,若问起民主的组织形式,若问起民主的组织形式或制度形式有哪些种类或模式,不同的类型或模式是如河运作的,有哪些优点有哪些弊病,大多数人就知道得很少很少了。这当然也情有可原,因为我们中国人没有经历过民主,眼下还只是在争取民主,但是,民主毕竟不只是一套抽象的原则,它还是一套具体的制度和切实的操作,一旦民主转型起动,制度的选择和运作就立即提上日程。我们不能等到车子发动后才急着找地图找路标熟悉交通规则,我们必须未雨绸缪。

《民主模式》这本书,副标题是“三十六个国家的政府形式与运作”,讲的正是民主制度,既讲政府形式,又讲运作状况,既有介绍,又有分析,而且是系统比较。正是眼下中国人最缺少的、也是最需要的。作者李基法特是民主制度比较研究的权威,著名的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说:“我真想不起还有谁比李基法特更有资格写这种书。”

《民主模式》一书选取了三十六个国家作为分析比较的经验例证,它们是:奥地利、加拿大、丹麦、芬兰、卢森堡、挪威、英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冰岛、意大利、日本、荷兰、新西兰、美国、瑞士、爱尔兰、瑞典、德国、以色列、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法国、委内瑞拉、特里纳达、牙买加、波斯塔瓦纳、巴巴多斯、马尔它、希腊、毛里求斯、葡萄牙、印度、巴布新几内亚,以及西班牙。这三十六个国家都是在1977年以前就实行民主,其民主政府的运作至少有二十年的历史,因此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材料以便分析研究。至于那些后来实现民主的国家,如南韩、捷克、匈牙利、波兰、南非等国,作者没有列入研究比较的对象。

《民主模式》一书共351页,分成17章。作者首先把民主制度分为议会式民主(Westminster Model)与合议式民主(Consensus Model)两大类。所谓议会式民主,也可叫做多数主义民主,就是指多数派掌权执政,少数派在野反对,例如英国、美国。所谓合议式民主,是指各党各派都能分享权力参与决策,例如瑞士、比利时。然后,作者分别从政党制度、选举制度、行政与立法的关系、联邦制与中央集权制、立法机构、司法机构、内阁方式、利益团体的性质、一院制与两院制、中央银行、宏观经济管理等各个方面,以上述三十六个国家的经验为基础,进行比较研究,从而为读者提供了迄今为止也许是对世界范围的民主制度的最广泛和最深入的分析。在结论一章里,作者向我们推荐说,象瑞士、以色列一类合议式民主制要比英美一类多数主义民主制更好一些。这个结论和过去流行的看法不一样,过去流行的看法是认为多数主义民主制更好。作者认为,在推动经济增长、控制通货膨胀和失业、限制财政赤字等方面,合议式民主完全可以做得象议会式民主一样成功,而在政治平等、公民参与以及使政府的政策更接近于选民的偏好等方面,合议式民主可以做得更出色。

作者也讨论了政治结构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不错,一个国家采取了某种政治结构或曰政治制度,那常常是受制于它的政治文化传统,但是反过来,政治文化也可能受政治结构的影响。两者互相影响,互为因果。这就告诉我们,在为未来民主中国设计制度构架时,我们既要尊重我们的政治文化传统,又可以有所超越。

3.《共产主义黑皮书》

《共产主义黑皮书》英文版(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出版了。1997年11月,法国的拉封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大部头著作《共产主义黑皮书》,在国际知识界引起很大轰动,被称为“一个世纪里的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的里程碑式的总结”。今年,美国的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的英文版,由墨菲和克来玛(Jonathan Murphy,Mark Kramer)二人合译,全书共858页。

《共产主义黑皮书》的重点是揭露共产暴政犯下的“罪行、恐怖和镇压”,其内容分为五部分,一、一个反人民的国家政权,记叙从苏联建国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为止的苏联专制镇压史,二、世界革命、内战和恐怖,记叙共产国际的有关恐怖暴力活动,三、另外一个欧洲——共产主义的受害者,四、亚洲共产主义,五、第三世界。由十一位学者分别写成。还有该书主编古尔多瓦(Stephane Courtois)写的长篇序言和结论。以上五部分基本上独立成章,尤其是第一部分,记叙苏联在列宁和斯大林时代的专制暴政,内容相当充实,一共有250页,等于是一本专著,在第三部分“亚洲共产主义”里,写中国的部分也有将近100页。撰写中国部分的学者名叫马尔格兰(Jean-Louis Margolin)。

《共产主义黑皮书》的内容极为丰富,我这里只向读者简单介绍其中有关中国的部分。

根据马尔格兰的研究,中国共产党革命,早在其最初二十年就导致了六百万到一千万人的死亡,这里还没有包括国共内战即所谓三年“解放战争”中的死亡人数。在1927-31年间,中共在江西苏区搞内部清洗,也就是反AB团运动,受害者多达十八万人,这次清洗运动比斯大林搞的大清洗还要早几年。在1946-49年间的所谓“解放区”的土改运动中,有两百万到五百万人被杀害。在中共于四九年掌权后,有大约两千万人被扣上“反革命”的罪名死于非命。在三年大饥荒(1959-61)中,饿死的人数估计高达两千万到四千三百万左右,这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在全世界的历史上都是空前的。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共产党专政,总共造成了大约六千五百万人的死亡。无怪乎在六四事件中,邓小平听说一共“才”死了一千多人甚至感到“惊异”,感到轻松。

和苏联、东欧各国的情况不同,在苏联和东欧各国,由于共产专制已经结束,当年的机密档案都大白于天下,因此我们能够比较准确地获得这些国家中受害者的各种资料和数据(除了被销毁和没有记录的之外);中国还处在共产党专制统治之下,中共犯下的滔天罪行,虽然这些年来也有所揭露,但毕竟还很不完整。例如大饥荒年代的死亡数字,现在就还没有比较准确的统计。多种消息来源证实,文革期间担任四川省革委会主任的张国华曾经讲过四川在大饥荒中饿死了八百万人。如此说来,整个中国在大饥荒中饿死的人数就很可能超过四千万。

毫无疑问,在中共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中,毛泽东负有最大的责任,特别是大饥荒和文革,完全是毛泽东一手搞起来的。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三年大饥荒,就没有文革。这是马尔格兰的结论,也是中外研究者的共同结论。

读《共产主义黑皮书》,令人心情十分沉重,尤其是中国人。别的国家虽然也经历了共产革命的深重灾难,但总算推倒了共产专制,清算了暴政的罪行,可是在中国,共产专制仍在继续,仍在对人民实行压制迫害,专制暴君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清算,甚至还在继续被捧为民族的伟人,民族的救星。我们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恐怖的时代,可是直到今天,我们作为见证者,还没有为这段灾难留下充分的证词。一切有良心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拿起笔来,为了我们自己,为了千千万万的死者,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

4.《一个幻象的历程》

近几年来,国人对“革命”问题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里所说的“革命”,是指对制度的根本改变,在很多人那里,它还特指采用暴力方式。所谓“革命”与“改良”之争,所谓“革命”与“和平、理性、非暴力”之争,就表明了“革命”一词在当今语境中的大概含义。

然而,我们不应该忘记,在三十年前,在中国人的心目里,“革命”一词有着和今天很不相同的意义。它不一定专指制度的改变,也不一定和暴力手段相联系,譬如“灵魂深处闹革命”一语中的“革命”,显然就不含有上面两层意思。

在当年,“革命”的含义要丰富得多,也笼统得多。在那时,革命是一个神圣的字眼,也是一个令人疯魔的字眼。在电影《红旗谱》里,村姑春兰听她的男朋友讲了几次革命道理——那位男友对革命想必也只是一知半解——立即就对革命心向往之,在衣服上绣了“革命”二字去赶集市,引起众人关注。这个小镜头很能说明“革命”一词是怎样印入人心和影响人心的。到了四九年后,革命一词更是风靡天下,生活中的一切都成了革命,为革命而生为革命而死,甚至那些在各种革命运动中被定上“反革命”罪名不堪凌辱自杀的人,十之八九也不是躲避革命抗议革命反对革命,而是以死明志,证明自己是“革命的”。

在当年,革命一词的含义极广,几乎包罗万象。革命是手段,也是目的,是现在,也是未来,是有限的目标,也是无穷的追求,是具体,也是抽象,是事业,也是品质,是计划,也是精神,是理论,也是实践,是历史的宿命,也是人生的意义,是理性,也是激情,是客观规律,也是主观意志,是观念,也是信仰,它是国人的宗教,一套世俗的宗教,比宗教还无所不包。如果我们忘记了革命一词在当年人们心目中的全部意义,我们就忘记了当年的我们。如果我们不理解革命一词在过去几十年间的演变,我们就不理解过去几十年的历史。

著名的法国历史学家弗郎索瓦·福亥(Francois Furet)在1995年出版了《一个幻象的历程》一书。该书出版后立即引起巨大反响,被译成十三种文字。去年,1999年,这本书的英文译本《The Passing of an Illusion》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译者是作者的遗孀德波拉·福亥(Deborah Furet,作者本人已于1997年去世)。

《一个幻象的历程》一书共596页,内容分为12章,还有一则前言一则后记。这本书的主题,就象它的副标题揭示的那样,是论述“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理念”。也就是说,它是从理念的角度全面反思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历史。

意味深长的是,这本讲共产主义理念的书,却并不是从共产主义理念开始讲起,作者首先讲法国大革命。第一章“革命的激情”就是讲法国大革命。这当然不是因为作者本人是研究法国大革命史的专家。作者先讲法国大革命,是因为他认为法国大革命和后来的共产党革命,首先是和俄国十月革命,有一种关联。作者承认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有很大差别,比如说它们的意识形态便很不相同。至于在共产党方面,我们知道,共产党一贯厚今薄古,它对先前的历史、先前的革命,包括英国的光荣革命和美国革命,都贬得很低,唯独对法国革命评价甚高,虽然都是所谓资产阶级革命,但共产党认为,唯有法国大革命最彻底。马克思就把法国革命当作革命的典型。相反,其他一些思想家,如阿伦特,宁肯把英国光荣革命和美国革命当作革命的典型。

不妨顺便讲一讲革命这个词汇的由来。对中文世界而言,认真说来,“革命”,就象“自由”一词,虽然古已有之,但含义与今义不同,所以应算外来词汇。在西方,革命一词获得现在这种政治含义,首先是在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当时主要是指教会的改革。革命一词出现在英语中,是在十七世纪克伦威尔时代,意指恢复旧秩序。这看上去和革命一词在后来的含义正好相反,其实不尽然。我们知道,REVOLUTION一词有圆周运动、循环、周期之意,这也就是周而复始的意思,回到原点,重新再来。由此可见,革命与复辟或者说与反革命,都可以说成革命——确有“反革命的革命”一说。越到以后,革命越是指从头开始,重新再来的意思,不破不立,大破大立,彻底砸烂旧世界,创建前所未有的新社会,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敢叫日月换新天,誓把山河重安排。革命让人摆脱历史的重负,摆脱影响的焦虑,摆脱日常的平庸,给人以开天辟地的创世之感,这等于把人放在了神、放在了上帝的位置。革命的令人着迷之处也就在这里。

福亥指出,在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之间,确实有一条相通的线索、激情和精神,那就是追求至善的内在冲动。这就是革命幻象的成因。我认为,作者的这一洞见以及他从法国革命、从革命幻象的成因入手,去分析去理解共产革命,的确是非常富有启发性的。

接下来,作者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讲到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讲到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讲到共产国家与自由国家联手抗击法西斯主义,讲到冷战和冷战的结束,共产主义的衰亡。作者仍然把重点放在理念方面,他分析了意识形态的性质,比较了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异同,讨论了民主与乌托邦之间的关系。福亥年轻时一度相信过共产主义,作为过来人,他对共产主义的解剖尤其有说服力。

因为是过来人,作者对共产主义为什么能吸引大批优秀人物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他认为众多精英被共产主义所吸引,在很大程度上还不一定是相信了共产主义所描绘的远景,更多的是他们不满于资本主义的现实,尤其是讨厌资产阶级,讨厌资产阶级的贫乏——穷得只剩下了钱。这一点在现在的所谓新左派、新马克思主义和各种“后学”那里表现得很明显,这些人现在已经提不出什么可以替代现存自由民主制度的另外的制度方案,但是他们就是反对资本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并且常常变成了反对现代化或现代性。

作者认为,共产主义的失败也是乌托邦的失败,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乌托邦的终结呢?这是否意味着,在既有的民主制度之外,人类就再也没有别的更好的选择了呢?人类是否从此就失去了革命的理想和憧憬了呢?在这一点上,福亥的观点和那位写《历史的终结》的作者福山比较接近,只不过福亥在作此结论时比较犹疑,还有些怅然若失。

福亥是法兰西学院院士,当代法国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是当代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这本《一个幻象的历程》是他的绝世之作,也被认为是他最精彩的一部著作。

2000年

《胡平文库》读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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