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代文化的两极
如果说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不能不把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回溯考察的源头，那么，近代便是中国另一个这样的思想文化的高度创新而又复杂矛盾的时期，因而对近代历史的研究，特别是思想观念的载体文化巨人的研究便有着重要的意义。虽然罗素说参差多态才是美，但后人对前代的多样性的评价不能取相对主义的态度。本文论说的鲁迅和王国维相差只有四岁，都是19与20世纪之交成长起来的中国文化大师，他们的人生历程和思想观念表现出的很大程度的同与异，也自然与一个变动而多彩的时代相关联，也对后来者有重要的启示。
在人类的文明历史中，只有在极少的时期里，思想文化上呈现出一种近乎单质的状态，社会人生的丰富复杂性总是在人的精神上反馈出斑斓多样的色彩。中国古代有诸子百家，作为统治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里也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特别是进入近代社会，中国历史遭遇千古未遇之变局，遭受西方列强侵凌的中国不但发生社会结构的复杂变化，文化观念上更是多元地破碎和碰撞。在清末民初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渐的强大西学与顽固又衰弱的华夏上国的传统思想在中国的精神天空交集，正如阳光照到了三棱镜上，或打翻了五味瓶，表现为极度的多彩而又混乱的格局。单从对政治制度的价值追求上来说，固守旧的君主制的，君主立宪的，排满复汉的，革命共和的，便有多家的争鸣，整个精神文化上可想而知其多样复杂性。鲁迅与王国维都由于在多领域文化上的贡献而被人们推崇，从纯粹学术上他们对古代小说史和戏剧史的贡献不相伯仲，但两人的差异也很大，一直与时代浪头搏击的鲁迅却称王国维“属于遗老”（《而已集。谈所谓“大内档案”》）；再从辫子上也可看出，鲁迅早在初到日本留学时就剪了可憎的作为异族奴役象征的发辫，而王国维在共和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发出剪辫令后依然留辫到死，两人在社会政治思想立场上的差别可谓巨大。因此，将两人作比较研究，发掘近代历史的复杂丰富性意蕴和文化人的差异选择，就不能局限于单纯的学术领域，而应该在广阔的视野下考察两个人的异同和丰采。
作为文化巨人，鲁迅与王国维虽然在多个领域都有所贡献，但从偏重甚至本质的不同上来看，鲁迅首先是个介入时代风云的社会批评家，而王国维却是个与现实相当隔膜的书斋里学问家，这是第一个特点，从简单罗列出个人的文化成就可以看出，鲁迅创作比学术多，创作里又是杂文多；而王国维却大部分是远古的文史考证学问类成果。第二特点是鲁迅有清醒的社会改造的抱负，关注现实政治，积极投身社会思潮斗争，思想不断进步，由清末的革命派到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健将、二十年代封建军阀帮凶文人的论敌到三十年代反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国民党专制政权，他始终是政治上最进步力量的同路人；而王国维在维新派的《时务报》社开始闯世界，学术思想上非常现代开放，政治表现上始终局限在臣服满清政权上，清末在朝廷的学部任总务司行走到图书编译馆编辑、辛亥革命后再作为民国残瘤的溥仪小朝廷任南书房行走，是逆时代而行的遗老。第三点由于王国维的自溺之死而突现，他与鲁迅都有隆重的死亡意识，但鲁迅是反抗绝望，向死而生，为自由而生；王国维则是向生而死，为自由而死。他们由此成为近代文化史最有意味的两极文化人的代表。
二、新学选择的出发点
作为古代中国的最后一代文化人，鲁迅和王国维都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但他们在文化史上的意义，更在于他们又是近代第一批真正的向世界开放的中国近代文化的创新者。鲁迅1881年生于绍兴，王国维1877年生于海宁，相差只有四岁，两人都出生在传统中国文化底蕴深厚的浙江北部，是书香久传的封建士大夫家庭，少小时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又逢家道衰落，传统的科举致仕道路不顺，便被时代的新风气所吸引，学习西方，成为中国新文化的创造者。1898年对两人是一个重要的年份，鲁迅到南京的洋务派学堂求学，王国维到上海《时务报》馆和东文学社半工半读，是向新学跨出人生的重要一步。1901至1902年，两人又到作为通向西方的桥梁的日本留学，由看身外世界到走出国门，开阔了视野。当他们从事文化创造的时候，译介西学便成为共同的特征，而通过对他们西学的不同选择的分析，可以看出两人文化创造上的多领域交叉又于批评家与学问家不同偏重的特征。
鲁迅和王国维接受西学的选择与他们的环境有关，他们的有意识的追求更为重要。鲁迅在南京和日本，王国维在上海和日本都有接触世界文明的机会，他们现实学习自然科学，如鲁迅学过医学，王国维学过农学物理学，接受现代科学的影响，同时又接受西方哲学和美学。他们的西学选择的心理动因并不一样，如果说鲁迅的根本特点在于救人，那么王国维在于救己，而这种差别对他们各人的人生有重大的影响。鲁迅因救像父亲一样的病人选择学医，更为救国民的精神之病而弃医从文，译介西方哲学和文学，精神是扩展的，为救国而启蒙和“立人”（《文化偏至论》）。王国维则为救己而放弃自然科学，接受西方哲学，主要是立足个人的精神寄托。鲁迅此后时时返顾批判传统，在西学上也不断进展。进入现代时期，鲁迅参加新文化运动，引进现实主义文学，理解支持社会主义运动，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与时俱进，始终搏击在中国社会越来越深入的变革的潮流的前头；而王国维止步在近代的西学，便过早返回到“价值无涉”的传统学术整理了，成为更激进的现代社会变革的落伍者。当由西学回顾传统，创造新文化时，鲁迅更关注传统的入世文化、激进思想，而王国维更重视传统的出世文化（如《〈红楼梦〉评论》）、文人雅趣（如《人间词话》）；鲁迅偏向于展现价值判断的好与坏，善与恶，多有杂文和小说创作，王国维偏向于价值无涉的认知上的是与非，对与错的纯粹学术研究，成果多为学术论文。
从接受西方哲学上来看，鲁迅和王国维接受西方现代哲学的影响，主要是德国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叔本华和尼采的意志哲学都是他们关注的。两人都在哲学领域里为西学东渐做出了贡献，但从根本志趣来说，鲁迅是为被压迫民族的抗争，立足于启蒙救国；王国维则为解决个人人生的烦恼。鲁迅关注的是从施蒂纳、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的“新神思宗”，关注“个人”观念，肯定“惟此自性，即造物主。惟有此我，本属自由”（《文化偏至论》），呼唤的是“精神界之战士”（《摩罗实力说》），对个人的强调是偏重个性解放，为个人指涉社会改造提供强大的精神意志，并由启蒙而使人人发挥个性，从而让积弱蒙昧的国民获得精神解放，从而解救国家危亡，使中国现代化。王国维在价值观上则偏重于从康德到叔本华的个体安身适命的哲学，几乎与社会变革无涉。因而鲁迅关注发挥能动意志的抗争的尼采，而王国维更关注消极避世、唯求自我解脱的叔本华，接受“个人”观念却着意于人生欲望苦海中的解脱，强调“意志之寂灭”与“自慰藉之道”（《叔本华与尼采》），不具社会改造的能动指涉性，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他们对西方哲学有差异的选择一样有开新的意义，他们选择的都是西方的现代生命哲学，而时代的主流却更关注西方的18世纪的理性主义启蒙哲学，他们都有超前性，但他们之间在新学选择的出发点存在的差异也是明显的。
三、先驱与遗老
鲁迅在著作中多次提到王国维。如在1922年就评说王国维“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热风。不懂的音译》），在王国维自溺半年之后评论到王国维：“独有王国维已经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是老实人；但他的感喟，却往往和罗振玉一鼻孔出气，虽然所出的气，有真假之分。所以他被弄成夹广告的Sandwich，是常有的事，因为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而已集。谈所谓“大内档案”》）。这确是鲁迅对历史人物的一贯精辟之见，“遗老”的定性只涉及王国维的社会政治方面。鲁迅注意到王国维，而在王国维死前却没有对“新文学开山”（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的鲁迅给予评论，可以看出鲁迅的关注领域比王国维广泛，对时代各种文化思潮都有深刻观察力。
出于对国学大师的热爱和避讳，许多人反复为王国维辩护，说他不是遗老，理由虽可扯出种种，却不敢正视铁的事实。辛亥革命之后，光复共和观念深得人心，袁世凯正是在迎合这种时代观念情况下，篡夺了革命的胜利果实，取代孙中山为民国大总统；同样是这样的观念，他的复辟帝制梦没有得逞，但他留给了民国一个“残瘤”，即溥仪小朝廷。虽然王国维在辛亥革命前已到清末朝廷任职，但革命期间流亡日本，1916年正式回国后没有立即投奔旧主，却在1923年就任溥仪小朝廷的“南书房行走”，官封五品，还荣赏“紫禁城内骑马”。到1925年，冯玉祥发动“北京事变”，修改“清室优待条件”，溥仪被赶出故宫，全国民心大快，王国维就在狼狈出宫的旧朝遗老里，视国民军冯玉祥为“狂贼”（给溥仪的《上疏》）。他到清华国学院就职，根本原因还是服从溥仪的“降谕”，到1927年他还去看望租界里僻居的恩主溥仪。民国之后，虽有传统文化保守派，如熊十力、杜亚泉、梁漱溟、刘师培、吴宓等相当多的文化人，但他们并没有留恋封建帝制，何况视清廷为异族的光复观念下，连梁启超这样的维新派也放弃了晚清时的君主立宪思想。因此，王国维不能只算传统文化的遗老，他根本就是民国“残瘤”异族满清溥仪小朝廷的遗老。
王国维为什么会成为遗老？原因当然是多样的。首先，作为没有完全摆脱传统旧观念的文化人，“天子门生”、“皇家恩典”的荣耀自然有吸引力，根本原因是他没有那时代的应有的精神：光复与共和，他的文化创造本质上要么是近代的，要么价值无涉，他不具有现代中国文化人的某些重要品质。其次，他由于罗振玉和一些遗老朋友的影响，重友情，既给他传统旧思想的强化，又为他进残瘤小朝廷提供了机会。两者结合，他由政治思想上的遗老成为名副其实的遗老。不说民主共和观念了，就是对满清异族统治的认识上，王国维也极为落后。想想章太炎早在十二岁就明白“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认识到“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王玉华《章太炎思想的阐释》第563页），更不说郭沫若后来的《甲申三百年祭》的确实结论，精通经史的王国维不能不说在这方面是弱智。深受近代新学影响的王国维决不是文化上的复古派，也不能说王国维是文化的完全意义上的遗老，因为早期他的近代新学思想里也反对康有为定孔教为国教，提倡学术研究的独立价值，“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论近年之学术界》），甚至说出如此大胆的话“今日之时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时代，而非教权专制之时代”（《〈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在他作为典型遗老的二十年代，他的某些思想比过去倒是退步了，这在他的上给溥仪的《论政学疏》中可以看到，这也是研究王国维后期思想的重要文本。在文中，王国维首先不满辛亥之变后的中国几被新说所统一，以“新旧不足论，论事之是非而已”分析出君主专制不让立宪共和之国的结论，而欧战后西方人热心研究中国，则强化了他的东方君主制文化优越论。文中直接为满清统治辩护：“皇上俯临天下十五年矣。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孝定景皇后以不忍生民争战之故，让政权于民国，然宫禁未移，位号如故，此位号宫禁者，亦祖宗之位号宫禁也”，这明显是效忠于满清一姓异族之朝廷而已。
鲁迅不仅是辛亥革命的参加者，而且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在王国维死去的那一年又酝酿着更激进的转变，可谓与时俱进，始终搏击在时代浪头的先驱。王国维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敌视，可以从他多次拒绝到北京大学任教可以看出，因为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后来虽然抹不开面子只就任了通讯导师，看到北大新派同事发表《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反对满清遗臣抢占破坏古迹，引起王国维动怒，与北大绝交。即使在纯粹学术的文章里，王国维一提到清朝，总是称为“我朝”或“国朝”，以志奉清正朔。鲁迅在清末旧痛恨满人，有光复中华之志，一到日本便剪去了象征民族被压迫耻辱的异族辫式（《坟。杂忆》），到死前还念念不忘异族的压迫给国民性和知识分子精神带来的灾难。而王国维到死还挂念清庭残瘤，满清发式的辫子永远留在了头上。
四、生死问题与自由
谈及王国维不能不谈他的死亡之谜，生死问题是人生的大问题，鲁迅与王国维都有对死亡的浓重意识，而这与他们对自由的追求密切关联。但鲁迅是反抗绝望，向死而生，为自由而生，拒绝自杀，却又为自由之战斗而不愿出国治疗，以生对死作了最大程度的抗争；王国维则是向生而死，一旦他所执著的某种程度的思想学术自由遭受危险，他为自由而主动寻死，以死见证思想自由的神圣。
王国维的死亡意识由来已久，早在青年时期受到叔本华影响，以悲剧观阐释《红楼梦》，便认为人在世上为“生活之欲”所压迫，唯有“解脱”才能避免“苦痛”。解脱之道有两种，出世（指佛教出家）或者自杀，他认为“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自杀虽有“求偿其欲而不得者也”，但“苟无此欲，则自杀亦未始非解脱之一者也”，虽然他还怀疑“释迦、基督自身之解脱与否，亦尚在不可之数也”。他只好由哲学逃到文学，而文学也“以其示人生之真相，又示解脱之不可以故”（《〈红楼梦〉评论》），他又放弃文学钻入古史考证研究，以事实判断的智慧排挤价值观上的探求，纯学术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只是冲淡和延宕了死亡意识，终于在他“五十之年”，感到“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遗书》），最终选择了自杀，也是对苦痛人世的解脱吧。
那么为什么最终发生了自沉颐和园的悲剧呢？世人争议很多，最现实的原因主要有殉清说，与罗振玉关系破裂说，南方北伐形势说。之外，陈寅恪的观点影响较深远，主要有三个要点，一是“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二是“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三是“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碑铭》）。应该说，以上的各种说法各有道理，但合在一起辨析，才能得出更科学而全面的结论。王国维是满清遗老，溥仪尚在，不值身殉，但溥仪仍是他自杀的因素之一，1927年初，王国维曾经去天津觐见过溥仪，见到“皇上”欢乐如常，不思复国，非常失望，十分愤慨，竟在返京后气得吐血，这使遗老的最后的政治梦想破灭。王国维重友情，而罗振玉是他的恩师和挚友，又是儿女亲家，双方因故闹翻脸，对王国维的人伦情感依赖是个重大打击。至于南方蒋介石发动政变屠杀友党，国民军北伐兵燹及北，对王国维也是个惊吓。梁启超看时事应比王国维开明，更能显示当时一般知识分子的感受，连他都认为“近来耳目所接，都是不忍闻不忍见的现象。河南、山东人民简直是活不成，在两种恶势力夹攻之下，全国真成活地狱了”（《给孩子们的信》），还有“整天价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茶饭”（《与令娴女士等书》），可想当时王国维受到的惊扰很大，何况他的好友，一贯顽固反对新思潮的叶德辉在湖南被革命派处死，“在当时引起很大的震动”，得到一些文化人如章太炎的同情和悲悼呢（《叶德辉评传》第58页）。
虽有以上三方面现实的问题，王国维也并不一定非要自杀不可。而他准备自杀期间的平静和清醒，也使人感到他的人格和精神的伟大成分。当6月2日（农历五月初三）王国维早上像往常一样离家到清华研究院上班，妻儿和师生都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异常，而此时遗书就在他的口袋里，过一会儿他将投湖死去，这是有何等的自制力，何等的与死亡的没有恐怖不安如平常的约会！王国维自杀是他的死亡意识由时事的促发而复萌强化，他感到一种最宝贵的东西将失去，他唯有主动解脱生命才能永恒占有它。这是什么呢？只能是如陈寅恪所说的“思想自由”，尽管其内容有遗老的旧观念，而其形式则是永恒的正义。不管是思想出什么内容，思想自由的形式都是最宝贵的，他在溥仪的南书房“行走”，民国遗瘤的皇权也没有侵犯他的思想自由，而现在新的激进力量不但要改造社会，而且要控制和改造人的思想，不管这思想比旧有的自由思想是先进还是落后，它的强制性就是侵犯了思想自由原则，这是王国维不能忍受的。他唯有主动走向死亡来拒绝思想控制，为了自由的生而死，以死获得自由的生。
鲁迅的死亡意识不比王国维弱，打开他的二十年代的《野草》，死亡气息扑面而来，到他1936年死前，在《这也是生活》、《女吊》等文中他反复与死辩难，却与王国维相反，决不自杀，向死而生，抢着时间与现实的黑暗作斗争，即使宿命的生理死到来，他仍是“要赶紧做”（《死》），以生向死做最大的抗争。如果说王国维自杀的意义在于捍卫自由，这自由是个体的，消极的，而鲁迅向死而生是积极自由，主动承担社会改造的道义，并将自己的自由意志投入这改造中，这是积极的自由。
五、文化贡献的多样
郭沫若曾经说“在近代学人中我最钦佩的是鲁迅与王国维”（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尽管两人有以上的种种不同，他们都是有巨大创造力的学养深厚文化大师，对文化贡献是多样的，并有长远的影响，两人构成近现代文化史上的两座高峰。
鲁迅由对西方哲学的选择而鼓吹西方的以拜伦为宗主的摩罗诗派诗人的美学风格，“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摩罗诗力说》），这是激进启蒙主义的浪漫主义美学。而王国维在《红楼梦》研究里，信服了叔本华悲观主义的“人生就是悲剧”的观点，以贾宝玉之“玉”为生活之欲的象征，人在欲望苦海，所需要的是解脱，“而《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苦痛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出”，而“美术之价值，存于使人离生活之欲，而入于纯粹之知识”（《〈红楼梦〉评论》），是为悲观消极人生态度的美学。鲁迅后来在创作和理论上转向为更切实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王国维在《人间词话》等著作中，取古典的中庸的文人趣味。
鲁迅与王国维在文艺观上最大的不同，正如他们在接受西学的选择上一样，王国维强调艺术的独立性，游戏性，鲁迅也尊重艺术规律，但更考虑文艺在精神启蒙上的作用。王国维的文学观纯粹而又高蹈，有贵族气。他高度重视文艺的作用，将哲学与文艺并立：“人于生活之欲外，有知识焉，有感情焉。感情之最高之满足，必求之文学、美术；知识之最高之满足，必求诸哲学”（《〈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认为两者是天下“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夫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整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其有所发明此真理（哲学家），或以记号表之（美术）者，天下万世之功绩，而非一时之功绩也。唯其为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此即其神圣之所存也。”在《文学小言》中说：“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人在社会生存问题解决以后，有精神上的剩余精力，可以从事游戏活动，而“文学、美术亦不过成人之精神的游戏。”这是第一次把从康德、席勒到叔本华的“游戏说”引进中国，是对传统文艺载道文学观的突破，对同时代维新派启蒙家梁启超的过于强调文艺为救国服务工具论也有纠偏作用。以游戏为文学的本质，王国维反对两种文学，即“哺啜的文学”与“文绣的文学”，前者以利为目的，后者以名为目的，都不是真文学。王国维认为文学是“天才游戏之事业”，需要“敏锐之知识与深邃之感情”。与鲁迅的平民意识相反，王国维推崇天才论，看不起民众，有精英和贵族观念。
鲁迅和王国维虽有美学价值观的偏好之异，但在中国宣扬美学教育上，做出了时代先驱者的贡献。王国维编辑《教育世界》杂志而关注美学教育，1903年王国维的《教育之宗旨》认为除“身体之能力”的体育外，“精神之能力”为培养真善美“三德”，“分为三部：智育、德育（即意志）、美育（即情育）是也”，“美育者，一面使人之感情发达，以达完美之域；一面又为德育与智育之手段。这是在中国教育史上首次提出了”美育“的概念，而德智体美教育的划分影响深远，再经过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的提倡，现在已成定论。王国维受康德的影响，将自在之物与现象世界分开，以美学为沟通两者消弥分裂的桥梁，带有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特征。如果说王国维只是在杂志上鼓吹美育，那么，进入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科长的鲁迅，则在制度上规划美学教育。鲁迅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更细致地拟定社会教育司有关部门美育的措施在于建美术馆、办美术展览会、奏乐堂和文艺会，还要保存美术遗迹，开辟公园等。鲁迅将美术的起源追溯到远古，以古希腊为例，强调人的知觉与自然的关系，带有唯物主义的特征，当然，在30年代的《门外文谈》中，鲁迅的唯物主义美学更为丰富和成熟。
鲁迅与王国维都是近代中国的难得的文化创造大师，它们的文化贡献是多方面的，影响是深远的。对于鲁迅的一生来说，他的主要精力投入和贡献在外国新文艺思潮的译介、文学创作和社会评论上，而王国维则人生的主要光阴花费在以西方学术思想进入中国历史考古领域研究，取得了别人难以企及的巨大成就。郭沫若称鲁迅的《鲁迅全集》与王国维的《王国维遗书全集》是“‘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一对现代文化上的金字塔”（《鲁迅与王国维》），它们都是我们民族贡献于世界的宝贵精神财富。
2008-11-18槟郎于江宁书香园
来源：参与
《槟郎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