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即将过去。回首一年来的国内、外民运,今年可谓是此起彼伏,波澜壮阔。一年来所形成的民运新格局,必然在今后产生深远的影响。在严酷的环境下,国内民运多年来浮在面上的总是有赖于“签名运动”。丁子霖教授痛失爱子后,遍寻“六四”难属,实实在在地以此为契机拓展民主的空间,达到了一定的基础。各地民运人士在名教授、名学者的带动下,时不时对时政发表看法,写写公开信,搞搞签名,也让外界听到国内一些不同的声音。但是,在平时通讯中还经常夹杂一些不和谐的杂音:某名人与某名人的互相攻击,嬉笑怒骂、淋漓尽致。海外民运间的门阀主义通过国内代理人,不打折扣地输入,不惜浪费大量的资源,闹得不亦乐乎。国内正直的民运人士扼腕痛惜,然而无可奈何,也许是早期的磨合吧。某些人签名多了,自然成了“著名”的民运人士,外媒一采访,信口开河,其素质之差令人瞠目,以至许多人都侧目其旁而不敢贸然加入。“著名”者也怕加入的人多了,分享他们的名声资源。毕竟他们中的许多人坐过牢,有资本,待价而沽,足以充任海外的某些人的个人资源。少数这样的人糊里糊涂,有奶便是娘,稍经调唆便可策反,纵然买入也是废物一个。

1998年是民运史上难得出现蓬勃生机的一年,新年伊始,国内许多关心政治前途的人们从外台的新闻广播中听到有个叫王炳章的,从南方入境“风风火火闯九州”,一路北上。大家在关注,手心捏着汗,默默祝愿他突破围追、堵截。圈内、圈外的民运人士从这一路的消息中,捕捉到几点信息:一、海外想要有所作为的民运人士急欲促进国内的政治改革,打破“万马齐喑”的沈闷;二、王炳章放弃海外优渥的生活,为中国的民主事业甘蹈险地,无畏精神鼓舞国内人士;三、王炳章一路宣传政党政治,鼓励大家以结社自由来冲击党禁,有志者不妨起而行之。该事件虽以王炳章被捕、驱逐结束,但是平静的国内民运圈被激荡了。

于是,在武汉秦永敏先生成立了“人权观察”并提出注册;

于是,在浙江杭州有几位青年知识份子商讨成立“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提出注册,并陆续扩大到十几个省市。中国大陆掀起一轮冲击党禁的民运高潮;

于是,彭明先生的“中国发展联合会”、安钧先生的“腐败行为观察”相继成立;

于是,林牧老先生也并行不悖地组成教授级民运团队“自由公民运动”;

于是,徐文立先生也先后成立“办公室”、“京津党部”,希冀一显身手;

更有许多具有良知的独立知识份子对国内外政治形势不断地呼吁、上书。

屡打屡起的多处民运团体和个人以自身的经历向世人昭告了打压者的真相,促使他们极不情愿地露出狰狞面目。

海外某些人多有对王炳章的微词。其一是所谓“冒险”说──闯关是王的冒险行为。然而国内的民运人士却很赞赏这种“冒险”行为,还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冒这种险。其二是所谓“危害”说──王的闯关与国内民运人士接触会连累他们被打压。然而国内民运人士都清楚,搞民运本身就随时会遭打压,我们都不怕,何须海外的清谈者悲天悯人。其三是所谓“坏人”说──王炳章这个人很坏、坏透了,你们不能与他往来。无独有偶,国内当局也这样说,而且,同时还说每一个参与民运的都是“坏人”。面对海外少数人的这种高见,国内朋友只能哑然失笑了。国内民运人士对外面世界的评论很无奈,也百思不得其解。某次,有位与王炳章闯关时见过面的朋友告诉我,他同王见面后被海外的某人骂得要命:他是某某的人,怎么王就捞过界来同他见面呢!一语道破天机:对王炳章的种种非议来自于妒忌,来自于他们在国内划分势力范围、把国内民运人士当作个人资源的私心,以致中国民主党在组建过程中,某些人总是视其非我族类,有意无意地在媒体上进行贬损。尽管民主党筹委会多次郑重宣布以平等、谦虚之心对待一切海内外民运团体和个人,愿与一切海内、外民运团体和个人维持良好的伙伴关系,响应者总是寥寥。还是那个许多正人君子看不顺眼的王希哲上下打点、多方张罗,筹委会一成立立即与连胜德、徐文立写信呼吁支持;筹委会遭打压、遇困难,联络海外各路朋友声援相助。更可贵的是他对国内各地朋友都是平等相待,从不指手画脚,应了他当初“为国内朋友服务”的承诺。海外筹委会还是在我们再三委托要求下才成立的。

国内的组党活动,实在理性得很。大家应该记得,浙江筹委会一直没有设立负责人,日常运作以集体领导。全国筹委会也一样,大家虚位以待,只希望有一个民主的运作程序,从起始就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负责人在条件成熟后由每个成员投票选举产生。这样的机会也提供给所有海内、外的民运人士,绝无门户之见。我们所做的,正是某些人所提倡的“基础”工作。略感遗憾的是,他们在事实上对这个“基础”不屑一顾。

刘青先生在百忙中拨冗垂询了浙江筹委会的工作,明确表示了对组党的肯定并愿意相助。这真是一件大好事。因为先前流传一种说法,认为“组党”和“人权”是两码事,“组党”仅是为谋一党私利,“个人自由”才是民运的目的。这很有些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无聊争论。假如政治多元化了,个人自由岂不也争到了。假如每个人都有了个人自由,组党就像摆摊一样方便。再说,人权也包含了结社的权利。我想以海内、外诸多衮衮圣贤,谅不致对这个问题还要启蒙。看来理解、对话非常重要。海内、外的团结非常重要。作为一个政治家,宽阔的胸怀非常重要。

民主政治不是狂妄者的游戏。民主政治对那些未来领袖们德行的考量显然要严于普通人。民主体制的运行必须制约人性的弱点和缺点。当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在社会活动中得到锻炼、自我完善,仍不失为一个好的政治人物。凭着“哗撒撒”对别人颐指气使,甚至收买、分化非嫡系的民运团体,总令人厌恶。“从山上下来”作为资本,也实在是街头痞子的德性。民运诸君,请好自为之。

据说,台湾在民主化的进程中也曾发生过许多令人不快的事件。但是随着政治上的成熟,今年的“三合一”选举中各方都显示出了非凡的风度。我希望海内、外的民运人士从中得到教益,加强个人修养,再也不要做亲痛仇快的事了。

有些问题总是困扰着我:我们既然投身民运,为的是建立民主政治体制,为什么还有人对权欲那么向往呢?在民主体制下,权力来自于人民、来自于人民的选票,为什么不克制一下人性的负面,给别人一个好形像呢?

国内民运举步维艰。海外还时不时有人把大字报式的内斗信件转入国内,吠声狺狺。特别是在白色恐怖极重的“审判”期间,不积极声援、呼吁,还对专制的受害者污蔑漫骂、落井下石。这样的“民运人士”连起码的做人道德都没有,令人齿冷。

在中国投身民运就注定要放弃自己生活中的许多。为什么就不能放弃个人恩怨、放弃那些不理性的行为呢?大家都知道,目前的民运无非是一种道义力量,往往以个人人格价值来体现对人类进步的追求。为什么总有人喜欢咬别人的脚后跟呢?假如民运内部有强大的正气,根本不会有这种人的市场。

精英政治也罢,平民政治也罢,假如国内民运被打压殆尽,海外诸君意下如何。为什么不积极协调,尽自己的力做一些正面的事呢?为什么好不容易有人出来协调,就有人酸溜溜地放冷箭,到底在帮谁的忙呢?

我从目前的寒流看,国内民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战略性的暂时停顿很必要。巩固阵地、夯实基础,“蓄芳待明年”。但是我们不会退缩。海外诸君是否在今年“联席”、“圆桌”会议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和教训,进一步协调团结,规划、商讨下一步运作计划。

乌云又重新聚集到我的头上,不知道我还能有多少时间为民运做些事情。但是不论我在哪里,这份信念不会改变。我和我的朋友们会利用一切可能的空间继续做一些踏踏实实的事。以一个卑微的我,能为中华的历史发展做些促进工作,是我生命的升华。

(1998.12.20)

《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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