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已成为一句文过饰非的习惯用语。

所有在“万丈光芒”照耀下被刺得睁不开眼睛的人,所有权势显赫却不得不屈辱求存的人,所有助纣附逆却又不愿承担责任的人,都会不期然地想到和运用这个说法。

但是,这只不过是“过去式”。当毛泽东的遗体“安祥”时,当作践得天怒人怨的政权四面楚歌时;当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邪风刮遍中国、社会严重分配不公而使学生愤起抗议绝食时──赵紫阳先生委婉地对来访的戈巴契夫说:“重大问题,邓小平同志说了算”。今天,又一个熟悉的声音传进了我们的耳膜:“他是中国的第一号人物。我还是只能听他的。”看来,说这话的人也难逃赵紫阳的覆辙,因为“党内”有些事从来都是做得说不得的。

共产党的思维模式历来是唯上是从。虽然历史已经证明“英明伟大”如毛泽东者,也不是完人、全人、圣人;他们个人的意见也不见得是金科玉律。但是为什么现代迷信仍是这般根深蒂固呢?问题也许就在于这个政权缺乏现代政治意义上的民主程序。它绝不是民主政权。中国社会缺乏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大大小小的官吏们没有一个是民选的。没有民意基础,也就无需代表民意:上司看中了,自然就可以得到提拔;谁一旦坐上了这把交椅,就只能是对上司负责了。“当家作主”的中国人民曾经投票选举过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官员吗?而那些官员们正代表着全体老百姓,处理着国际和国内大大小小的事务。

笔者所任职的杭州闸口地区,近年数次被洪水所淹,低洼处的民居污水深达胸口。负责城建的副市长前来“视察”,西装革履,临水作秀。遭水患困顿的居民上前请求解困。不料,这位副市长冷冷地抛下一句:“我们也无能为力。”就钻进轿车绝尘而去。闻听此言的居民不禁忿然,但也无可奈何。他们见我肩扛摄影机,以为是个大记者,就向我倾诉不平。我只好解释说:“这个副市长如果是你们选举出来的,绝对不敢说这句话,因为他顾忌你们的选票,会断了他的官运。今天,他至少会安慰你们说‘我们正在努力解决’。可是他这个副市长与你们有什么关系?共产党里至今没有引咎辞职的官。”

“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决不是偶发事件,因为共产党长期来都把“民主”看成是洪水猛兽,至今仍作为“敌对组织”的专利来对待。当国家最高职位可以私相授受成为一种个人之间的恩惠关系时,下面各种裙带关系,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贪污腐败盛行也就不足为怪了。

有朋友自海外来,我特意打听民主国家的“干群关系”。朋友讲,在那些国家,当官的怕老百姓,因为老百姓手上的选票是决定他官运的关键。当官的不得不关心民瘼,经常去自己的选区了解老百姓的要求,尽可能地为选民解决各种问题。在民主国家,越没有地位的老百姓,生活的自由度越大。哪像中国的老百姓,在被操纵的选举下,代表自己的“人民代表”的驴头马面都不曾看清,更不知道那些代表在黑屋子里代表谁讲话了(那是国家机密,当然不能让老百姓知道。每次人大一开,就有许多政治活跃人士被严密地监控起来)。中国老百姓有了冤情求告无门。信访室里人满为患。连小小的芝麻蒜皮的事,都要化上老百姓几年的精力。这种现象实在是“中国特色”了。人类历史即将进入21世纪了,“老百姓怕官”这个封建专制社会延续了几千年的现象,在我们社会仍然存在,也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固有陪奁[lian2].

有一则古老的寓言,讲一对拖鞋的故事。皇宫里一对拖鞋夫妻在夜深人静时窃窃私语,抱怨自己被压迫的命运,不想再被人拖来拖去,希望变成人。上天使它们如愿以遂,做了人,过着男耕女织的悠闲田园生活。没想到地方小吏来了,横征暴敛、强凶霸道,无法忍受。于是又祈求要当官。上天也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但是不几天,上面的大官来“考察”了。被勒逼不过,这对夫妻再次祈求升迁。可是大官上面还有大官,一路祈求升迁,最后做了皇帝,君临天下,好不风光。然而好景不长,外国打进来了。这对夫妻不愿成为崇祯皇帝,再次祈求还原成拖鞋。

我想这对夫妻一定生活得太早了,早得来不及发明“主权”这个时髦的挡箭牌。要不然,他们大可不必为自己的皇位担忧。一切生存在专制独裁者下面的人,总是惴惴然朝不虑夕的,没有一个民主制度、一个人权法则来保障他享有的在法律范围内的起码权利。民主的、真正独立的法律绝不是某个政党或某个既得利益集团为自己的私利而制定的。这样的法律才具有权威、才不会人亡政息。依据这样的法律建立起来的社会才具有稳定性,而不用以暴力强权来维持“100年不变”。这样的政权才会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无需像过街老鼠一样被人人喊打。

中国老百姓希望社会进步,希望通过政治改革使中国社会适应于现代国际民主主流社会,让老百姓能享有天赋人权,享有自己的政治权利。实在不希望中共“党内民主生活”再发生不正常了。说到这里,读者诸君也许会指责我,你老朱又不是共产党员,中共“党内”民主不民主关你啥事?我要说明的是,我们目前的政权结构中,谁也分不清何谓党、何谓国,比如明明是老百姓缴的国税,却被作为“党税”为共产党养育“党指挥”的军队、为党服务的警察。明明是对共产党的某些问题提出批评,就被说成是“反华”、“危害国家安全”。

杭州人的乡音颇具古风,往往在语音中带着大量的仄声,“老百姓”的“百姓”听起来近于“不幸”。我只能用杭州话来长叹一声:“我们的老百姓为啥老是不幸!”

(1999年4月)

《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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