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25日

这个学期我在清大开设的课程,是《纪录片中的中国》。宗旨是希望学生通过影像作品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尤其是那些边缘性的,被忽略了的,然而值得去挖掘和深思的中国的面向。上一周播放的《长城外》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这部华裔日籍导演瀚光执导的纪录片,展现的是1989年“六四”事件后陆续流亡到西方国家的一批中国人的故事:他们的处境,心态,对国家的看法,以及未来的可能性。而在这些故事背后,真正处理的,是一个我们面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时候,明知其存在,但是很少触及的主题:流亡。

流亡这个主题,对于中国历史,至少有三个意义:

第一,流亡本来就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中国最早的政治流亡群体,是戊戌维新失败后出逃的康有为,梁启超这批人,后来的孙中山等是其延续;之后在中国的历史上,我们还看到了1949年国民党及其支持者的大规模流亡;1959年达赖喇嘛率领的藏人的出走印度;1997年之前,港人出于对未来的担心而纷纷移民加拿大,英国和美国;以及1989年那一场政治镇压之后的知识份子的集体流亡,这样的被迫流亡至今还在延续.因此,了解中国,也应当了解流亡群体和他们的故事。因为,离开中国这件事,本身就是中国叙事中值得审视的一部分。

第二,历代的流亡者,很多都是出于政治原因才选择这条道路。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对当时的体制和统治者不认同,甚至进行了反抗,因为失败而被迫出走的群体.流亡群体,实际上就是反抗者群体.尽管20世纪以来,史学界就一直在努力克服精英叙事的局限,但是习惯还是导致今天我们看到的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仍旧是统治者的历史为主,国家和体制为主,我们很少愿意去看,去思考反抗者的历史。而政治流亡,就是这样的反抗者的历史。

在《长城外》中接受採访的,有西单民主墙时期的徐文立,黄翔,有八十年代知识份子代表的高行健,郑义,也有八九学运的参与者如张伯笠和笔者等。你可以看到,一部流亡史,其实折射的也是一部中国当代民主运动和反抗的历史。这样的历史,当然是当代社会发展和转型中的重要的一部分。今天的中国问题论述,如果只是聚焦在太子党,国有企业,或者十八届三中全会,而忽略了民间发展的分析,就不可能有完整的前瞻性的认知。因此,认识政治流亡群体,有助于打破国家中心式的中国研究的范式。

第三个意义,比较而言,也许更具有个人性和精神性。那就是,我们从流亡,以及对流亡的思考中,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反思与提升。流亡作为一种世界现象,一种文化现象,不仅仅是中国才有,也不仅仅是现代社会才有。这种源远流长的历史行为,到底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立场和机会,让我们可以用流亡这样的方式,继续成为现实的参与者,我认为这才是流亡更重要的意义所在。

《长城外》中,郑义,高行健等人提出的一些对流亡的思考,因此而成为中国知识份子的精神建设的组成部分,很具有现实意义.这些感想,我放到下周的本栏中,再来跟大家分享。

文章来源:苹果即时

(接下篇)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