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

2013年12月02日

流亡有三种形态:因为被拒绝入境而滞留海外的流亡;因为躲避危险或迫害而离开当地在国内展开的,也是流亡;第三种流亡,是更根本性的,那就是从体制中抽离出来,不愿顺从主流,为维护思考的独立性,反抗性和批判性而建构的精神状态.正是在这第三种意义上,我们说,流亡是一种文化和精神现象,是反抗的一种姿态.前两种流亡是被迫的,第三种流亡是自愿的。前两种流亡是不应当发生的,第三种流亡对于思想来说是必要的。

思想状态上的流亡之必要,在于只有保持一个距离,我们才能更清晰地看到三个东西:批判客体的问题所在,批判主体的局限,以及批判空间的广阔。保留在旧体制之内,即使我们持批判的立场,也难免会受到环境的气场影响,而无法更加冷静地挖掘问题,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保留在旧体制之内,我们直接面对迫害和压制,反抗的悲情很容易使我们自我道德化,这不利于我们展开自我反思,而在我看来,这样的反思的意义不亚于对体制的批判;最后,保留在旧体制之内,我们就把自己局限在原有的小世界中,这个世界往往被压制与反抗的主轴所填充,妨碍我们看到更大更宽广的世界,更多更精彩的主题.而流亡,反倒可以使得我们克服以上的困境,得以开展更深的思想建设.流亡,也因而并不是一个只有悲情的历史现象,也是具有建设性的反抗行为。我们通过流亡来参与现实。

流亡的成果,在《长城外》这部纪录片中得到呈现.作家郑义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虽然对流亡的状态有不同的评价和认知,但是他们在接受採访的时候所提供的在流亡之后获得的新的思考,让我们看到了流亡对于思想建设的重要性。

郑义说,他在中国的时候经历了文革和“六四”,採访过人吃人的事情,内心变得很硬很麻木,因为见识过太多灾难了。美国以后,他觉得这个社会跟中国最大的不同,是对待小动物的态度,那么爱护和关心。慢慢地他也被影响。有一次他散步,看到地上一滩血迹.他说如果是过去,就是看到死屍他也不会在意的,但是这一次看到这摊血迹,他发现自己内心一沈,目光转到别的地方去了,不忍心看。这一瞬间,他知道自己变了。

在这里我们看到,即使是作为批判者,我们不知不觉地也会受到旧体制的影响,例如无法从人性的柔软层面去感知世界,愤怒和正义感让我们的认知单一化。郑义的心态的变化因而可喜可贺,因为流亡使得他在新环境下能够更容易摆脱原来的情感状态.

高行健对流亡的认知,更加深入到作为知识份子的个人,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与群体的关系上。他说:选择了流亡,就接受这样的命运.叶落归根,报效祖国这样的观念,对知识份子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约束。中国知识份子总是把自己跟国家,民族绑在一起,忘了自己是独立的个人。在高行健那里我们看到,流亡是如何使得一个思想者的境界更加提升。

有人说,流亡者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土地。我认为,流亡也可以使人得到新的土地,让我们站立的姿势更加坚定。

文章来源:苹果即时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