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英雄匮乏的“过渡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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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过渡时代论》,”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故中国之现状,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他以饱满的激情、极富感染力的文字呼唤英雄的出现:”时势造英雄耶?英雄造时势耶?时势英雄,递相为因,递相为果耶?吾辈虽非英雄,而日日思英雄,梦英雄,祷祀英雄。英雄之种类不一,而惟以适于时代之用为贵。故吾不欲论旧世界之英雄,亦未敢语新世界之英雄,而惟望有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之英雄”。

在20世纪的地平线上,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一大批志士仁人应运而生,缔造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蔡元培、张元济、张謇等位居庙堂的知识分子告别朝廷,开创了独立的近代事业,稍晚一些的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披荆斩棘,书写了有声有色的新文化运动。梁启超本人无疑也是百年前第一次过渡时代的英雄。但中国的过渡并没有因为这些杰出人物的出现而结束,站在他们面前的是袁世凯,是大大小小有枪便是王的军阀,是鲜廉寡耻的官僚、政客、猪仔议员,是把中国玩弄于股掌之上的蒋介石,是深喑”枪杆子里出政权”之道、自比秦始皇的风流人物,更不用说把坦克开上街头的人儿……,他们成了过渡时代真正的主宰,他们让一切英雄的努力付之流水。从1901年到2003年,百年一梦,中国至今不过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过渡时代。

胡、赵一去不复返,多少人望眼欲穿,期盼着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总是水月镜花,如同”等待戈多”。在李尚平被虐杀、李绿松被割去了舌头的过渡时代,朝廷既没有戈尔巴乔夫,民间也不会有瓦文萨、哈维尔、米奇尼克式的人物,有的是名列朝堂的富商巨贾,有的是富可敌国的官僚豪门,有的是捧场的张艺谋、张纪中之流,有的是要求入党的北大学子和美女明星,有道貌岸然的名流学者,有刻意包装的伪英雄,至多也只能出现洪秀全式的”取而代之”者……,这是我们这个过渡时代特有的怪现状。我们没有吴趼人,所以也不会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有的是歌颂暴君、把肉麻当有趋的《英雄》,一部《国画》不过露出了腐朽官场的冰山一角,竟然也不见容于当道,只能盛行余秋雨、祝勇们的”大文化散文”和美女作家的”小女人散文”,任何批评都是不允许的,除了服从、沉默、腹诽,除了帮忙、帮闲,除了做一个温良恭俭让的看客,没有其他选择,这是过渡时代不成文的铁的法则,高于一切有文字的宪法、法律。

在这个被鲜花、谎言装点成前所未有的盛世一般的过渡时代里,朝不保夕、为温饱而苦苦挣扎的农民、工人,城市与农村之间依然有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不要说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利,连说话的权利也没有,所有媒体都是朝廷垄断的,朝廷有着无限的权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法律常常成为一种装饰、一种只用来对付弱者的有力工具,而不是所有人权利的保障。”处女嫖娼案”层出不穷,17岁的少女被诬陷入狱,和十七个男人同关一室,受尽凌辱,求告三年无门,最终的胜诉又能怎么样?–迟到的正义等于无正义。过渡时代的媒体每天都告诉我们,我们生也何幸,赶上了这样的好时代,那是中国有史以来最美好的盛世,所以我总是一再地想起龚自珍为晚清下的断语,他说那是一个”衰世”,”衰世”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什么都装得像”盛世”,一语道破天机,让无耻者无处遁形。过渡时代是希望的时代,此岸的一切都让人痛苦,诺亚方舟将把我们载向彼岸。过渡时代是无望的时代,此岸到彼岸,茫茫大海,百年未能跨越。过渡时代是绝望的时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无论社会怎么进步,都无法触动无限权力这根神经。中国怎么也摆脱不了帝王政治的阴影。我不是一个盲目的乐观主义者,有人说难道你不懂得物极必反、否极泰来?我想,也是,一百年了,过渡时代终将告终,梁启超呼唤英雄造时势,在看过无数英雄的故事后,我想,靠英雄的时代注定已一去不复返了,世上本无救世主,要结束过渡时代,只有靠我们自己,每一个普通人,像一个人一样站起来,认识到人的尊严、权利和价值,不再拜倒在任何皇上、青天大老爷的脚下,不再盲从圣旨、伟人语录、明星的片言只语,在”皇帝的餐桌”之外开始我们自己的生活,这是走出过渡时代的必由之路。

此文系《议报》首发,http://www.chinaeweekly.com (2/19/2003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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