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仪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胡适文集?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476页)这段话发表于八十六年前,却好象是特地爲今天而写的。

1918年6月,《新青年》推出一期“易卜生专号”,胡适也写下了《易卜生主义》的长文,这位一生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学者要爲“男盗女娼的社会”引进一种陌生的“主义”。“易卜生主义”说白了就是“健全的个人主义”,是面对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情形“肯说老实话”,“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于自己所行所爲都负责任。”从而造就“独立的人格”。这是“真的个人主义”,是建立在“独立思想”和“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全部责任”的基础之上。这样的“个人主义”不仅“五四”时代需要,我们今天更加需要。一个“男盗女娼的社会”缺少的就是“真的个人主义”,所以张艺谋会以歌颂暴君爲荣、爲乐,杨澜会理直气壮地爲假文凭辩护,余秋雨会拿起法律的武器与批评者对簿公堂……,也难怪最近公布的十届政协名单上,张、杨等都会榜上有名,面对这样的恩赐,无论是“国际大导演”还是花枝招展的大明星除了感恩戴德、三呼万岁,还能有什么?这一切或许都算不了什么,没有“健全的个人主义”,什么样不可一世的“英雄”、沽名钓誉的“名流”都只能拜倒在无限权力的脚下,依附权力、巴结权力、利用权力,以捞取最大的名声和利益,这是必然的选择。就算是那些对历史和现实有著清醒认识的知识份子,由于内心深处缺乏“健全的个人主义”底蕴,缺乏独立人格的支撑,也常常摇摆不定,并很容易滑向依附权力的千年老路上去。只要“男盗女娼的社会”没有变,无论是胡适下的判断,还是他开的药方都不会过时。

刚看到一条消息,两天前哈维尔(Vaclav Havel)结束了十三年的总统生涯,将重操旧业,回到阅读和写作的生活中。记得多年前瓦文萨在竞选连任失败后,也曾回到造船厂干老本行,当他熟悉的电工。在一个自由社会,一个人无论名声如何显赫,或者贵爲总统,进与退都是那么寻常。哈维尔告别政坛后的选择,一如他当年提出“生活在真实中”,都足以令一个没有“易卜生主义”的民族感到震撼、感到羞愧。

重温胡适引进的“易卜生主义”,首先就是讲真话,不能把脓包当花蕾,把病态当发福,讳疾忌医,自己不说真话,也不准别人说真话,把人民当敌人,见批评就是造反,哪怕沈默也是腹诽,只想弄得泱泱大国只用新闻联播一家嘴巴说话,只有一颗脑袋思考,培养奴才,放纵浪才,扼杀人才,把任何独立思考、独立人格的因数都掐死在摇篮中,“男盗女娼的社会”才得以永葆青春。易卜生“肯说老实话”,“他并不是爱说社会的坏处,他只是不得不说。”他知道“因爲我们对于社会的罪恶,都脱不了干系的。”健全的社会需要“健全的个人主义”,只有它才能支撑文明人类,无论面对强权压迫,还是面对荣誉、鲜花,都能努力活得像一个人。而没有独立思考,没有个人对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负责任,只能以权力的是非爲是非,以世俗的好恶爲好恶,那只能离人越来越远。

“男盗女娼的社会”最大的罪恶,就是让人活得不像人,最多也是让你活得像余秋雨、张艺谋们,俨然是宫廷学者、御用导演,虽然皇恩浩荡,三千宠爱集于一身,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只是少了一根脊梁骨,终究摆脱不了奴才的命运。无限风光都在一个“奴”字,看不到一点人气。回望遥远的“五四”,灯火已熄,余烟未绝,今天我们重温“易卜生主义”,就是要重新点燃那盏灯。

原载《大纪元》(3/1/2003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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