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0-11 13:53

自由至上家长主义?

[编者注:瑞典皇家科学院昨天宣布,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获得了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了解泰勒对于政府干预市场的看法,米塞斯网站发布了大卫·戈登(David Gordon) 2008年对泰勒的一本畅销书《轻推:改善关于健康、财富和幸福的决策》的评论。]

文:David Gordon / 译:禅心云起

泰勒和桑斯坦(Cass Sunstein)为他们自己设定了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家长主义者坚持,干涉某个人的自由有时是合理的,如果这样做会促进其本身的利益。暂不考虑二手烟的问题,吸烟者不侵犯到他人的权利:他们只会伤害自己。不过,家长主义者涉及到吸烟时会认为强行阻止人们吸烟是合理的。自由主义者否认这种干预是可接受的。强制只能用于对付(在先的)侵犯。

鉴于这两种立场无可争议的特性,它们之间的水火不容难道还不明显吗?努力设计一个自由至上的家长主义,看起来比构建一个方的圆形更无指望。然而,我们的知名作家不以为然:自由至上的家长主义正是他们希望捍卫的立场。

他们为巧妙逃避明显的自相矛盾,主张说,用强制力迫使某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行事,确实是非自由至上主义的,故他们也不赞成这样做,但这尚可以任其支持一种不那么苛求的家长制类型。只要不以强制让人承受巨大代价,给人们的某些选择制造些麻烦就不要紧。如此书标题所示,人们可能会受到家长式的“轻推”,只要这些助力并不强迫他们。

“自由至上家长主义相对身段柔和、温情脉脉,毫无生硬唐突、蛮横冒犯之处,原因在于它对人们的选择既不构成妨碍和屏蔽,也不平添沉重负担。如果人们想要抽烟、想多吃糖果、选择不合宜的医保计划,或不为退休积蓄,自由至上的家长主义者也不会强迫他们另行其事——甚至不让情况对他们而言变得困难重重(…)轻推,正如本书对这个术语的运用,指的是不管采取选择架构的哪一方面,只要既不横加禁止任何选择,也不显著改变其经济激励,而让人们的行为以可预测的方式改变。”(第5-6页)

这里有一个泰勒和桑斯坦没有注意到的问题。并非一切对人使用强制力的情况,都会给他们造成巨大代价。假设你要去拿一根香烟,而我握住你的手腕,阻止你这样做。你意识到我会这样干,轻易就能躲避、甩开我,不让我呆在身旁。在这里,我没有强制你付出沉重代价,然而我还是对你施加了强制力。考虑到这种情况,他们以别种方式阐述的建议,也就是,既不强加沉重代价也不用强制力量轻推,就并不总是首尾一贯。

他们进一步延伸了观点:轻推人们以“好”的方式行事也是合理的,即便这样做不是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在现行美国法律中,病人可以自由指示其身故之后器官是否供作移植。然而,希望移植器官的医生必须得到遗体合法守护人的同意,除非病人生前填写了捐赠卡。泰勒和桑斯坦建议我们改变这个默认状态。为什么不允许移植器官,除非有人签署了禁止以这种方式利用他遗体的声明?他们认为,在这个体系下极可能获得更多移植器官。但自由至上主义者可能支持这种作法,因为这并没有强迫任何人捐赠。你如果不想捐赠器官,要做的无非就是签署一份声明。(两位作者没有指出,既然轻推未来的器官捐赠是为了他们认为的公共利益而非当事人自己的利益,这就不是家长主义、自由至上主义之类的情况。)

对他们的建议有明显的反驳,他们对这一反驳的回答,构成了这本书的理论实质。让我们回头看那些冒着健康风险仍抽烟不止的人。在自由社会中,难道不是由他们自己评估了这样做的代价,并与吸烟带来的好处进行权衡?其他人有什么权利可以对此说三道四?家长主义者,即便是把他们的“服侍”限于轻推的温婉类型,难道也不是以他们的偏好取代他人自由选择的决定?

作者回答说,这种反对是依赖于不合乎实际的“选择”观念。经济学教科书假设人们根据全面信息以他们各自偏好来理性地行事。

“无论他们是否研习过经济学,许多人似乎都会或言明或含蓄地认同‘经济人’的观念——我们每个人都不会出岔子地思考和选择,从而符合经济学家在教科书中教导我们的人类形象。”(第6页)

但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大量研究表明,如果在形式上不作修改,就无法保留标准观念的假设。人们常犯逻辑错误。此外,他们经常自我分歧:一时为情感所驱使的一个自我对抗更为重视长远的另一个自我。(泰勒和桑斯坦并未暗示,理性总是要求抑制冲动的自我,而且通常会抑制冲动的自我)。就好像这一切还不够似的,人们经常缺乏知情选择所必需的信息。

泰勒和桑斯坦正确在于认识到标准模型是有缺陷的,但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本身仍然是受这一模型禁锢的囚徒。他们实际上说的是,除非有人符合教科书上理性和信息的标准,他就不是在完全意义上作选择。例如,如果有人犯下了“逻辑”错误,从引申之义而言,他们屈服于逻辑错误,他并没有表达出他自由选择的偏好。他“真正”想要的是,他的偏好以最适宜这样做的方式来实现。他的错误推理不算他自由选择的一部分。

此外,人们的最终目标通常不是他们寻求获得的具体对象:这些只是他们达致目的的手段。吸烟者并不想以一包香烟本身为目的。相反,他需要某些感觉,例如,他认为香烟会为他舒缓不适的渴求感或带来愉悦。因此,泰勒和桑斯坦从而用另一种方式来质疑人们的选择:也许人们选择了一种差劲的方式来实现他们“真正”的需要。

重申一遍,在他们看来,只有满足苛刻条件的行动才算是完全的选择。研究表明,吸烟者没有充分考虑到吸烟的风险。因此不能说他们“真的”选择了吸烟。此外,人们经常受到所谓“框架”效应的作用:当面对同等选择时,他们会做出不同“选择”,这取决于选项的介绍方式。泰勒和桑斯坦证明在这种情况下的选择是有问题的:我们怎能说那些受概念错觉支配的人是在自由选择?

那最后还能剩下什么呢?鉴于作者广撒罗网,只有极少行为才被认为是理性的选择。国家对自由的压制从而在范围上就是不受限制的,因为此举并不妨碍自我“真正”的想法。诚然作者宣讲的是一种温和的教义。在他们的计划中采用的是温柔一推,而不是强制蛮力。可他们对于这个限制缺乏理性依据。如果人们不是“真的”选择自己的行动,为什么不用强制力去限制他们呢?毕竟,这种措施可以使他们更好实现他们的“真正”所需——这正是在泰勒和桑斯坦恰当指导下的专家们所下定决心要做的。

作者考虑了相关的反对意见,但他们没有完全把握关键。为回应自由至上的家长主义会导致更严厉管制的担忧,他们将以上怨言贬为低级的“滑坡”论证。他们发问:为什么要继续下滑?他们尽力让自己的建议既是自由至上的又是家长式的:为什么假设家长主义的方面必然取代自由至上主义的方面?

“我们提出的自由至上主义条件要求低成本的退出权,可以减少表面上看起来光滑斜面的陡峭度(…)当人们无法将建议的做法与令人厌恶的、不可接受的或极其可怕的做法区分开来之时,‘滑坡论证’是对他们来说就是最有说服力的。”(第237页)

但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下滑不止,而首先在于限制的合理依据。

那些希望维护自由的人,必须把人的行动看成是其自寻的,而不是根据其“真正”所需的估计,用“更好”或更“理性”的行动来取代他的这些行动。回到器官移植的案例,如果国家告诉人们,将从他们身上取走器官,除非他们另有明确指示,从而也就断言说,在这样设置的条件下,人们可以控制自己的身体。这算什么自由至上主义呢?相反,国家需要完全让道,让人们按自己的意愿来处置自己的器官。为什么不信赖人体器官的自由市场,而是以维护自由的幌子来策谋限制自由的计划?

泰勒和桑斯坦可能会以这种方式回应:即便有人承认(当然他们不会)他们的计划威胁到自由,也无法表明他们关于“选择”的观点是错误的。人们常以事后感到后悔的、一时冲动的或不合逻辑的方式行事,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难道这里为之辩护的所谓自由至上方针不会导致不必要的苦恼悲愁?

自由主义者不必否认明显的事实。人们经常对自己的选择感觉遗憾。那些发现泰勒和桑斯坦对于坏选择的解释有说服力的人,可以自由与他人做出克服这些问题的安排。如果你认为面对诱人食物的突然冲动会导致你节食失败,你可以和朋友约定体重下降如达不到一定要求就交罚款。但是,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是否这样做取决于你;国家不该轻推你接受这种契约。作者可以回答说,一个人是否限制自己未来选择的决策本身不是完全理性的和知情的;但这种说法只是重复他们原来的论证,自由至上主义者对此的回应不变。他们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这类选择以他们的标准而言是有缺陷的。

泰勒和桑斯坦进一步论证他们所推崇的轻推。他们表示有影响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轻推人们做出好的选择,就会触动他们去做出坏的选择。他们的某些主张是有优点的。比如雇主有一个让工人为退休储蓄的自愿计划。他的选择是:要么允许员工签署计划,要么选择该计划作为默认选项,员工可以自行取消。只要他想要提供这个计划,他就不能完全避免选择。但不是所有情况都像这样,器官移植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在这里,再一次指出,国家不必选择默认选项。它可以完全什么事也不做。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质疑泰勒和桑斯坦提出的人的行动非理性的证据,而是试图表明,就算接受他们的证据,他们的自由至上家长主义的支持理由也是不成立的。然而,在他们的经济教科书里面采用的非理性证据时常不堪一击。

他们提供了购买家用电器保修延长期作为非理性的案例。在许多情况下,保修费用加上设备故障的极小可能性,表明购买保修是个低劣的选择。但是,如果买家对家电出故障时支付维修费强烈反感怎么办呢?他更倾向于预先处理掉为故障付款的问题。这个偏好似乎没有什么“不理性”可言,但凡一个人有这种偏好,购买保修延长期就是说得通的。泰勒和桑斯坦可能不享有这种偏好,但他们自己如何做并不是偏好具有理性的必要条件。

作者部分通过修辞而非论证来充当论据:他们引用了某集《辛普森一家》来嘲笑这些保修服务。理查德·爱泼斯坦(Richard Epstein)对泰勒以前提出的许多对于非理性的论证做出了详尽回应:《怀疑论与自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3年)。虽然作者引用了爱泼斯坦的两篇论文,但他们对这本书没作回应,甚至在参考书目中连提都不提。

托克维尔很久以前就警告过像“自由至上家长主义”这样的例子:

“统治者这样把每个人一个一个地置于自己的权力之下,并按照自己的想法把他们塑造成型之后,便将手伸向全社会了。他用一张其中织有详尽的、细微的、全面的和划一规则的密网盖住社会,最有独创精神和最有坚强意志的人也不能冲破这张网而成为出类拔萃的人物。他并不践踏人的意志,但他软化、驯服和指挥人的意志。他不强迫人行动,但不断妨碍人行动。他什么也不破坏,只是阻止新生事物。他不实行暴政,但限制和压制人,使人精神颓靡、意志消沉和麻木不仁,最后使全体人民变成一群胆小而会干活的牲畜,而政府则是牧人。”(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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