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武昭:中国面临诺贝尔文学奖与和平奖之间的困境和矛盾——刘晓波去世后的一点思考(张裕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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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与莫言

刘晓波与莫言(网络图片)

通过多年从事国际笔会的各种活动,我有机会认识许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正因为如此,几乎每年十月到来,我都被一些主要报纸的日本记者追逐。人们期待他们会为读者挖掘令爱国者振奋的消息,因此他们必须聚精会神不至于错过如此这般的机会。换句话说,我几乎每年都面临痛苦和快乐之间的困境。

痛苦的工作是使我要睁大眼睛,看谁将是当年的得主。因此,为了准备入围名单,我不得不向国际笔会的一些同仁探问。此外,我还得询问一些最著名的出版商和文学批评家。实际上,这项研究相当费力耗时。

不过,这并非我努力的结束,而是开始。在这初步工作后不久,我就得进入下一阶段,即从许多候选人中筛选出几名决赛者。然后游戏开始下注,日本的评论家和记者们纷纷开始打电话给我。

无论我对世界文学有多少了解,对我并没有多大影响,因为那些追逐同一只兔子的人无处不在,分享几乎相同的信息。这是公平的游戏,或至少是竞猜。

可以轻易指出几点理由。首先,瑞典文学院(获授权评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机构)的评选标准从不公布。

我敢说,即使瑞典文学院有时也面临明确界定这些标准的困难,因为必须反映出国际社会在不同时期的期望。另外还涉及很多过程,而最后将由文学院十八位院士的讨论来决定。瑞典文学院曾经是绅士们的机构,但现在感谢其结构性的改变,已有不下三分之一的院士为淑女。此外,具有文学专业知识的初选委员会成员必须处理最难的工作:每位候选人的背景,对提名候选人的正式规则应用,文学选择,对各种各样提名的清理,等等。不可能将标准评定或整体原则泄露给外界。

这就是文学界为什么在十月份兴奋准备庆祝诺贝尔奖的公布。有些情况确实可以证明这一事实。

我看了三岛由纪夫先生起草的英文推荐信,他强烈推荐川端康成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而在1968年得以实现。看他所表达的一些有趣用语使我着迷,甚至超出我的想象。然而,这样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手法不会每年奏效。

比较安全的是猜想这个过程类似于天气预报,即使在使用超级电脑的世界里,后者也总是基于一定程度的预测,因此在正式公布后,每个文学评论者都可以这么说“它本来就会像我曾预料的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我曾精确预料的特例。日本文学记者们即使来找我听预测,但也曾不予置信。那就是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当然,在许多强有力的候选人中,我强调了一位中国作家,但无人相信他会赢。他们认为其他作家更有机会,这是自然的,因为他们只是想要相信自己的信念。

瑞典文学院宣布中国作家莫言为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公告发布后,世界各地流传着一些传说和批评。其中一些确实有说服力,值得相信。但是,一般而言,那些流言蜚语是无法证实的。因此,让我们把它留给每个人的想象或怀疑。然而,我敢说有个巧合与此奖项相关。从2009年到2012年,我曾集中精力追索中国政府和莫言的行为轨迹。通过追踪他从一处到另一处,我终于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我的大部分观察都是通过国际笔会的各种活动来学到的。

现在全世界都很谨慎地看到,中国在社会经济上取得了大跃进,并成为一个与美国和俄罗斯同一档次的超级大国。因此毫无疑问,当我们谈到她对世界影响之大时,主要是指经济和政治方面,但它在文化和文学界方面也正在增强其影响力。

我可以提供另一个具有详细背景的类似例子,那就是2009年伦敦书展。当时,中国的合作方是英国文化协会,他们荣邀中国为当年主宾国。当然,英国知识分子们,包括英格兰笔会,都大发牢骚,并公开谴责这一决定。知识分子严厉批评对言论自由的限制,指出滑稽的是邀请这样一个国家,那里包括媒体在内的所有出版物都受到政府审查机关严格管制。

然而,英国文化协会却站在前面,顽固地维护中国的立场。他们明确表示,坚持长期持续而耐心的谈判,就会导致中国社会转变,并声称那个特殊决定正是这种期望的一部分。包括法国和德国在内的欧洲强国,也开始把中国视为经济增长最有前景的最大市场。

由于英国书展的成功,中国政府受到鼓励,决定在文学和出版领域进一步发展。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喊道,它正式加入了国际出版商协会。

再谈伦敦书展,据我所知,有超过180家中国出版商报名正式参展,57位文学艺术家出席。此外,译员、公关、行政、共产党官员等等,都在中国代表团里,作为书展的最大代表团。在他们中间,我看到了莫言。

我有机会与他简短交谈,而以非常轻松和友好的问候结束。2008年,在伦敦书展一年前,日本笔会为庆祝70周年举办“自然灾害与文学”活动,曾邀请莫言为主宾演讲人。

他和明显受中国共产党派遣的中国笔会中心秘书长一起出席。他自信而雄辩。那么,何不借此机会谈谈中国笔会中心的会员问题呢?

在天安门大屠杀后,中国笔会中心实际上自外于国际笔会的任何活动。我强调了我的想法,他们可以回到会场而不争论政治问题。我强调,在友好的气氛下,我们双方都有一个讨论文学的空间,但有一个条件。国际笔会大会对任何坚信言论自由者是一个开放场地,而言论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权。因此,中国笔会中心的代表,必须与流亡海外的藏人和维吾尔人,与台湾以及因任何理由居住海外的中文诗人和作家们,分享同一场地。这是非常深入而艰难的交谈,但他是耐心的。

我还想到了另一个有趣的场合,那就是在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世界最大书展。中国派出了一个超出我想象的大规模代表团,而且发生了完全同样的情况。中国是2009年的主宾国,许多作家抱怨并抗议法兰克福书展组织者的邀请。法兰克福书展组织者的借口和伦敦书展一样,重复了同样的声明。组织者试图妥协的一件好事是,接受流亡的中文作家和藏人作家,如贝岭、杨炼、戴晴和高行健(中国出生的法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等异议作家,作为同一讨论会的参与者。中国曾拚命试图阻止他们参加。

与此同时,北京书展和上海书展也在中国举行,莫言在那里也备受瞩目。

2012年10月,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了。中国政府高调自豪地宣称,中国现在甚至在文学界已经成为了伟大强国。中国人民也对这个消息感到振奋。这正是中国政府非常想要的奖,而且他们设法的方式确实也很完美。

但是,非常讽刺的是,当刘晓波被授予和平奖时,却没有一个中国媒体甚至说过一句话。

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在东京举行的研讨会上见到的莫言行为。根据我的观察(可能是错的),我猜测莫言本人确实正面地估价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价值或重要性,只要他继续在中国生活。他一定知道该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好处。

与此同时,瑞典文学院的决定也让我产生了一些疑问,从而认为这个决定可能是瑞典文学院的一种妥协,有鉴于中国在未来世界中所站的地位。瑞典文学院肯定已重估那两个授予华人的诺贝尔奖(高行健于200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独立中文笔会创始人之一刘晓波于2010年获诺贝尔和平奖)对中国的影响和价值,尽管和平奖是由挪威诺贝尔委员会颁发。我觉得瑞典文学院在可预见的将来需要调整与中国的距离感。

无论如何,莫言和高行健在东京的文学活动中见面,对他们而言是相当尴尬的遭遇。但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我可以说一件事,那就是他们的命运。他们俩都是温文尔雅的人,我可以很容易地感觉到他们生活的曲折,以及他们从心底里潜伏着一种周身平静气氛的信念。的确,正是在那里。

在那之后,我再次访问北京,希望邀请莫言作为2010年在东京举行的笔会国际大会的嘉宾。然而,中国当局代他给我一个借口。他们说,他回到家乡照顾她的女儿,她随时都会生个孩子,那是他当时的首务。通过那次谈话使我归结到,中国当局一定是出于某些原因在看守他。

而在2017年6月,惊人的消息传遍全球。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仍在监狱的刘晓波,被释放出狱。刘晓波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判入狱十一年。当局解释说,原因是他患晚期肝癌,需要在狱外进行专门治疗。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逐渐知道他的健康状况严重,而且一直在恶化。当然,刘晓波和他妻子表达了愿望,要在西欧特别是德国获得尽可能最好的治疗。德国政府迅速作出回应,表示愿意接受他们。与此同时,欧洲的人权活动家们、国际笔会、国际特赦组织等各界纷纷开始大规模活动,要求释放刘晓波和刘霞出国:

“这与死刑完全一样,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他的肝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恶化,中国当局有责任明确解释为什么他的癌症如此迅速地进入晚期。”

然后,令人震惊的消息是刘晓波在中国医院死亡。

中国当局马上说,“他家属的愿望”就是刘晓波遗体立刻火化,并把他的骨灰撒入大海。当局最后评论说:“这是他自己的愿望”。

关于这个悲剧,世界指责中国当局导致这一悲惨死亡,而且没有给他所需要的治疗就让他死于监禁。

刘晓波之死象征着中国政府严厉打击民主、言论自由和人权。

中国政府因此点燃了世界各地的抗议声音,一连串纪念活动一直在各地举办,并且仍在继续。

当然,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学生抗议活动之后,中国发生大镇压,大量学生和作家被迫逃到国外流亡。作家们置身于西方民主社会,通过各种手段加强对中国的批评,从而导致建立独立中文笔会,而刘晓波虽然自1989年以来一直留在中国,但也是该会创始人之一并当选为第二任会长。

至此,我试图概述,中国在各种情况下如何处理诺贝尔和平奖与文学奖之间的整体状况。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我要再说一遍关于刘晓波之死的特点。他的去世为中国的未来历史开创了新的一页,不管一党专政政权将持续多长时间,也无论民主化的中国是否出现,这一页将永远不会被除去。

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说,刘晓波之死树立了面对“坚不可摧、不可战胜的真理”的坚实量度。恰恰相反,中国政府深陷所谓“不忠于事实”的泥潭。

我们应该记得几乎80年前的谈论中国的另一次诺贝尔文学奖。那本书是赛珍珠写的《大地》,她以中国农民在其肥沃的土地上的丰富多彩的生活,描绘了中国的场景。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事实是,大部分杰出的中国文学作品都是在独裁专制政权下创作的,而与此同时,和平与杰出文学作品之间并没有显着的区别。

毫无疑问,刘晓波在为了“实现民主开放社会”的精神下失去了生命,必定会被全世界下一代所继承,随着“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的名言而立于不败之地。

简而言之,中国在革命后所获得的诺贝尔奖得主,是为了和平的刘晓波,以及为了文学的莫言。

然而,就中国政府而言,两者之间在的决策过程中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如果你参观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博物馆,在其展览引介中非常明显,对两位得主间完全没有任何歧视。相反,中国只欣赏文学奖,并自豪地发表了官方声明,表示“既是中国文学繁荣进步的体现,也是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体现”,而中国就和平奖而言却忽视了刘晓波。相反,他的生命被毁于监狱,正如折碎生命之树。

我对中国有相当好的经验和记忆。

每当我访问中国的时候,我总是与尽可能多的人见面,不管他们是共产党官僚,还是大街上的普通公民。他们通常都是有礼貌的热心人。这就是为什么我敢说,中国一直面临的根本问题,来自带有强烈党派心理的一党专制。他们垄断整个社会制度,并倾向忽视各种社会矛盾。因此,社会所起的作用,就像带有一个冷血面孔的监狱。

但是,对于那些相信自己的头脑和思想者,仍然可以找到一些无人可及的自由空间。那么,任何政府都无法触及他们,只能毁灭人的肉体而已。在追求人类尊严的过程中,文学可以自存永续,和平也是如此。

崛武昭——日本作家、人类学家,国际笔会副会长、前秘书长。

(张裕 译)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10/28/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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