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是对我个人思想影响最大的学者,没有之一。秦晖因为他写的文章通俗易懂(其实秦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时评作家,文章深度远超一般时评文章,同时作文技巧又完全符合时评文章的特点),其受众和粉丝群特别广泛。当然,秦晖也是一个行动派,参加过很多社会活动,包括各种高大上的智库/财经会议,与三教九流各色人物都有接触。但要说对秦晖思想真正有所了解的人,那就特别特别少了,包括秦晖自己的学生。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秦晖有入门弟子继承他的学问。这篇文章原本是为了回答知乎上关于秦晖的问题,所以我分两部展开写,先按时间顺序叙述秦晖思想的演变,后面针对性的对秦晖的一些核心思想做述评。

要想了解秦晖的人格和思想,有一篇文章是绕不开的,那就是英国《新左翼评论》杂志编辑佩里.安德森对秦晖的访谈。顺便讲下,这位佩里.安德森就是名作《绝对主义国家系谱》的作者,他哥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是《想象的共同体》的作者。原文地址附上:转帖:佩里·安德森:秦晖访谈录 这个访谈里,秦晖非常详细的讲了自己的心路历程。

从访谈录中我们可以知道,少年时期的秦晖曾经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共产主义的信徒(当然也可以说是理想主义者),在农村的时候完全以一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态度在农村默默奉献。不过,与那个时代的其他红色理想教徒不一样的是,秦晖没有为崇高的理想而去做作恶。就在那段时间里,秦晖显示出很高的自学天分,秦晖后来的活地图功能和掉书袋的本领就在那个时候掌握的。应该说秦晖身上是有着对政治、对历史的先天兴趣和天分。

文革结束后,秦晖在兰州大学师从赵俪生学习农民战争史和土地史,一开始做的是传统乾嘉式考据的工作,我们在《传统十论》开篇的几篇长篇考据文章中可以看出秦晖在考据方面的细密功夫。心忧天下的他,并没有参与当时文化热的讨论。其原因并非仅仅因为那时的他还沉浸在考据中,那时的秦晖在宏观理论上有一套自己的见解(基本上搭建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下,但是已经与西方受马克思影响的政治社会学/制度经济史的思路接轨),他的解释框架与当时流行的文化决定论格格不入。后来秦晖总结80年代文化热的思潮属于“荆轲刺孔子”,秦国的暴政不是由商鞅和秦始皇导致的,反而责任在孔子。大概在94年的时候,秦晖写了一篇《秦晖:文化决定论的贫困——超越文化形态史观》,此文篇幅甚长,文中引用的资料和观点洋洋洒洒,令人叹为观止,是秦晖博闻强识能力的最好体现。许多与主题看起来毫无关系的论据都能被秦晖联想到,这种通过联想跨领域整合资料的能力是秦晖的一大强项。但也因为举例太多(许多例子从逻辑上讲其实没法证明秦晖的观点,只是起到比喻的作用),此文有给人过度论证的感觉。

秦晖在一次演讲中说过,尽管现在的他是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但要说对他个人思想影响最大的依旧是马克思。一个人年轻时候受到某种思想的影响会留下深刻的印记,何况少年时的秦晖是虔诚的共产主义信徒,对官方的话语差不多是深信不疑。所以,与杨小凯这类相知先觉者不一样,改革开放后秦晖对tg基本上怀有很大的信心,直到八十年代末的那次事件爆发。秦晖与何维凌等人一样是不赞成学生当时的行动的,但是后来当局对学生运动定性后,令秦晖对当局的感观大坏。

秦晖在80年代时其实在社科理论方面涉猎就已经比较广,本来知青时期他就是杂家,无书不看。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有本名著《共同体与社会》,这本书里提到了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在结构上的区别,后来秦晖理论的核心概念“大共同体”“小共同体”就来源于这本书,包括后来秦晖研究公民社会与非政府组织,也是从这本书启发。此后秦晖的核心思想基本上就没怎么变化过了。这里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是,滕尼斯的共同体理论与纯自由主义的理论是存在一定冲突的。共同体是社群主义的核心概念。共同体对共同体内部的人既起到保护作用,同时也起到束缚作用。用贡斯当的《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里的描述来说,共同体就类似古代希腊城邦,城邦共同体严格监视每一个城邦公民,使得他们没有所谓的“私生活”,有的只是公共生活,但是这种公共生活对城邦公民来说不仅仅是束缚,也是一种保护与提升,他维持了城邦公民昂扬向上的斗志,保护并帮助弱者提升。曾经有许多自由主义同行问起秦晖对中国未来社会的设想,秦晖并没有如他们所愿的那样直接选择了美国,而是说对中国来说,无论是瑞典模式还是美国模式,对中国来说都是进步,至于未来中国人选择瑞典模式还是美国模式,看民众自己的选择,如果大家觉得瑞典模式对大家的束缚多了,下一轮选举就会改革。因此,秦晖曾被许多自由主义同道者认为他的自由主义理念“不彻底”。他们没有意识到,秦晖的思想其实有着非常浓厚的社群主义底色。另外,这些自由主义者也还没有认识到纯自由主义社会的缺陷。

秦晖在八十年代后期已经将自己的研究从土地史和农民战争史转换到经济史研究上。90年代初,秦晖研究广义的农民学,读了大量社会学和经济学方面的著作,那时他也受雇于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研究农村经济问题。那个时候的秦晖大概也是最自信、最高调的时期。他自己推导计算了基尼系数等经济学公式,对此他颇有些自鸣得意,96年主编了一套农民学丛书。另外,八十年代末之后,许多知识分子开始堕落(可以参考《废都》),反映到学术界,不少学者明目张胆地为政府官员的巧取豪夺进行辩护,这令秦晖非常气愤。他以卞悟(辩误)为笔名,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批评文章,范围涉及土地问题、国企改革、市场经济、农村革命等。这个时候读秦晖写的其他领域的论证文章,我们也很容易发现大都是这样一个论证模式:先提出一个问题,再掉书袋一样洋洋洒洒的列举古今中外各个学者的观点,最后将他们全部批驳,最后再得出自己的结论(可以参考《秦晖: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所以,那时有人就说秦晖写文章有些盛气凌人,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

90年代是秦晖精力过人,学术喷发的年代。他不仅关注并研究了苏联与东欧的经济转轨,研究了经济史、思想史,自己研读了哈耶克、伯林、诺奇克等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著作,也读了亚当.斯密、科斯、布坎南等经济学家的著作,在思想上成为了一个自由主义者。也就是在这段时间,爆发了秦晖与天则经济研究所几位经济学家(盛洪与张曙光)的争论,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围绕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一书爆发的争论。现在网上还能找到双方的辩论文章,我这里只找到秦晖的一篇文章秦晖:关于公正问题的经济学论争,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登陆知网等期刊数据库看看。简单来说,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秦晖认为“抢来本钱(掌勺者私占大锅饭)”做买卖是不公正的,未来也会导致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而盛洪与张曙光这边则认为只要产权明晰(国企改革),资源配置就有效率,期间不存在公平问题。如今秦晖还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特约研究员,也常常到天则所做演讲。

秦晖的妻子金雁是俄国史专家,东欧剧变的时候正好在波兰留学。秦晖因此很早就对俄国革命和苏东转轨有关注研究。90年代初就出版了一本《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 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详细地研究了俄国农村村社与俄国改革、革命的问题。主要观点就是斯托雷平不公平的市场化改革,引发了农民对改革的强力反弹,引发了一战后的俄国革命,只不过后来革命的成果被布尔什维克和列宁武力窃取。

关于苏东转轨问题,秦晖和金雁2001年出版了《十年沧桑》一书,从经济到政治对苏东几个主要国家的转轨进行了非常细致的研究。这里顺便提下,秦晖是可以看懂日文资料的,为了写这本书参考了不少日文资料。在这本书的序言里,秦晖先是比较了中国与东欧各国经济转轨上的异同,说明东欧各国经济发展与中国差异的原因,然后重点批评了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等人对东欧的休克疗法的批评。东欧和苏联在解体前,建立起了庞大的跨国计划经济体系,这套体系一旦建立起来,就极难进行调整,因为牵一发而动全身,其结果就是许多新技术、新的管理模式都没法引进,解体前苏东各国都进行过程度不等的改革,都因为这个原因半途而废。剧变之后,原有的计划经济体系被打碎,一段时期内经济面临大幅度的下滑,不仅苏东国家如此,就是芬兰这个没有在国内搞计划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因为与苏联紧密的经济联系而导致GDP大幅度下滑(下滑了25%)。而中国因为毛泽东的缘故,从来就没有建立起像样的计划经济(用秦晖的话说,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命令经济),因此文革结束后,中国无论是搞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能取得经济的巨大进步,事实上整个80年代中国的经济管制程度都非常高,计划经济和命令经济(山头经济)、市场经济搀和在一起。另外就是,苏东国家在解体前就已经实现城市化(今天中国的城市化率水平还不如苏联、波兰1990年的水平),工业化早就完成,80年代曾经达到过中等收入水平。从经济发展角度来说,已经实现工业化的苏东各国,其后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这与还停留在要素积累阶段的中国存在质的差异,其难度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苏东国家的经济改革,有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如何处理国有企业。虽然说,证券民主化、公开拍卖、员工持股这几种方式他们都有尝试。但这些国企之前本身就存在的人浮于事、企业办社会等问题,都是改革要废除的,也就与企业原有职工的利益发生了冲突。由此导致改革推进艰难,一些知名国企就这样被拖死了。这也是东欧国家早期经济困难的一个原因。

从苏东国家与中国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差异出发,秦晖在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写了几篇长文论述中国经济成功的原因。其中有一条是秦晖常常提到的,就是“低人权优势”,后来秦晖还专门研究过南非,将南非的情况与中国进行对比,为此他还提到过一个“昂纳克寓言”,也是讲低人权优势吸引外资的。其实靠“低人权”优势获得快速发展,并非仅有南非和中国。斯大林时期苏联重工业的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就是靠犯人和军队实现的,资本积累则是拿农民的性命换来的。这种做法形成的优势,当然不能持久。南非和中国靠压低工人工资水平的办法,在短时间内吸引了巨额的外资,从GDP的角度来看,经济短期内确实有很大发展。但靠压低工资吸引来制造业只能维持在最初级的水平。由于劳动力成本被人为压低,必然会导致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超出理想需求水平,企业升级改造意愿不足,资本对技术的投入会被压低;另一方面劳动力本身的自我提升水平会受到抑制,导致技术工人、白领和管理人才匮乏。也就是说,一旦劳动力资源被利用完,也就是初级水平的制造业在规模上扩张到最大水平后,经济发展将陷入停滞,压低工资水平获得的优势在此之前就被抵消掉了。这一点是秦晖当年那篇几篇文章没有详细提到的,后来被铅笔社指出秦晖的“低人权优势”违背经济学原理,铅笔社的批评不是没有道理。

秦晖土地制度研究

土地制度是秦晖的一个研究核心。秦晖对土地制度的研究,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由于我国自秦以后不是一个封建社会,因此土地从来就很分散,并且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分散。土地兼并从来就不是王朝覆灭的原因,王朝覆灭几乎都是官逼民反。而且,经过对拉美各国的考察,秦晖发现,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的基尼系数基本上也是略微下降,而非左派想象的那样会出现土地兼并。这导致秦晖认为在中国土地私有制没有什么危害,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土地用途的改变与公共用途征地方面,土地私有产权的绝对性要受到一定制约,不过这种制约只能来自于民主而非专制。至于土地私有所带来的好处,很多学者讨论得非常充分了,秦晖也较少提到这方面,这里就不复述了。

秦晖的非决定论史观

秦晖的历史观是非决定论的,也就是说历史是充满机缘巧合的。但是作为一个社会经济史研究者,秦晖对社会经济结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这些在年鉴学派里属于中时段的因素又非常看重,认可这些因素对历史走向的巨大影响。但是不知道是否因为误解(以秦晖的博闻强识,这种可能性不大),秦晖始终对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理论不认同。秦晖曾援引朱学勤的一篇文章《原因的原因不是原因》来说明他反对长时段决定论的原因,历史因素导致的后果不具有100%的必然性,A导致B的概率是90%,那么经历很多年/很多因素之后,A到结果N(现代社会),A对结果N的决定性就几乎没有了。对于英国这样的国家,秦晖也常常强调历史当事人的努力才导致英国最终走向宪政民主。秦晖的这一观点,我不敢苟同。历史发展固然有许多偶然性,但年鉴学派提到的长时段因素的决定性显然是存在的,比如气候与地理环境,在欧亚已经发育出现代资本主义的时候,整个美洲、澳洲还有绝大部分黑非洲地区都处于原始社会阶段。这当然不是偶然因素导致的。戴德蒙德的《钢铁枪炮与病菌》一书对其中的缘由作了非常详细的说明。同样的,我们假设英国和日本不是岛国,而是类似朝鲜半岛这样靠近文明核心区域的半岛,那英国和日本还能发育出资本主义文明吗?

秦晖对国际经济的研究

早在研究苏东转轨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时候,秦晖就发现在西方左右派中间流行赞颂中国的现象。左派称赞中国的理由是,中国由于没有搞激进的自由化改革,保持了社会主义的公平性,所以中国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右派称赞中国的理由是,中国政府的福利支出小,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少,所以中国经济取得了更大的成就。这两种看法当然都是错的。但让秦晖感觉到中国经济的成功(低人权优势),给西方社会带来了冲击。后来他特意举了昂纳克寓言的例子做了说明。这其中的逻辑关系,秦晖在09年写的一篇长文《宪政民主遭遇“全球化”》里做了总结。

总结来说就是,由于中国这个消费不足、产能过剩的国家通过长期的外贸顺差为世界各国提供借款(实际是借货),供他们超前消费(这里的资金链条是这样的:西方政府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发行货币,政府以对央行欠债的手法拿到这些增发货币,政府再将这些货币以福利的形式发给民众,民众拿到后从中国进口货物)。这就使得在现代民主制度下本身就难以避免的财政、外贸双赤字问题被放大了(左派上台增加福利支出,但没法多征税;右派上台可以实行减税,但没法削减福利),原本这套赤字福利政策会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但由于有中国这样的国家巨额吸收了他们的货币当做外汇储备,大大延缓他们的危机,当然也大大加重了他们的危机。

在另一名方面,中国的靠“低人权优势”吸引了大量西方资本流入中国,导致西方劳工的议价能力大大降低,一些产业完全迁移消失导致相关行业劳工失业。这种状况大大加剧了西方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其实受影响最大的地区是台湾,详见我的《昂纳克寓言正在台湾发生》)。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西方尤其是欧洲的民主政治开始出现两极化的倾向,极左与极右翼党派的支持率在上升。

秦晖在政治哲学方面的思考

秦晖的思想受滕尼斯影响甚大,秦晖有别去其他中国自由主义学者的核心思想概念就来源于滕尼斯。而滕尼斯的“共同体”概念恰恰是社群主义的核心概念,滕尼斯和秦晖一样对“小共同体”的看法是分两面的,一方面认为小共同体对个人的个性自由、个人主义起着束缚作用,但是同时也给共同体内部的成员提供保护,就像一个温情脉脉的大家庭一样。秦晖提倡小共同体的作用和价值,不仅仅只针对中国这样个人自由和小共同体受到大一统极权严重压制的社会。就是对于未来理想社会的构想,秦晖也依旧认共同体的价值,秦晖曾说人既有追求自由的一面,也有寻求保护的一面,就是同一人在不同年龄阶段对这两方面的需求也是变化的。秦晖的这些论述表明他的思想有着社群主义的本色,不过就我对秦晖文章的阅读经验来说,他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2004年出版的《实践自由》一书末尾有一篇《实践自由》谈的是自由主义社会如何实现的问题。这篇文章大概是秦晖唯一一篇专门谈论政治哲学的文章。秦晖先是从自由主义本身的包容性和有限道德、有限理性的预设出发论证了自由主义理念论证上的容易,或者说自由主义理念对普通民众的亲和性。秦晖所论述的理由是有些道理的,但要想证明自由主义其实仅靠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当然秦晖这里的自由主义定义非常宽泛(政治民主、经济自由就行),不是古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后面花费了很长篇幅展开秦晖自己对于如何在一个非自由主义社会实现自由的看法。中间顺便谈了下自愿为奴的问题。

秦晖先是提出了自己对以赛亚.伯林“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理解。这里秦晖对伯林概念的理解显然比流行意见要高明的多,流行意见通常将积极自由与福利国家联系在一起,秦晖则将积极自由与“使别人自由”、“防止别人自愿当奴隶”联系在一起。就我本人阅读伯林著作的体会,伯林笔下的积极自由涉及到“高级的自我”与“低级的自我”的区分,本质上是对父权制的再现,也就是共同体对个人生活的监督(督促人奋进、向善)。秦晖的理解与之差不多,这在2004年以前国内政治哲学研究水平还很低下,伯林著作还没有中译本的情况下是很难得的。

在此基础上,秦晖提出了他的第三种自由,也就是在一个非自由社会里追求自由的精神。由于自由属于公共品,自由先烈们建立起的自由社会其自由好处不能自己独享,也就无法避免搭便车的问题。用经济学里面的概念来说,就是“公地悲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大家都是仅仅只是保护自己的自由,满足于“相互冷淡”的“消极自由”,而没能主动去帮助他人免遭奴役,那么自由秩序也就没法建立起来。这意味着身处非自由社会里的人需要有为自由理想无私奉献的精神。相比于前面秦晖提到的论证自由主义之易,这恰恰是最难的。

在这里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自由主义学理资源匮乏与否的问题,就算中国有1000个最顶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在建立自由社会的斗争中无人付出实践那对于自由社会的建立并不能起到多大作用。反过来说,一个致力于为建立自由社会奋斗的行动者,他个人的思想不一定必须是自由主义的,但要有“高调律己、低调律人”的精神(我本人接触过一些这样的勇士)。而许多宗教圣徒恰恰就具有这样的精神,作为非自由社会的自由主义者,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圣徒精神。

秦晖在《传统十论》中有一篇《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阐述了其中的道理。在自由理想还没有实现的时候,行动者需要有自我献身的精神,但是不能强迫他人也跟着自己献身;在自由理想实现的时候,作为功臣的自己却不能以此为要挟给自己特权。

我们最后总结,秦晖提倡的这套符合自由主义原则的革命者伦理,它和宋明理学的修身在方法上类似,都是针对自己的。蒋介石作为一个虔诚的王阳明信徒,严格按照宋明理学吾日三省吾身那套办法约束自己要求自己,对蒋个人来说成就当然很大。但是,蒋对国民党党员和军队将领宣扬这套理论,期望他们像自己一样信奉宋明理学并达到约束自己的目的,这显然是做不到的。显然,王阳明那种人人都能为圣贤的理论,其实只能针对个人修身来用,并且仅能对很少一部分人有效,而没法作为一个制度来约束人。同样的,秦晖提倡的这套实践自由的伦理法则,只能是民主斗士们自我修身的信念。他对个人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就像宗教圣徒总是非常稀少一样,自由社会的悖论依旧存在。

要想实现自由社会,我们不能仅靠少数的“圣徒”,我们需要集体的抗争,我们也需要生产更多的“圣徒”。那怎样才能做到呢?这就需要将前面提到的积极自由的一些措施法则运用到追求民主自由的共同体里面。这些共同体就不能与现代社会里的NGO那样自由,他对内部成员要有更多的约束。就像格莱珉银行的借贷小组内部相互监督、鼓励扶持小组成员勤俭节约,努力致富。这些共同体需要鼓励自己内部成员为革命奉献,为自己战友提供扶持帮助,并且还要宣扬“圣徒”伦理。这样才能产生有足够行动力的革命团体,才能批量产生符合秦晖要求的革命者。

结尾的话

由于秦晖研究的领域及其广泛,涉猎众多,仅我个人所了解的就不仅以上这些,但限于篇幅和时间,本文只能写这么多了。秦晖其他重要的研究领域还包括国际共运史、国际共运思想史、秦汉经济史、加州学派、中国近代思想史、文革史、土改、第三部门与慈善事业、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等等,有兴趣的可以自行搜寻秦晖的相关文章和著述。

文章来源:知乎

By editor

在 “胡明亮:秦晖思想述评” 有 1 条评论
  1. 秦晖是当今难得的有良知有深邃思想的学者,同为兰大校友,关注他已很久。期待他更多的作品。

评论已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