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川普清崎让你赚大钱》看川普的治国理念

川普比所有美国及西方的左派都要聪明。尽管左派知识分子和媒体以抹黑川普为业,为此不惜牺牲学术和新闻的客观公正性;但在“自媒体为王”的时代,川普通过推特等社交媒体自行与民众对话,把握社会的细微脉动,让传统媒体无法阻隔他与民众的交流,恼羞成怒的左派精英只好用“民粹”来攻击之。

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川普政府公布了美国人翘首以盼的减税计划,这是他在竞选期间的主要承诺之一,也是选民投票给他的重要原因之一。该计划主要包括将企业税率由百分之三十五削减至百分之十五;个人所得税等级,由七个减至三个,税率大大降低;以及削减乃至废除遗产税等。此方案被称为美国“史上最大幅度的减税,及最大规模的税改”,川普政府宣称,其目的是令美国企业在全球具有最强竞争力,刺激美国经济增长,及为美国的中产阶级带来工作及繁荣。

一直以来,只要是中国官方诋毁和攻击的对象,必定代表正确和正义的方向。五月一日,中共喉舌新华社下属的《了望智库》刊登了一篇题为《川普刚宣布了件让“中国难堪”的大事?你们欢呼的太早了》的评论文章,百般诋毁川普的减税计划。该文首先批评减税计划对美国人不公平,得益者只是富人和大公司。然后指出,“在我们中国官方看来,这个计划也在国际上制造着巨大的不公平和风险呢”。文章引述另一家中共喉舌《人民日报》的说法,批川普降低美国企业税至百分之十五这种做法“很自私”,挑起国际税务战,“导致那些有实力的发达国家纷纷跟风加入大规模减税的竞争中,最终不仅导致这些国家政府赤字高涨,债台高筑,引发又一轮全球的经济危机”。原来,这才是中国当局“粗暴干涉美国内政”的原因所在:川普的减税计划如同一剂感冒药,要治癒奥巴马政府执政八年来形成的、旷日持久的感冒顽疾,中国政府偏偏觉得这个医疗方案“动了自己的奶酪”——毫无疑问,一旦美国恢复生机和活力,中国的经济奇迹就走到穷途末路。中共从来不害怕懦弱无能的奥巴马,偏偏对敢作敢当的川普忌惮三分。

川普的治国思路,早在一本十多年前出版的畅销书《川普清崎让你赚大钱》(WHY WE WANT YOU TO BE RICH:TWO MEN ONE MESSAGE)中就完整地提出来。当时的读者只是将其当作一本理财宝典阅读,未能洞悉其背后的政治理念及文化价值。在这本书中,川普描述了他心目中的美国和美国政府究竟是什么模样,跟他的另一本著作《我们该有什么样的国家》可以互相参照。川普看到了“美国病”的症结所在,并提出一系列庖丁解牛式的解决方案。在“九一一”之前,他就对恐怖主义颇感担忧,并对美国国债失控发出警告,他“不仅找出问题,而且提出了独特的解决方案”。然而,世纪之交,历史并没有给川普下手解决这些难题的机会和权力,一直等到奥巴马长达八年的胡作非为、倒行逆施,几乎将美国带入“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境地,美国选民才纷纷觉醒,选出敢下猛药的川普来收拾这个乱摊子。

歧视商人是西方左派和中国儒家的致命伤

西方左派和中国儒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蔑视和敌视商人。

西方左派信奉马克思的名言“资本主义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髒的东西”,但他们言行脱节、自相矛盾:马克思声称仇视资本主义,却从不拒绝从继承了资本家家族遗产的好朋友恩格斯那里得到丰厚的资助;西方左派享受着学院和媒体的优厚待遇,然后纸上谈兵、假装清高。

中国儒家文化更是商业文明的对立面。数千年来,中国的统治阶级无不施行“重农抑商”政策,“把人民限制在土地上”,建立详细的户籍资料,如此便于征兵打仗。在中国,资源配置是“掠夺性”的、最有效的获得资源的方式。掠夺的方式,在“不能坐稳奴隶的时代”,是农民起义和暴乱,赤裸裸地夺天下;在“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是通过科举获得文官职位,然后“一年清知府,十万白花银”。中国的价值观是“官本位”,儒家学说支持“官本位”。《礼记·王制》曰,工商“出乡不与士齿”,也就是说,工商业者离开居住地则不得与士大夫交谈。历史学家钱穆总结说,从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中,可以对传统政治找出几条大趋势,其中有两条就是“集权”与“抑商”,即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以及从汉到清,中国传统政治都沿袭着“节制资本”的政策。

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政权融合了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文化,在不受制约的权力之下,商人或资本家尽管表面上富可敌国、风光无限,实际上却既无尊严、也无安全。有一位民营企业大佬曾说过:“在官的眼里,我们什么也不是,就是一只蟑螂。他想把你打死就打死,想让你活就活。让你活是他赐你,让你死是重视你。”BBC记者在采访逃亡富豪郭文贵时提问说:“你认为国内的腐败、黑暗,可以用官商勾结来形容吗?”郭文贵回答说:“不存在官商勾结。说官商勾结,太看得起中国的商人了。中国的官和商的关系,更准确的描述,应该是一个夜总会里面的妈咪和小姐的关系!”对此,经济学家何清涟评论说:“我相信这不是郭文贵一时气愤之言,而是他对企业(包括自己)与政府官员这些年来的浮沉荣辱认真思考过后的评价。”

与之相比,在美国这个由清教徒创建的国家,人们对商人和财富的看法截然不同。英国学者阿利斯特·麦恩拉斯在《加尔文传:现代西方文化的塑造者》一书中指出:“加尔文的工作伦理影响了清教徒的经济观,在清教徒殖民的第一个一百年间,这些经济观促使了新英格兰的扩张。……资本主义与企业文化之所以能产生新动力,主要还是因为加尔文的思想。”加尔文主义清除了商人和财富的污名,赋予工作以侍奉上帝的神圣价值。贝拉在其个人主义与投身现代美国生活的研究中也表明,“天职或呼召的概念再造”是美国文化转型的关键。

如同洛克菲勒二世所说,由于他的信心,上帝就赐予财富作为他的赏赐;也如同卡内基所说,个人及国家的财富是上帝特别恩待的记号;川普在书中有一段话也相当精彩:“拥有自己的事业就像种树,那是活的有机体,经历一年四季和狂风暴雨,度过美丽的夏日和冷冽的冬季却还继续生长,几乎就是你自己的写照。所以我才会这么小心翼翼控制我做的事情的品质。如果某件事物代表你,你会希望它成为你所能找到活做到最好的代表,然后你甚至可以提高自己的标凖。”川普对自己商人的身份有一种充沛的自信,同时他又认为自己不是那种“为富不仁”的富人和“无商不奸”的商人,他说:“我知道,人们想到我这个人,就常想到:喔,那位身价数十亿美元的富豪啊。但这种想法就像让我吃闭门羹似的。我儿子小唐说过,我就像有钱的蓝领阶级。或许这个说法能让人们比较了解其个性。”

川普相信,无论商业上的成就还是当选总统,都不是靠自己就能做到,“世界上有一股比人更伟大的力量,信念使你信心满满地走下去,也使你保持谦卑”。在谈及宗教信仰时,川普说:“我在基督教家庭长大,被教导要尊重他人的信仰。”他特别提及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是苏格兰人后裔,“真心相信上帝,真实对待自己”。川普认可宗教信仰在人生命中的重要性:“有某种深度信仰的人往往似乎比较踏实,也比较有生产力。他们拥有无法被摧毁的理念,而且不会轻易地怀忧丧志。宗教提供方向与寄托,是商业分析办不到的。”川普说:“人们常寄圣经给我,有时因为他们认为我是老师,有时则因为他们认为我需要。”当然,他坦率地承认:“我知道我违背了一些教诲。”这种认罪之心,比奥巴马、希拉蕊式的自以为义更接近上帝。川普说,圣经中的一句智慧之语是他刚好喜欢而奉行不渝的:“聪明如蛇,温柔如鸽子。”这句话使他“经常反省自己的脾气,并增进了智商”。

美国的危机及解决办法

美国当前的危机并非始于奥巴马将美国“社会主义化”的诸多政策,也并非始于“九一一”恐怖袭击。在川普看来,美国当前的危机可以追溯到近一个世纪之前的罗斯福新政。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的危机在于:“花得比赚得多,贸易赤字猛增;政府变穷,国家外债猛增;弱势美元使得钱愈来愈不值钱;不劳而获心态,指望政府救助。”欧洲成为福利国家的牺牲品,美国不能重蹈覆辙。

那么,如何将美国从这场重大危机中解救出来?首先,川普认为,惟有新型的领袖才能带领美国走出危机。这种领袖如同商场的赢家,“保持赤子之心,制订崇高目标,也有热忱和计划。他们的梦想可能太狂野,但是总比没有梦想要好”。这种领袖以洞察力代替恐惧,“他们可以预测不可避免的事。他们本身的教育产生洞察力,有效替代了恐惧,因此大幅提高本身的成功几率”。而“能够为自己思考的人,很少属于任何群体”,他本人并不属于华盛顿旧有的官僚体系和既得利益群体,所以才有可能提出根本性变革的方法。

同时,这种领袖应当有实践的经验和能力。虽然此前川普从未担任过公职,但他在诡谲多变的商场打拼的经验,可以平行移用到总统的职位上。在此意义上,川普比只担任过参议员的、养尊处优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奥巴马更“接地气”。川普说:“既会读书又懂得生存之道是可能的,而且非这么不可。我的优势在于我从小跟父亲一起工作和观察他时,见识过不动产的艰苦:钱难赚。我学会在收房租时别站在门口正中央,以免被枪射到,我知道我面临的社会是怎样的。我父亲深知生存之道,也很有生意头脑,加上我读的是沃顿商学院,所以我有最棒的理论跟实务面可供学习。”

其次,如中国古语所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川普执政以来,退出TPP,废除奥巴马医改,废除约翰逊法案,就像用剪刀一刀剪开一团乱麻,用最简单的方式解决那些最复杂的难题。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希望,政府是问题本身。清崎评价川普说:“川普喜欢用简单的方法做事情。虽然他做的事情可能很复杂,但他知道如何将事情逐一分解。想盖摩天大楼,就要从蓝图和地基开始着手。我知道,做事要花时间也要有耐心。”川普有相当的耐心和足够的智慧应对朝鲜问题、美墨边境修墙计划以及与中国的贸易争端。

川普本人举了一个例子说明如何发挥“扩张性、创造性的思考”。川普在加州拥有一个带宴会厅的高尔夫俱乐部。宴会厅可以俯瞰太平洋美景,可以举办很多活动,但只能容纳三百人。管理团队认为,应当扩建大楼。他们拟好扩建计划交给川普,该计划需要数百万美金和许多时间。川普跟团队开会讨论此计划,他们一起站起来巡视宴会厅。川普发现有位女士很难从椅子上起身,因为椅子太大了,而宴会厅里都是过大的椅子。他马上想到,宴会厅需要新椅子,体积更小的椅子。这个构想不仅省下数百万美元,甚至还能赚钱。他们将旧椅子卖掉,扣掉购买新椅子的钱,还绰绰有余。如今宴会厅的座位超过四百五十个,空间更舒适,举办大型活动的数目增加,营业收入也增加。不但不需要扩建大楼,也不必因为施工而歇业。把原本可能花掉数百万美元的事,转变为获利。若将这种思路用在治国上,则是国民之幸。

第三,川普知道从历史中寻求答案,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他说:“我是那种不需要太多睡眠的人,每晚只睡三或四个小时,所以我可能比别人更有优势。我用这些多出来的时间阅读,了解世界事件,并阅读历史。”他强调研究历史对于决策者的重要性:“我们可以向历史学习,向组成目前世界史的文明与帝国学习。以历史为指南,不再重复同样的错误。记得奥斯曼帝国吗?记得这个帝国统治多久吗?这个帝国如何消失?为什么消失?”

就美国历史而言,川普在罗斯福新政中看到的是失败和谎言,是政府的扩张和对自由的损害;他在雷根新政中看到的是却成功和荣耀,是美国精神的回归和信心的重建。那么,川普有没有可能像雷根那样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呢?

为什么川普喜欢印度,而不喜欢中国?

川普对美国之外的世界的看法,在本书中亦初见端倪。从目前川普政府的外交政策来看,与他当初的想法一脉相承。川普在世纪之交就已发现,欧洲已然无可挽回地走向衰微,亚太地区正在勃然兴起。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如果美国忽略亚太地区崛起的趋势,将会在未来的竞争中遭受损失。

对于那些潜在的竞争对手,川普认为,俄罗斯的经济完全依赖能源出口,俄罗斯在科技和人力资源方面都缺乏竞争力,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俄罗斯不可能像昔日的苏联那样挑战美国和西方。川普绝非美国左派媒体所污蔑的那样,是“亲俄派”,靠俄罗斯暗中帮助在大选中获胜。与其说他是“亲俄派”(亲近之亲),不如说他是“轻俄派”(轻视之轻)。而伊斯兰世界表面上看咄咄逼人,但其用恐怖主义的方式对西方的挑战不可能长久维持,伊斯兰世界与俄罗斯一样,严重缺乏内在的活力。

川普发现,未来有可能与美国形成竞争关系的是两个亚洲大国:中国和印度。关于中国,他只有简短的几句泛泛而谈:“中国的星巴克已经超过美国,上海的摩天大楼已经超过纽约。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比欧洲少。中国势力庞大,人口众多。必须研究中国。”当然,他未涉及中国社会的最大问题,即共产党一党专政、独裁暴政。如果此一政治痼疾不根除,中国的崛起就是昙花一现的。近代以来的历史已经证明,政治专制的国家不可能维持长久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纳粹德国和苏联一度在经济增长和某些领域的技术发展上取得惊人成就,但最后都无以为继、一败涂地。

对于印度,川普给予更为正面、积极和乐观的评估。川普指出:“印度是最大、最古老的文明,印度从未侵略任何国家,最大的民主政体,不靠暴力获得独立。梵文是欧洲语言的根源。英国入侵印度之前,印度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印度人发明了数字系统,代数和三角微积分、圆周率,印度还是最大的英语系国家。”印度的崛起,与美国会有竞争性,但川普更把印度看作是值得信赖的盟友。那么,川普对中国和印度的看法为何有如此重大的差异呢?

按照丘吉尔的说法,英语不仅是一种语言,更是一套信仰和价值系统,说英语的国家能够构成“英语国家”或“英语民族”。印度在地理意义上是亚洲国家,但在文化和精神的意义上已属于英美体系,印度比日本更快速、更全面地实现了“脱亚入欧”。对此,川普敏锐地指出:“美国有百分之三十八的医生,百分之十二的科学家具有印度血统。印度人强调教育,许多美国大企业和全球企业,都有印度人经营管理。对我们对未来及身为关注全球发展的公民而言,印度具有相当程度的重要性。我们必须花时间了解这个既迷人又生机勃勃的国家。”确实,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印度为世界提供的文化、技术和人物,让中国望尘莫及:泰戈尔、甘地、阿马蒂亚·森、奈保尔……这张名单可以一直开下去,而中国则是令人羞愧的空白。

关于中国与印度的竞争,也就是所谓的“龙象之争”,不同立场和背景的人有不同的答案。川普的答案斩钉截铁、发人深省。当川普的思路成为美国的外交政策之后,必将对亚太地区带来新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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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Thursday,November 1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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