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格蒙·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是我今年所读的书中最过瘾的一本,无法读快,持续地读了很久。数个月前我在与世宾的谈话中抓到一个关键词:暴力。让我暗下决心将这个词作为我做学问的中心词核,于是有意识地搜寻一些与暴力有关的书籍。于是碰到了这本书,这本书虽然有着大多数译本的含糊不清的翻译特点,但总体上来说仍然吸引我深读下去,并且在阅读中震惊。

  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历来被看作是德国人与犹太人的事,被看作人类文明进程中出现的一次反常事件,纳粹份子被看作变态的没有人性的例外。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在鲍曼的研究中,我们看到这次大屠杀是人类的共同问题,是现代理性必然出现的结果,党卫军也是非常正常的人。我们对大屠杀的误读被作者所纠正。

  大屠杀的得以实现,反犹主义当然是重要引线,但仅有反犹主义不会导致大屠杀,它必然要有现代作为第一推动力。在整个西方的文明进程中,犹太人所处的社会位置让他们自然而然地创造并推动了现代性,而对现代性恐慌的西社会要把带来现代性的犹太人清除出去,讽刺的是,这种清除中使用了现代性的理性、技术与手段。

  现代性必然以理性为核心词。大屠杀得以顺利进行,就因为在迫害者与受害者之间达成一个默契:理性。只要任何一方是非理性的,大屠杀就不可能进行下去。纳粹的理性在于他们把屠杀过程分解为一个个程弃阶段,每个人只负责某个阶段,与受害对象产生足够的距离,如此一来每人都在屠杀,但没有人具体地直接地屠杀,也就是说,现代工厂的分工制与管理方式高效而低价地维系着大屠杀。没有现代官僚管理方式与技术方式,不可能让纳粹进行大屠杀。从逻辑性出发,纳粹们理性地实施着各各步骤,没有人在屠杀,但所有人都在屠杀,这就是“无人统治”。

  在大屠杀之前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公众的同情心与道德。因为犹太人在正常社会中处于某个特征明显的社区,这足以构成公众的“异类”,所有人都有“异类恐惧感”,这一点被纳粹所运用,当他们迫害犹太人的时候,异类恐惧感让公众对此事保持冷漠态度。但是,毕竟有许多犹太人融合到普通社区与生活中,那么,纳粹采取的方式是:定义——剥夺与没收——集中——饥饿——灭绝。当那些人被定义为犹太人,就足以让公众对他们保持警惕,犹太人的财产被没入工作被剥压,意味着社会切断了人们的契约,然后被集中起来时,就切断了他们在公众视线中的存在,饥饿又让屠杀成为“人道”的选择,于是屠杀得以发生。这个过程的每一步都是荒谬的,但却又让下一步显得再合理不过。

  纳粹的现代性管理方式、公众的道德冷漠只是两个方面,要最后让屠杀得以高效地产生,必然要犹太人人的配合,把他们集中起来,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人,直到把大家都送进毒气室为止。犹太人之所以要如此配合,也是因为“理性”,在“自我保全”的理性的正确选择中,每个人对发生在他人身上的惨杀视而不见,因为每人都会认为“我会躲过”。之所以很少有犹太人逃出集中营,那是因为他们在集中营中的自我管理很有成效,此外,整个社会已经不再接纳他们,至少是道德中立地把他们当作了异类。

  所以大屠杀非常顺利地进行。如果不是德国战败,这种再“正确”不过的大屠杀一直会持续下去,因为社会已经进入现代,有了足够的现代性技术与思想,因为所有的人都有理性,理性让所有人只努力于保全自己。

  这就涉及到了道德问题。纳粹首先让犹太人在身体距离与精神距离上消失与公众视线之外,让公众的道理不再进行判断与选择。在纳粹内部,岗位职务与技术责任代替了道德责任。而在犹太人内部,自我保全的压力压倒了道德的选择。在整个社会的道德处于缺失状态之下。大屠杀,名正言顺地发生。

  所以“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产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产生了“密切合作”的集体行动。最正确的理性得到的后果是最不正确的,所以说现代文明必然会产生屠杀,恐怖与和平成为文明这枚硬币的两面,就看哪一面会偶然地落在了上面。

  如果说要解除屠杀的未来可能性,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要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这是唯一的方式。

  齐格蒙·鲍曼,1926年生,“后现代主义”概念的主要创造者,生于波兰,后居英国,主要著作有《现代性与矛盾》、《后现代性及其不满》、《全球化:人类后果》、《现代性与大屠杀》等等。从照片上看,一个睿智而清瘦的老头,正在吸着烟斗。

来源: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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