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政治正确”与公共知识分子(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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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正确”及美国的衰落(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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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平民革命,推翻了王室、贵族政体,建立了宪政民主政体,资本阶级是最大的实际受益者,成为主导国家的主要力量。下层平民虽说获得了人身自由,及种种政治权利,但是经济处境并没有得到改善,仍然水深火热,革命改变政权、政治,却不生产面包。法国大革命后,欧洲各国革命持续不断,种种激进思想纷纷登场。早期资本主义开足马力,血汗工厂烟雾腾腾。由是,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马克思主义延续了法国大革命的传统,将十九世纪激进思想推倒极致。但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确实代表了当时欧洲的劳苦大众——劳苦大众的乌托邦幻想。

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演绎为共产主义革命,但是在欧洲并非如此,我们一定不要将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与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混为一谈,二者是全然不同。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种极致激进的话语,但是在欧洲其遭到政权、财富与人文传统的制约——欧洲文明丰富而深厚的传统,结果马克思号召的无产阶级革命被修改为劳工民众的民权运动——摒弃暴力革命,而走议会道路,组织工会,合法地争取劳工的权益,尤其是经济福利。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被修正为社会民主主义,其后与各种激进思想汇合,在欧美发展为左翼思想,当今的“政治正确”也来源于此。

马克思主义有其合理部分,他的起点继承了启蒙运动、法国革命的思想,一是人权,二是民众权益——特别是下层民众。民众如何改变其生存处境,获得人的尊严与社会权利,人如何成为“人”,马克思给出的道路是暴力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的道路当然是错误的,但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人权” (人权中包括自由权利,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实现人的全面自由)、“民众权益”。由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法国革命,到马克思主义——仅就欧美,左翼思潮,民权运动,直到当今的普世精神,其中有一贯穿的脉络,即“人权”与“民众权益”。再向前延伸,由世俗来诠释,基督教精神的核心也正是这两点契合:爱普天下受苦人。由此,我们可以说,中世纪之后,基督教文明转向世俗时代,由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到当今普世精神,是基督精神世俗化的体现。一方面,其将欧美文明社会带到空前的高度,给予下层民众带来从未有过的自由、权利、福祉、尊严;另一方面,其也纵容了人性的自然欲望,松懈了人的意志及对自我的道德约束,而不断拔高的理想诉求致使人脱离现实,趋向乌托邦。

由十九世纪中叶至今,西欧、美国的社会、文明总体上是逐步发展和进步的。在此历史中,马克思主义、左翼思想有积极、正面的作用,这和俄国、中国等落后国家的情况截然不同。当今欧洲诸发达国家、及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实行的均是社会民主主义,实现了伯恩斯坦的理想,这有马克思主义、左翼思想的功劳。美国尚未完全走到这一步,但方向是向之靠近。比如奥巴马的医疗改革。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美国之所以未演绎为苏式共产主义革命,因为欧美国家是民主政体,权力、财富、传统尚有足够的力量制约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最终将之平衡为非暴力的社会民主主义。反之,马克思主义在苏俄、中国等专制、落后国家却被演绎为共产主义暴力革命,因为其国家政权、资本、民众的文明程度不够强,不足以抑制被“马克思话语”煽动起来的民众暴力。

十九世纪末及二十世纪前半叶,在欧美国家,左翼思想是最活跃最有生命力的思想。看看近两个多世纪以来欧洲的重要思想家、作家,从伏尔泰、卢梭、雨果到萨特、加缪、福柯……,就会清楚近代欧洲精神发展的左倾趋向。可以说启蒙思想从起始就是“左翼”的,激进,带有乌托邦、民粹的色彩,从伏尔泰、卢梭、雨果,到左翼思潮,到普世精神,到当今的“政治正确”,这是同一个传统。左翼思潮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其普及化及激烈化达致高峰,演化为社会运动,特别是在美国,如黑人运动、女权运动、反战、青年反文化运动,等等。美国文化上落后于欧洲,精神伦理上都更保守,但由此,美国六十年代的民权及反文化运动也就更猛烈。

欧美左翼思想原本是叛逆者,革命者,处于“在野”地位,受打压;但自六十年代,伴随蓬勃的民权运动,上升为社会主流意识意识形态,并逐步丰富发展为普世精神——自由、平等、人权、多元、全球化、环保等等,成为国家、社会正统意识。在美国,其取代了传统新教精神伦理。

一种精神思想一旦成为国家、社会之正统意识形态,便会体制化,即成为既定模式,与国家、社会同构。精神思想体制化,便会价值化、教条化、形式化,也就是它会成为国家、社会的正统固定的精神思想模式,代表国家、社会的至高道义与价值,不容置疑,这就成为“政治正确”。到了这一步,其思想精神也就脱离鲜活的现实而枯竭、僵化。我们可以设想,当初伏尔泰也好,卢梭也好,还是马克思,作为个人如果不计打压,他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由心而言;但是如果他们的思想成为国家、社会的正统意识形态,比如类似《纽约时报》、CNN电视台这样超大媒体来代言,它们有千百万的受众,其言说会影响整个国家和社会,由此他们还可能自由言论吗?它们的首要准则就是“政治正确”——不逾越该既定意识形态的框架,不犯错误。

从正面看,其保障国家、社会之秩序、维护民众共同之意识,这是其成熟的标志。在此之前,从伏尔泰、卢梭到马克思、左翼思想,这一脉都是“造反”精神,充满激情、活力,但是同时也带来了人们精神的焦灼基社会动荡。六十年代,该思潮成为时尚精神,进而发展为普世精神,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由此,它也就由“造反”的姿态,转为国家、社会正统价值的“维护者”,居高临下、模式化、空洞、脱离现实、不容异议,由而丧失勃勃生机,逐步僵化、枯竭。人类历史上每一种文明,其正统精神思想形态,都会走到这一步。中世纪基督教教义、西藏晚期佛教、晚清八股儒学等等。这也就是为什么十六至十七世纪,欧洲会发生新教改革运动,由天主教的堕落中分离出生机勃勃的新教。

当今欧美国家“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有如下特征:

1、绝对化。所有的事情都是相对的,有边界和条件的限定,绝对的观念属于宗教领域,不可用于现实世界。比如“民权”意识,当然是好,但是将之绝对化,就会走向反面。因为人、社会、文明都是有局限和欠缺的,强行地去做不可能的事情,就会摧毁文明。法国大革命的教训之一就是“民权”无边界地放大,以致妄为。绝对化也意味着极端化。美国女权运动起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缘于妇女困于家庭、没有选举权的卑下处境,其要求是很具体的,如选举权、就业权、同工同酬等,这是正当合理的。但在女权运动的不断发展中,趋向极端化,比如否定男女性别差异、倡导“女权中心”、消灭男权、否定家庭、排斥男性、甚至拒绝养育,等等。

2、教条化。因为它是公义的,由而便成为判断事务的准则,凡事用之衡量判断,不顾实际。2016年新年之夜,德国科隆发生阿拉伯裔非裔难民群起性侵犯妇女事件,但是德国许多媒体不敢报道,警方也刻意隐瞒,因为案情涉及难民、少数族裔,真实报道有违“政治正确”。可见,“人权”意识的教条化致使真相隐瞒,国家不能正当执法。

3、民粹化。民主政治——平民政治中,公共话语向民众及弱势群体倾斜,这是其“公”与“义”的性质所决定的,否则就会失去“公义”的话语优势。我们看到,民主国家大多数媒体都是为广大民众及弱势群体说话,久之便成为“民众即真理”、“弱势有理”、政客、媒体、资本处处都要取悦民众。比如,劳工罢工,企业主便要提高其福利;警民冲突,舆论便谴责警方;黑人高犯罪率,是因为社会对其不公,等等。由于舆论向民众及弱势群体倾斜,致使国家福利不断增高,大批青壮年靠福利寄生;非法移民数量攀升;教育质量下降……

4、模式化。平民话语原本起于民间,但成为社会主流话语后,便规模化、体制化,膨胀为制造话语的官僚机构,特别是大媒体。它们照既定的意识形态编制程序,程式化运作;有“政治正确”的要求,有潜规则、自我审查。作为一支社会势力,其巨大的商业利益,和权力、财富有默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与权力、财富共同构制了国家与社会的边界,不得逾越。一方面,这标志民主国家制度化的高度成熟,人权意识已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公共话语也步入官僚化,失去活力,失去现实感,因此无论什么事情,都按既定模式编排话语,成为程式性套话。

5、脱离实际。由于官僚式样的模式化运作,美国的主流媒体越愈脱离现实,因为其是对意识形态负责,而不承社会实际事务的责任。它们已是高高在上的操控公共话语的官僚机制。公共话语本身来于民众,代表民意,为民意发言,但其体制化、模式化使之脱离民意。2016年美国大选,主流的左右媒体一边倒地将川普当作笑话,完全没想到川普会当选总统,它们做的各种民意调查于事实相距甚远。问题之关键,是它们抛弃了美国中下层白人,既不在意他们的处境,也不了解其意愿。

6、不容质疑,不容异议。美国宪法保障言论自由,但是在公共话语中,许多话实际是不能说的,不是会受到法律制裁,而是会受到社会群体的压迫。比如批评黑人,没有媒体会发表这样的文章;如果教师在大学课堂上反同性恋婚姻,就会遭到学生的集体抗议,迫使大学将之解雇。2017年8月,谷歌青年工程师 James Damore在公司内部的论坛发了一个帖子说“男女工程师水平差异缘于生理原因”,为此公司认为他是性别歧视,将之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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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识分子是城市文明的产物,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苏格拉底。欧洲近代知识分子起于欧洲文艺复兴,如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拉伯雷的、康帕内拉、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莱布尼茨、莫尔等。但正式向旧制度宣战则是启蒙时代——启蒙思想孕育了革命,改变了欧洲,那也正是平民兴起的时代。由此,诞生了欧洲现代知识分子——也可称为近代,公共知识分子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替代传统教士阶级,执掌时代精神。

公共话语代表平民大众,但毕竟仅是代表,而不是民众自己的表达,民众最终也还是被代表。也就说,公共话语实际是由职业公共话语者来代表的。当下而言,就机构而言是媒体、大学、出版社、NGO组织;就人即公共知识分子:记者、作家、评论家、艺术家、电视主持人、社会活动家、政客、学者等等。

伏尔泰、卢梭可为近代欧洲早期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是独立的,反叛的,以个人挑战国家及传统。因此他们遭到国家及传统的排斥和打压。他们是天然的叛逆者,亲身遭遇及目睹到社会的不公正,恰赶上那个时代,他们奋起反叛,并提出自己的理想。1、他们是独立的个体;2、他们是反叛者;3、其思想基于自身生命和体验;4、他们是个别异端,挑战国家和传统,因此遭受国家打压;5、他们处于时代转折期,其思想结束了旧时代,开创了新时代。

他们是新时代的“先知”,这是历史决定的——历史选择了他们,非人所能为。由于他们代表了新时代,改变了旧时代,因此他们获得了巨大的声誉,成为新一代平民知识分子效法的榜样,并形成了欧洲近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传统:批判的、理想主义的、秉持公义、代表大众。大批的知识分子关心国家、社会、民生,投入公共事务,批判不合理的制度与现象,推动社会改革,宣扬自由、人权思想,为下层民众说话,改变他们的生活。体现了新时代知识分子的勃勃生机。他们取代传统的教士阶级,主导平民的话语与精神。这一时代的精神主旨是:自由、平等、民权。

伏尔泰、卢梭等一代“先知”们虽然曾遭迫害,但是他们的成功与成就则是巨大的。由公而言,他们改变欧洲,开创了性时代;由私而言,他们获得不朽的成就与声誉。作为知识分子能达至该境界,乃是人生之极致,即使遭受打压迫害,也在所不计。于是,他们即成为其后平民青年知识分子的榜样。

由法国大革命到十九世纪末可算是近现代欧洲公共知识分子发展的第二阶段,这是各种思想,特别是激进思想蓬勃发展时期。这一阶段,平民阶级崛起,自由、平等、民权思想是潮流,在民众中普及。自由、平等、民权,从社会形态上看是平民思想;从文明形态看,其是城市、工商业文明形态的精神。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过程中,有一种极端化的倾向。在传统中,新思潮的崛起多是反叛性,因此也都是极端的,否则就没有足够的能量,突破传统。欧洲,由中世纪转入近代,平民思想及精神由其诞生便是极端的,而且基督教本身就产生于社会底层,并且是极端的。极端性是欧洲文明的特点和传统。

伏尔泰、卢梭本是很是激进的,其后的平民知识分子和他们的思想就更加激进,比如罗伯斯比尔的人民革命、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布朗东的革命社会主义、烧炭党的民族主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尼采的超人等等。由个人而言,下层平民知识分子可以激进思想挑战国家权力及传统,仅凭借笔及口舌,便可一步登上权势顶峰,影响国家,改变历史,名垂青史。这激励了一批批青年平民知识分子,不惜冒生命之危险,高举越发激进的革命、理想主义的旗帜,挑战国家和传统。比如法国大革命中,罗伯斯皮尔、马拉、丹东即是这样的人物,后来的马克思、列宁、托洛斯基等等也是如此。

在时代潮流中,革命、批判、理想主义本身都是一个“比赛”的过程,因为这是一个话语权力与社会权力的争夺,后来者要出头,取代前者,就需要比前者更激进。就此,马克思可谓是个典范。马克思既怀有改造世界的伟大抱负,也有让全人类瞩目的野心。马克思主义将批判、理想、公义、代表大众都推到了极致——实则是个人妄想,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想极端化的反面事例。无论他的思想如何,但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知识分子,为其思想,他奉献了自己的一生,连同他的家庭。

由二十世纪初到六十年代,可算是欧美公共知识分子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一时期,左翼思想,也可以说是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欧美取得话语优势,甚至成为时尚,特别是对青年人。这一时期的作家、艺术家普遍思想左倾,他们主导了时代思潮,影响全世界。这一时期,自由、平等、人权、和平、多元深入人心,全面改善提升了欧美社会的人文状况,平民大众成为社会的主体,其经济、地位、权利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这一时期,公共知识分子,依然是反叛、批判、理想主义的,但其精神思想已为青年一代普遍接受,成为时尚。六十年代欧美民权运动及青年反文化运动,可谓代表。至此,美国新教传统精神伦理被边缘化,以“自由”“平等”“人权”“民众”“和平”“多元”“世界主义”为核心的左翼思想演绎为国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爱因斯坦可算是一个标志,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特征,也代表了当时美国知识阶级的精神取向——知识分子及青年普遍左倾。这一时期的著名公共知识分子,成为时尚的代表,风云人物,大众崇拜的对象。自由、人权、和平、理想主义等观念取代教堂,成为青年人的信仰。这一时期,是左翼思想为时尚的时代,青年人追时尚而接受普世精神,各类精英们也为此大争风头,提出各种不着边儿的理想。这是一个追时尚、争时尚的时代。

第四阶段,六十年代之后至2016。这一阶段,自由、人权、多元化等成为美国国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登堂入室,成为普世精神,进而模式化、体制化;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自由、民主、人权获得全球性胜利,成为人类文明最高价值。这一时期,基督教文明达致巅峰,就人类的局限,欧美国家及社会已经好得不能再好——到了文明的极限,物质之富裕、社会之宽容、个人之自由、生活之丰富,为人类前所未有。基督教文明经过两千多年的历程,苦难、奋斗、创造、积累、扩张,走完了全部历程,到了全民享有——消费其丰硕成果的时期。可以说,这即是基督教高度成熟、丰收的时期;也是文明的消费的时期——后现代精神主旨是消费,消费前人奋斗、创造的文明积蓄。巅峰即意味下降,成熟即意味衰落。

在此阶段前,公共知识分子一直是为自由、平等、人权的精神理想抗争、奋斗,此理想与现实有真实的血肉关系,从法国大革命到其后欧洲劳工运动,到美国六十年代黑人运动,在国家制度层面上,那些不自由、不平等、不人道都是实实在在的。但到六十年代之后,有关保障全民的自由、平等、人权,欧美国家在制度上进行了全面改善和建设,几乎做到了极限,甚至有些过——比如高福利致使许多人拒绝工作。当然,在事实上,仍有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乃是人类存在本身的欠缺,是世俗世界所不能解决的。

(未完待续)

2017年8月至9月 于伊萨卡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2/2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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