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1-01 山民遇水 念君子之温

贝如意

(遇害的华美公学校长贝如意姑娘:如果这是诀别,请记得,来到中国我从未遗憾。)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二十世纪时,首先需要对这个逝去的百年献上沉痛哀思,这个世纪带给中国从未经历过的新情感、新希望和新的灼痛。旧传统在某种意义上被彻底地毁灭,而又在另一种意义上改头换面得以保全。

1900年,新世纪向中国翻开首页,中国回应以动荡和灾难。即将影响中国的几股巨大力量,我们已经有幸在19世纪领略其大多数。既有自中国内部产生的新旧诉求,亦有不由中国人左右的纯粹外来力量。扼要而言,外来力量有两股,一股将中国视为一个巨大市场,对持这种观念的人们来说,一个遵守现代秩序的中国,最符合他们的利益;另一股是对中国存有侵吞之心者,尤以俄国和日本,既有此实力,又有此野心。中国内部的诉求亦有二,一是旧秩序想要自保的苦苦挣扎;二是受新思想鼓舞,想要推动中国融入世界新秩序,不懈寻求变革的力量。这些力量纠葛在一起,难以切割,变幻莫测的局势刺激着它们反复消长,相互间敌友关系瞬息万变。

二十世纪的第一年,一股新力量出现并加入千头万绪的纠葛,深深地改变着中国的命运:群众性暴民运动。

法国大革命让人类首次目睹了这股力量所蕴含的巨大破坏力,人类积累数千年的良知性经验,在某个口号下迅速崩坍。当新世纪的篇章翻开,垂死的中华帝国捞上了这根稻草,试图为自己两千多年的阳寿作最后蹬腿一搏。它并没有挽救这老大帝国的寿终正寝的结局,却为后世的政治野心家们,开了手段之先河。

要叙述义和团运动的起落,远非一篇文稿所能尽,进入全景之前,我们先将目光投向山西,追随历史脚步,看看群众性运动如何给这个省份乃至整个中国带来深重灾难。

山西物皋丰厚,这里黄土覆盖,虽不适合建房,却肥沃利于耕作。自北中国通商口岸开放以来,因为东、西方向两条不同轨距的官道需要在山西换轨,使这里成为一个商贸集散地。通过张家口和杀虎口,山西行商们将沿海贸易和中国西部内陆连接起来;更有远见的票号商人们,将分号开到全国各地。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教授在此地发现了储量丰富的优质无烟煤碳,给这个省份继续带来财富。尽管旱灾不断来袭,这里普通人的生活仍普遍要比相邻的直隶、河南、陕甘富足和睦。

外国传教士在70年代正式来到山西,在此后的20余年间,通过传教士们的书信和日记,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省份人民的淳朴与友善。“遗憾的是,大量富饶的土地被用来种植鸦片。这是中国政府要解决的最大问题之一,它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幸福。”他们在山西建立医院、学校和戒烟馆。尽管在中华内地会戴德生牧师努力下,英国政府禁止向中国出口鸦片,但吸食鸦片的恶习仍从士绅阶层向平民阶层蔓延。

在临省发生的各种排外事件,并未波及山西,基督教在山西的传播很顺利,这一方面得益于教会在屡次旱灾中的积极赈灾表现,和免费医院的大量创立;另一方面,也与这个省份的督抚以下官僚,长期对外国人相对友善的态度有关。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在其它省份发生的排外事件,和当地官场的态度直接相关。山西的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传统农民和教民之间,并无恶性不睦事件的记载。

然而这一切随着毓贤和义和团的到来而化作乌有。

义和拳起源复杂,一言难尽,起初带有某种叛乱和排外倾向。晚清民团之风大兴,义和拳遂自称民团,获得了某种半合法存在的身份。做法坛道场、卖平安符等宗教仪式,原本是自白莲教以来,一种屡试不爽的资金募集方式。在义和拳初起时,各地官府对他们态度不一,有的将其当作叛乱组织进行清剿,有的睁只眼闭只眼不惹事为上,也有暗中扶助者。1899年,以心狠手辣和排外著称毓贤升任山东巡抚,他迅速赋予义合拳民团的合法地位,官称“义和团”,祭出“兴清灭洋”的旗号。

关于义和团的兴起我们暂时略过,后文再续,一个危险的叛乱团伙赢得清廷赞助,其中原委错综复杂。获得清廷支持赞助的义和团在山东大举排外,打杀教民洋人、破坏铁路、电杆和电报线缆,很快引来列强抗议。作为牺牲品,毓贤被撸掉了巡抚职位,这是清廷的惯用伎俩,不久,他又象先前类似被免职的人一样,出任山西巡抚。

毓贤于1900年4月19日就任山西巡抚,他将义和团的一群头目们从山东带来。这群“革命干部”被山西老百姓称为“外地人”,他们有一套让今天的读者非常熟悉的“工作”方法,先在各地开坛练拳,毓贤规定:所有的商贩、工匠、学徒、仆役必须加入义和团练拳。

义和团以“思想工作”为先,到处散布关于洋人的谣言,那些谣言在各地如出一辙,出自某种固定套路:说洋鬼子专门诱拐和骗要小儿,吃小儿心肝(育婴堂);墙上画着红涂料的房子不能进,洋鬼子在里头作了歹,进去就会害病甚至丧命(医院);骗走童男童女施咒,以供洋鬼子和鬼婆子们淫乐(学校)。诸如此类的谣言不胜枚举,洋鬼子玻璃瓶里装着人血,箱子里藏着骷髅头,敲骨吸髓。他们把旱灾说成是老天爷对洋鬼子的怨怒,把生病说成是教民邻居驱使洋鬼作祟……

在清朝的最后二十年,朝廷和官府对农民的控制能力快速下降,乡绅阶层成为地方政治的实际主宰。传教士带了新的知识、免费医疗和教育,他们亲民、毫无盛气凌人架子、不辞辛劳为农民子女们服务的作风,则较乡绅阶层更容易赢得农民们信赖。在1898年中华内地会的一份记录中,山西省正式受洗的新教徒有1300多人。到了1900年,这个数字已接近2万,再加上数目更大的慕道友、传教士们的私人中国朋友、戒烟馆和医院里的病人,亲朋圈子,对传教士持有好感和信赖的人难以计数。乡绅阶层日益感受到传教士对自己权威的威胁,长此以往,自己在农村和市井中的影响将被传教士取代。因此当毓贤和义和团到来之后,乡绅阶层迅速与之结成同盟。

我们相信这个阶层内的大部分人只不过是随波逐流,即便在最危难的时刻,乡绅阶层中也不乏存善明理之辈。在一些记载中,我们看到有不少乡绅利用自己在农民和市民中的威信,试图从暴戾的官府和团民手中保护传教士和教民。忻州的一位学识渊博的读书人,冒着被扣上“二毛子”罪名的风险,花钱请乞丐为七名受害后无人敢于接近的传教士收尸,并用中国仪式,公然在坟前焚香祭祀,痛哭流涕地念诵自己所作的祭文。

但无论如何,乡绅阶层的加入给了官府和团民极大支持,他们不仅拥有强大的动员能力,还掌握着利用中国传统文化来对抗基督教传播的话语体系。比起义和团夸张的谣言,他们的解释似乎更加教人“信服”:铁路、采矿和洋房破坏了“风水”;教唆人不敬祖宗家长,使父子、夫妇纲常败坏,最后必然导致礼义廉耻全面崩塌,社会陷入黑暗与混乱。

“思想”和“组织”工作准备就绪,5月中旬,义和团试探性地发起攻击。洪洞县一位姓苏的小康教民成为有记载的首位受害者:义和团包围了他的家,将他打成重伤,抢走了细软财物,将粗笨不能带走之物分给围观的人们,其余则砸为齑粉。此景不由得让人联想起各类历史和文艺作品中“打土豪”的画面来。此后,似乎是同一伙人,在各县流窜作案,没有朝廷明目张胆地撑腰,光靠着巡抚包庇,暴行虽然步步升级,但仍只敢抢劫打杀富裕教民,不敢直接针对洋人,。

6月21日,北京朝廷收到一份关于天津和大沽会战的“捷报”:击沉两艘洋人军舰!慈禧大喜过望,一口气对14国宣战。

四天后,上谕在山西全省范围内张贴:

“彼仗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剪彼凶焰,张我国威。其有同仇敌忾,陷阵冲锋,抑或尚义捐资,助益饷项,朝廷破格懋赏,奖励忠勋。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竞作汉奸,朕即刻严诛,绝无宽待。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

这份上谕又让人情不自禁想起那些举国因一篇社论而起舞的年代。

6月27日,太原华美学校已经放暑假,剩下十一名外地或者无亲无故的女孩。医院的病人们告诉医生上谕的消息,医生出去看了一趟,因为上面没有盖官印,并没有引起外国人的警觉。当天黄昏,几名满族官宦子弟少年首先向外国人发难,用石块攻击外国人。

又是一出熟悉景象,与机关大院的高干子弟们,首先掀起红潮何其相似?

满洲的“高干子弟”们点燃了暴戾情绪,不久,“烧!杀!”之声响起,团民冲进医院并放火。所有人——外国人和医院的中国员工、教师和十一名女学生——躲在偏僻的屋子里。团民们光顾着趁火抢劫,竟顾不上来搜捕,使他们得以躲到半夜。讽刺的是,有一些打劫心切的团民,被自己放的火烧死了。

第一位受难的外国人是女教师库姆斯小姐,到了后半夜,躲藏起来的人们决定先逃离这个是非之地,再商议下一步对策。库姆斯小姐本已逃走,当她发现两位女学生傅琼和艾桃不见了之后,又回头来找。这两位女孩刚刚放足,行动不便,三人迅速被团民追上,石块象下雨一样飞来,女孩摔倒在地,库姆斯小姐把两位女孩扑在身下保护她们。三人很快被围上来的团民拖走,库姆斯小姐被扔进火堆,她三次试图爬出来,又三次被扔回去,最后她跪在火堆中祷告而亡。两位女学生直到一年后才找到下落,有一人遭性侵凌辱,两人都被出卖,一位被卖给老光棍当媳妇,另一位被卖给一个吸大烟的妇人当丫头,几乎每天都被辱骂、体罚、殴打。

逃出医院的洋人和中国人并没有逃过劫难,不久,毓贤把全城的洋人都集中到巡抚衙门,全部杀害。中国人能逃的逃了,没逃走的被团民杀害。十一名女学生最后都还活着,她们大多被卖,有的被卖了几次。

在太原的惨案仅仅是一个小小缩影,因为涉及四十六名洋人而受到关注,留下不少他们如何受害的资料。随后动乱在山西全省蔓延,使157名外国人丧生,中国人的死亡人数则无法估计。

人性光芒并未在动乱中完全泯灭,善良的中国农民们曾经试图保护教民和外国人。当太原医院被烧毁的风声传到寿阳,一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的老农,请8名外国人(包括3妇1孺)和4名在医院工作的中国人,随他逃到偏僻的北梁山乡下老家,躲藏起来。这12人被藏在两口窑洞内。但两天后义和团在邻村闹了起来,外国人决定离开以免牵连无辜。他们想到太原去和其他外国人汇合,结果羊入虎口,步太原外国人的后尘被杀害在巡抚衙门。而那户试图帮助他们的农民家庭也很快蒙难,义和团杀来,烧毁了他们家的一切,并杀害了6位来不及逃走的老弱。这个20人的家庭后来又有7人遇害,其中有一位到城里打探消息的青年被认出。他被捆起四肢,活活吊死在房梁上,一直紧咬牙关,至死不肯招供家人的藏身之处。

更严重的事件发生在山西北部,有一些因经商而富裕起来的村子,武装起来抵抗官军和义和团,试图保护信教的乡邻和外国人。这些村子盖有坚实的房屋,亦多有屯粮,规模一般在一千人以上。他们中有一些在被攻陷后惨遭群体性灭绝的屠杀。官军对付他们的手段几乎如出一辙,开出条件让他们交出教民,宣称会保护这些教民们。如有外国人则派军队护送他们到北京去。然后趁着村民们放松警惕,攻入村庄,捣为齑粉。只有少数不相信这套鬼话的村庄坚持到了最后。

山西南部因为靠近湖北,在一些乡绅和农民们帮助下,组织教民们向汉口逃难。湖广总督张之洞参与了“东南互保”,因此只要逃到湖北便是安全的。但时局动荡,敌我难分,逃难的中外难民们一路惨遭兵、匪抢劫,被杀害或者病殁在逃难路上的外国人们留下了名字,中国人则无法估计。

乱事很快扩散到了洋人和教民之外。教民们的家属、亲朋,以及同情教民的人。再加上徇私报复和趁火打劫的凶杀,灾难已经远远扩散到了“二毛子”们之外。

接下来的事,八国联军攻来,毓贤率大队官军和义和团进京“勤王”,使局面稍微得到了一点缓和。随着北京被攻占,老佛爷化妆成民妇“西狩”,被岑春煊搭救。这位岑春煊是个非常复杂的人物,他因受戊戌变法牵连而流亡海外,原本准备趁乱废掉甚至除掉慈禧,扶光绪归位。事到临头却又站到了老佛爷一边。立功的岑春煊旧账一笔勾销,接替毓贤出任山西巡抚。

不久,德、法两军攻占进入山西的娘子关等五个哨所(其中有四个守军不战而逃),岑春煊连忙致电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请他作为教会代表入晋谈判。因为山西省内的洋人都被毓贤杀光了,想找谈判代表都找不着。李提摩太并不专注于在农民中活动,他和中国官场普遍交好。在中华内地会医生爱德华兹帮助下,入晋后他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157名外国人在山西死亡,另有381名中国新教徒遇害。我们不能过分谴责李提摩太,他的调查报告都是有名有姓,查有实证的人,因此涉及中国人时人数很少。几个新教团体表示:愿意放弃一切可能放弃的赔偿。因此李提摩太与岑春煊搭成一项赔偿协议,主要内容包括:

在拳乱中被毁的五个新教团体的资产,包括教产、医院、学校、私人财产,悉数放弃赔偿。

不追查杀凶手。

山西省赔偿白银50万两,全款用于建立一个促进本省民智的新式学堂。(即后来山西大学,最早的五所国立大学之一。)

任何人非经李提摩太本人查实,不得索赔。

为此,山西士绅们想送一顶万民伞给李提摩太的助手——赔偿协定的主要制定人,中华内地会传教士爱德华兹。爱德华兹认为50万两的赔款是合适的,虽然乱事之后满目疮痍,不忍心再让山西人民承受负担,但先前每年用于求雨的费用都比这高。爱德华兹谢绝了万民伞,建议士绅和官员们捐资重建在拳乱中被毁的医院。岑春煊当场带头捐款,当晚便收获2000多两的捐献。

李提摩太因此获赐一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非王室外国人能获得的最高荣誉),世袭三代。而爱德华兹则谢绝了一切荣誉,重回山西农民中行医。

在天主教的调查报告中称,共有超过8000天主教徒死于拳乱,他们房屋被烧毁,财产被抢劫一空,妇孺被变卖。罗马天主教会要求每位死难者按1000吊铜钱赔偿,索赔总额1000万两白银,用于抚恤死难者家庭。并要求山西当局拨划产业,作为被毁教产的赔偿。但最后的协议中,每位死难者仅获得赔偿46吊铜钱。

李提摩太的赔偿协议等于将拳乱中死难的华人新教徒和与之有牵连的人们,全部出卖。尽管他挂名山西大学堂总理,按规定留驻太原十年,调查受难者及赔偿事宜。但他很快因年高而不得不放弃久驻山西,善后索赔和调查从此不了了之。

据中华内地会戴德生牧师的估计,山西内地会在拳乱期间有15000-20000人遇害。虽然我们无力查实,出于对戴德生在中国服务四十年之德望的服膺,笔者愿意相信戴师所言。再加上另外四个新教团体,那么估计这场动乱中有5-10万人失去生命和财产,并非夸大之词。如果再加上被无辜扣上“二毛子”帽子的人,土匪烧杀中遇难者,以及动乱之后接踵而来的贫困和饥荒的话,这一数字显然过于保守。

义合拳给中国带来的灾难用言语描述。只需一个虚无的口号,便可以掩盖一切罪恶,泯灭人性中一切美好,且无需付出任何代价。它为中国二十世纪的命运蒙上了深重的阴霾,灾难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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