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前面的小文章里说，习近平的经济思想可以说是新时代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却不能说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对于这个看法，许多朋友可能很难接受，因为几十年来，由于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在人们的观念里，资本主义似乎等同于洪水猛兽，深恶痛绝，避之唯恐不及。经过文化大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更成为不可逾越的禁区。八十年代初期，有的理论工作者认为改革开放实际上是要“补上资本主义的课”。这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比较含蓄的说法，却受到高层的严厉批评。
历史走着过于曲折的道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天怨人怒，社会濒临崩溃，共产党和人民大众在经过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思想解放运动之后，有了深刻的反思与觉醒，才提出改革开放。所以，改革开放就其社会历史意义来说，就是要革除毛泽东时代的独裁专制统治制度，摆脱封建专制主义。为此，最佳的选择，经济上是资本主义，政治上是民主主义。如果当时的执政者能够听取“补上资本主义的课”之呼声，围绕这个问题展开认真的探讨辩论，也许会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偏见，使改革开放走上理论和实践相一致的轨道。可惜，这个可能性却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强大压力之下被扼杀了。
但是，资本主义虽然在理论上已被禁绝，实践中却以不可抗拒的气势迅猛发展。包产到户的自发推广，乡镇企业的遍地开花，港台和国外资本的纷纷涌入，民营经济的悄然勃兴，都把中国社会推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带来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而在理论思想界对资本主义仍然讳莫如深，把它说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如此脱节，使反对改革开放的社会势力有机可乘。他们在胡耀邦被迫辞职后掀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高潮，在苏联东欧剧变后又发动反和平演变的逆流。两次运动都把改革开放指斥为“资本主义复辟”、“走资本主义道路”。面对反改革的狂风逆浪，本可放开舆论，通过广泛深入的大讨论，使共产党员和广大民众理解，只有经过资本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的真理，使改革名正言顺地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但邓小平却以“不争论”来搪塞，以此掩护假冒伪劣的社会主义，使改革开放始终处于理论和实践相脱节的扭曲状态。
对毛左派的“资本主义复辟”和“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个评语略加分析是颇有兴味的。把改革开放说成是“资本主义复辟”，是那两次反改革高潮的主要口号，也是九十年代几份左派万言书的主旨。它反映了这些毛左派的无知与偏见。“复辟”一词里的“辟”，指的是君主，“复辟”是指失去权位的君主恢复他原有的地位和权力，借用为形容已被推翻的旧势力重新获得原有的权势。例如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恢复了封建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就可以说是封建专制主义复辟。而资本主义在中国从未占有统治地位，怎么有可能“复辟”呢？说它“复兴”、“复活”都还可以，却不能说它“复辟”。至于说改革开放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倒是歪打正着。中国应该走的就是资本主义道路。你们不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吗？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首先就要坚持资本主义道路。因为只有经过资本主义道路，才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道理。可惜，无论是当权的改革派和他们的御用文人，还是反改革的毛左派，都有意无意地漠视甚至抛弃这个真理。他们宁可牢牢坚持假冒伪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却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活、复兴。
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指的是一种经济形态，它的特点是：投资者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雇佣劳动者进行生产，产品投入市场，最后获取利润。在这些特点里，资本是基础，雇佣劳动进行生产是实际内容和表现形式，市场是取得利润的途径，利润是目的。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它带有与生俱来的两面性，消极的一面是剥削性自利性，它为剥削利润而生，赖剥削利润而发展；积极的一面是社会性进步性，它为适应社会进步而存在，为满足社会需要而发展。随着它的发展，它的社会性进步性不断增强，剥削性自利性则不断减弱，从而推动社会不断进步。这是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和自行扬弃的必然趋势。明智的领导者掌握这个特点，就可以因势利导，发扬它有利于社会进步的积极一面，抑制它的不利于社会进步的消极一面，促进它的发展。现当代的世界，无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正在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所有政府、政党采取的各种方针政策，归根到底，都是围绕这个中心而制定的。
资本主义更具历史意义的产生与发展，还在于它是反封建反专制的强大武器。它只有挣脱封建专制主义的束缚，才能存在并得以发展，它因此也就成了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在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在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领域推进自由民主，是任何国家走向繁荣昌盛和社会进步所必须经历的历史阶段。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将为社会主义提供产生的条件。没有资本主义扫除封建专制主义的社会积垢，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出现的。这个理论特点，对于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和未来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的国民经济中，除了像华为、联想等极少数由多数职工持股因而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外，绝大多数企业，可以说，99%以上都是符合上述特点的资本主义企业，包括三种类型：一是由私人或家族投资的私人资本主义，即原始资本主义；二是已经吸收社会资本、实现股份制或由社会集资创办的社会资本主义；这两类资本主义，可以并称为市场资本主义；第三类是官办的企业，它们垄断资源，垄断市场，垄断价格，内无利润动机，外无竞争压力，游离于市场经济内外，是资本主义经济中最落后的形式，被称为垄断资本主义，也叫国家资本主义，还因为此类企业大都为权贵资产阶级所掌握，又被称为权贵资本主义。党和政府多年来所采取的经济改革措施，虽然名义上打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号，但客观上都可以说是为了改善这三类资本主义的发展条件而采取的；改革和反改革的斗争，往往体现为推进还是抵制旨在改善资本主义发展条件的政策措施。最典型的就是胡温时代发布的两个“36条”和贯彻中的“玻璃门”、“旋转门”等现象。
十八大以来的各项改革措施，就其实质来说，一方面是解除对市场资本主义的束缚，为它们创造在自由竞争中健康发展的条件；另一方面，削弱国家资本主义的垄断性，加强它的社会性，使它逐步融入市场经济。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改革，处置“僵尸企业”，化解过剩产能等，针对的主要是属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国有企业。这就说明，被鼓吹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国有经济，是我国当前经济版图中最为落后的一部分，因而最需要大力改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为了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必须做好8项工作，第一项就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没有道理的。第二项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重点也是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其次才是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其他6项，包括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全面开放、改善民生、住房制度、生态文明等，则是改善这三类资本主义发展条件的配套措施。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到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规划，都应该放在促进并改善中国资本主义的健康发展这个理论框架里，才能得到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理解。
由此可见，习近平的经济思想的理论内涵，只有建立在确认中国资本主义这个基础上，才能使理论和实践趋于一致，名正言顺地指导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几十年来，人们长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主体”、“国营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等等假冒伪劣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灌输，对资本主义充满偏见。在进入经济发展的新时代的岁月里，对于这个有关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根本的理论和实践，应该彻底厘清，并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为了把社会发展引上同世界发展潮流相一致的轨道上，我们必须扭转对资本主义的错误认识，抛弃假冒伪劣的社会主义，理解当代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发展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理直气壮地承认资本主义为当代中国所必需，弘扬它的积极性，化解它的消极性，把国家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放在符合于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
这是一个老人基于毕生的学习与反思所获得的感悟，切望朝野各界深长思之。
2017年12月30日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25/2018